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过三代？经济学家揭秘父母的阶层可以遗传给子女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留下的半句话。
　　中国人很注重家族传承，但正所谓一代创业难，二代守业难。
　　到了第三代，很多人从小生活在蜜罐子中，根本体会不到社会的艰辛、人世的真相，也不知道挣钱到底有多困难。
　　甚至都没学会如何去利用和管理自己手中的事业和财富。
　　因此才有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哪怕守了几代业，也难免有家道中落的一天。
　　无独有偶，西方也有类似的谚语，但抬杠似乎永远是隐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本性，就有这样一个人不服气这种说法。
　　姓氏和社会流动度
　　葛瑞里·克拉克教授，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经济史学家。
　　在研究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国家财富的＂隐秘＂时，他发现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
　　如果放眼身边，的确能见证到许多家族社会地位变动的真实案例；
　　可如果放眼于整个历史，那些曾经的名门大族虽然很多都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的后人却总能在历史上一鸣惊人。
　　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比如：
　　1839年，达尔文结婚了。
　　作为进化论奠基人、信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著名生物学家，不知道他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后代会如何发展、＂进化＂。
　　但一项追踪数据告诉我们，即使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达尔文的的二十七个玄孙中，仍有：
　　6个大学教授，4个作家，1个画家，3个医生，1个著名环保人士，以及1个电影导演。
　　在结合了更多研究数据后，克拉克下了一个初步结论：
　　社会地位的流动是缓慢的，出身于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孙有非常大的可能继续保持家族地位，＂照常升起、照样繁荣＂。
　　而一般人所观察到的起起落落都太短了，往往发生在一、二代之间，不足以反映长时间的规律或特征。
　　而且通常情况下，我们经常把＂财富＂和＂教育＂当作单一的标准看待社会地位，然而并非如此。
　　用克拉克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型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其＂基因型社会地位＂，这个是隐性的、潜藏的，不容易被人看到的根本社会地位。
　　这就好比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这种深层潜藏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受教育水平？
　　这些隐藏的＂基因型社会地位＂才是更值得探讨的。
　　在＂基因型社会地位＂中，智商和基因遗传不在探讨范围之内，而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形成的家庭环境、文化环境。
　　这种传承到底有多牢固呢？经过数十年的追求研究后，克拉克将答案用数值呈现了出来。
　　算法晦涩，数据冗长，难以尽表，因此优宝也只好浅言即止，直接上结果。
　　感兴趣的话不妨看看原著：
　　《The Son Also Rises》（副标题：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代际关联度和代表率
　　克拉克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名词—— 代际关联度 （intergenerationcorrelation） ，这是目前国际上公认测量阶级是否固化的标准。
　　假设最高值为1，也就是说社会已经100%固化，没有任何上升通道，完全世袭；最低值为0，既孩子的成就与原生家庭没有任何关联度。
　　那么通过这个关联度就可以算出，一个精英家庭，到底富不过几代？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算法，在中国，克拉克追踪了江浙沪地区的名门氏族，去统计过去200年间精英的保有率。
　　比如江南地区有3个有名的氏族：宁波范氏，海宁查氏，常熟翁氏。
　　1871-1949年的举人中，三大氏族保有率在0.78-0.81；
　　1930-1990年的名人中，三大氏族的保有率是0.74；
　　1952-2010年的南京大学的学生里，三大氏族的保有率是0.66。
　　其中大多数人比较熟悉应该就是海宁查氏。
　　往上追溯，海宁查氏不仅在明清两代出了许多进士，其中还有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
　　其文士传统也一直延续到近代文坛的两大人物：金庸（查良镛）和穆旦（查良铮）。
　　克拉克又先后研究了瑞典，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印度，智利，发现精英的代际关联度在0.75-0.85之间。
　　最低的是中国0.75左右，最高的是印度0.85左右。
　　那么，这些家族诞生的精英和普通人家又有多大差别呢？
　　克拉克采用了另一个维度去追踪—— 代表率 （represention ratio） 。
　　假设一个国家有10亿人，其中科学家有100万，那就是0.1%。
　　如果这些科学家都出自某个姓氏，而这个姓氏有1亿人，这个家族就占了1%。
　　那么这个家族相对于国家，产出科学家的概率就是10倍，代表率就是10。
　　在克拉克那个年代，中国占比最多的三大姓为张、王、李，加起来有3亿人左右，占人口的21%以上。
　　因此他便将这三个姓作为中国普通人的代表样本，然后把其他姓与之进行对比，来看看精英的代表率各是多少。
　　江南自古出进士，是教育高地，3大高知姓氏为：钱、顾、沈，因此他仍从这里进行对比，结果依然惊人：
　　1820-1905年间的进士，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9，张王李三大姓是4；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官员里，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5，张王李三大姓是2；
　　2002年的大集团董事中，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4，张王李三大姓是2；
　　2010年的政府官员里，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3，张王李三大姓是1.5。
　　2012年的高校老师中，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4，张王李三大姓是2；
　　这个数据也会跟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有关，基尼系数越大，代际关联度与代表率也就越大。
　　遗憾的是，克拉克能找到精英家族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只能占总人口的0.5%-8%。
　　因此他也一再强调，他做研究的目的无意于讨论＂真假＂、＂对错＂，在历史研究中没有＂绝对的真实＂.
　　数据反应的是一种＂相对＂，毕竟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经常有一种被＂数据＂平均的错觉（知乎人均收入百万）。
　　他想要探讨的是，社会地位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这对普通人更具借鉴意义。
　　家族的文化遗产
　　实际上，我们通过上面的很多案例都可以发现，每一个传承深远的家族背后，依靠的都是亘古不变的家风。
　　这让家族即便落幕，后人出生于穷苦人家，但他仍有很大可能出人头地，再度光耀门楣。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一桩往事：
　　他的祖上便是无锡赫赫有名的许氏，然而在他高中那年，正值解放前夕，时局异常动荡。
　　他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
　　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于是便举家投奔了远在台湾的姐姐。
　　但那时很多人都有着一样的想法，这让原本只有360万人的岛屿，一下增加了150万人。
　　初到台湾，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前10年基本都是饿着肚子。
　　可他每个月依然能领到宗族分发的五块钱＂膏火费＂，也就是读书时要用到的蜡烛、灯油钱。
　　旧时代的家族都会有＂族田＂、＂族学＂等教育资源，但比起这些，家族或家庭中隐形的＂文化遗产＂才是更为关键的传承。
　　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是＂富不过三代＂，却从没人提出过＂文不过三代＂。
　　而父母之所以被称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根源便来自于此。
　　家庭教育，源远流长。
　　优家教育创始人吴臻老师 曾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男孩来自菲律宾人口最少最贫穷的民族——阿埃塔族，因为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种族差异，男孩总要接受别人异样的目光。
　　他很不理解，也很不甘心， 直到妈妈的话彻底点醒了他。
　　这个男孩，名叫诺曼金恩。
　　一个家族的传承，非大张旗鼓之基业，非三拜九叩之祖训，恰如于无声之处响惊雷，顿悟于顷刻之间，而后润泽心田。
　　这便是父母带给子女的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家风。
　　愿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