未来15年中国城市化将发生八个转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及其研究团队发布了《2035城市发展新格局》。报告指出2017年＂十九大＂后，我国城市化进入都市圈时代，＂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未来15年,我国城市化将发生八个转变：
　　一、从＂限制大城市＂到＂发展都市圈＂。
　　随着世界经济的转型，产业集聚度在上升，巨型企业在崛起。更适合新兴产业、巨型企业的空间载体是能够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大城市。我国的城市化政策导向也逐步转向发展＂都市圈＂。
　　二、从＂遍地开花＂到＂顺势而为＂。
　　先建城再吸引人口＂造城＂运动违背经济规律，大量的新城和产业园区并不能吸引足够多的人口和产业。未来的城市化将主要在城市群地区进行，尽量避免＂遍地开花＂；资源枯竭、过度依赖外需、产能严重过剩的城市会逐渐收缩。
　　三、从＂同质化竞争＂到＂差异化竞合＂。
　　在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和官员晋升激励体制影响下，我国许多城市同质化现象严重，产业无法形成互补，部分城市过度工业化。未来我国的城市应该采取差异化竞合策略，都市圈周边城市要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布局，实现产业合作，从＂单打独斗＂转为＂紧密联系＂。
　　四、从＂资源错配＂到＂集聚中走向平衡＂。
　　2003年后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平衡政策，包括建设用地偏向中西部的土地政策。然而在人口向沿海迁移的背景下，此类政策造成了土地资源的错配——人口流出地的土地供应持续高于人口流入地。户籍制度则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将推动我国人口与土地资源在集聚中逐步实现均衡。
　　五、从＂低密度扩张＂到＂集约发展＂。
　　城市的根本特征就是＂高密度＂，造成＂大城市病＂的一个原因不是密度过高，而是密度不够。北京都市圈的面积是东京都市圈（以下简称东京）的1.2倍，常住人口为约为东京的60%，GDP只有东京的三成，能耗却是东京的7.4倍，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为东京的4.7倍。限制城市的密度反而会阻碍城市的发展，导致物价上涨、总体环境恶化、阶级分化。
　　六、从＂堵＂到＂疏＂。
　　造成我国大城市＂大城市病＂的另一个原因不是人口过多，而是城市功能过多和资源分配不平衡。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下，资源往往按城市的行政级别分配，这导致资源过度向高行政级别城市集中，进而人口会不断向这些城市集聚，引发＂大城市病＂。要解决＂大城市病＂就需要向都市圈疏解非核心功能，更合理地分配资源。
　　七、从＂以乡补城＂到＂以城带乡＂。
　　建国后的60年间，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非农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为城镇化提供土地三种方式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至少17.3万亿元。这种＂以乡补城＂的做法牺牲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城乡间的严重对立。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增强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改变城乡的二元对立。
　　八、从＂乡城流动＂到＂城城流动＂。
　　在流动人口中，＂城城流动＂比例从2010年的21%上升到2015年的38%，乡城流动从63%下降到49%。随着农村向城市提供人口的速度变慢，城市间将展开存量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