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半个世纪论，中国若想在科技领域超过美国，先从这两方面做起

　　文/好人长安君
　　这篇文章的探讨基于以下逻辑基础：
　　在未来半个世纪或整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内，如果不发生全球性战争，那么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会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旋律，同时也将深刻影响两国在经济、金融、军事等多个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因此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等领域施加影响。
　　鉴于中美科技竞争结果的重要性，鉴于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制度差异所形成的在全球政策上的差异性，中国需要极力赢得中美科技竞争中不低于美国的话语权和技术实力，从而获得至少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国际地位。
　　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中美未来的竞争格局主要围绕半导体技术、能源及动力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三个领域展开（原因及具体涉及技术将在下篇说明 ）。
　　首先声明，标题所说的短期不是指三五年，而是至少15年，中期的时间尺度在30年以上，而远期则最少为50年，甚至100年。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行为近似于＂夏虫语冰＂——你都活不到100岁，说那么远的事情有何意义？我不敢说一定有意义，但我私以为所有基于理性的探讨，都有助于我们在接下来注定漫长的中美竞争格局中，持有更加坚定也更为清醒的立场与态度。
　　今天这一篇，主要讲述如何从制度建设、资本资源引导两个方面来推动以上三个目标的实现。
　　中国科研体系核心领导单位——中科院
　　第一：科技创新体制建设是一个需要持续优化的工作，而目前的制度已经落后于发展现状
　　先说点虚的、观念上的东西。
　　我们的文化属性里有＂守旧＂的传统，所谓祖宗家法不可弃。这种传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华民族得以传承至今的理由之一，但用现代的说法来论，这种想法其实属于严重的＂路径依赖＂。
　　有人说但它有用啊，其实不然。它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有用，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环境一直稳定，所以很多东西才能传承两千年一直到近代。而当一个用科技创新来武装自己的新的文明出现在东方世界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遭遇了一场百年动荡，差点＂国将不国＂。
　　所以我想说，想要依靠科技创新来真正改变中国的处境，想把这个东西也融合（博采众长、使之中国化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一，这个一定要继承下去）进我们的基因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在观念上突破＂守旧＂这个传统，非但不能搞＂路径依赖＂，更应该＂勤于更新＂。
　　因为科技创新体制所服务的对象是不断在更新的知识、不断流动的人才和不断变化的市场，它需要前瞻性、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说这么多，除了说明它是一项需要持续优化的工作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前的科技创新体制是有点落后于发展现状的，我认为有必要简单说说，以示警醒。
　　中科院首任院长郭沫若，中国现行科研体制框架的首倡者之一
　　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具有代表性的是基本框架设置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科研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理解为＂一核多翼＂，就是以中科院研究院所系统为核心，高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商业研究机构等作为辅助的一个系统。
　　这个体系曾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制度改革，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二次则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从整个科技创新体制建设角度来看，科研体系的变动较小，改革阻力比较大，这里边有历史原因存在；除此之外变化较大的是高等教育领域相关体制制度的完善，但也存在过于被动、官僚作风严重的问题；此外为了适应产业发展，还成立了工信部——我认为这是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最大的创举之一。
　　总的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体制就是＂政府主导，中科院牵头，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配合＂这样一个基本框架。在建国之后的很多年来，这个体制对于推动我国在科技领域从0到1，再到60甚至80，都发挥出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两弹一星的研发推动，重大国防项目的科技攻关等。但它产生的问题也很多，造成了人力资源冗余、效率低下以及整个体制内弥漫的官僚作风，还有人才评价体制的失效 。
　　更重要的是，这个体制对于现在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现状能起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小。
　　我们就拿半导体技术来说，它是一个需要众多工业细分领域参与、多学科科学技术人才介入的产业，同时它也非常需要企业作为创新一方的主体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这种应用性非常强的领域中，企业和技术研发机构更应该成为领导这种大型系统攻关的核心，而不是中科院或者其他科学研究机构。
　　但我们现行的科技创新体制缺乏灵活性，过于僵化，中科院体系并无法很好地配合高校、企业这些实现技术应用的科研主体去完成技术攻关，或者即使配合，效率也很低——这就是科技创新体制出现了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实现以上三大目标，尤其是第一个目标，那么就要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去提升企业、高校的研发机构在整个体制中的地位，或者建立起能够适应这种特殊情况的灵活机制，给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领导项目创立条件。
　　唯有如此，整个科技创新的氛围才会更具有活力，企业对于科技创新的参与度会更高，高校也会对科技创新更主动地贡献力量。而且这也将影响我国的人才评价制度，纠正当下＂唯职位论＂或者＂唯论文论＂这类单一且僵化的制度，让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用真正的成果证实自己，并获得整个体制的推荐。
　　除此之外，更应该在前瞻性上有一定思考，科技创新体制也有＂面向未来进行技术突破和储备＂的任务。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将科学技术与＂创新和产业化＂分隔开来，做出侧重点不同的规划，在科学技术领域集中力量做好理论研究，与实验室环境下的技术突破；而＂创新和产业化＂则致力于将科学技术成果进行市场化和产业化。
　　总之，当下的科技创新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甚至要重新进行框架层面的探讨——是否仍以中科院作为中心，以及在保留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是否建立更为灵活、专业、精细的制度来确保科研资源的价值最大化。
　　它将决定着我国在接下来与美国进行科技竞争中的基础是否牢靠，决定着它能否准确引导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所培养出的科研人才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我们的创新效率，科技企业规模的壮大……
　　总之兹事体大。
　　美国原子弹试验
　　第二：发展科技，钱和人一个都不能少
　　从应用的角度看，科技发展要么服从于国家的战略需要，比如说国防科技；要么服从于市场需要，比如说民用技术。但无论发展哪种科技，钱和人都是必不可缺的——也就是资本和资源的引导问题。
　　在这方面目前来说做最好的是美国。
　　二战之前或者说一战之前，美国的整个社会体制可能更倾向于服从市场需要，在资本资源的引导方向侧重于推动工业制造能力的升级，发展自己的民生经济，这个倾向性的成果就是一战前美国的技术创新，包括电话、电灯、发电机的发明和普及，汽车的大流行，商业上的繁荣等等。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美国感受到战争的氛围弥漫在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美国的引导机制出现一个细微的转变，它不再单纯将资本资源推向民用科技领域，而是开始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要，推进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推进前沿武器的研发。这个倾向性的成果就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工业流水线，大量的航母、飞机，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终结性武器原子弹。
　　与此同时，美国对资本资源的引导也并非一味地推向战略需要领域，它也兼顾市场经济领域，这就是它能在二战后引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原因。
　　而跟它作为对比，苏联的科技发展几乎全都服从于战略需要，资本和资源也大量进入相关的部门，这种失衡导致了社会层面的科技氛围变得冷淡，国民经济的活跃性也因此受到很大的破坏。我认为这也是美苏争霸在科技层面苏联后期迅速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在西方阵营国家中，德国、日本等国家在科技发展的应用方向选择上，也很好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只不过相比于美国，因为历史、政治原因对国防科技的发展存在障碍，更倾向于服务市场需要。
　　更极端的是韩国，它在科技发展的选择上，几乎完全服从于市场需要，建立起严重依赖全球化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它的资本和资源也大多操控于财阀之手。
　　对于新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走的是跟苏联类似的模式，资本资源大量投向国家战略项目，对于市场领域缺乏支持。这导致了我国在经济层面上陷入很大困境。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转变这种思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际上就伴随着资本和资源引导方向的转变。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经济对于这股力量的吸引显而易见，科技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在这个时期也远超对于战略需要的重要性。
　　这种科技侧重方向的微变让资本和资源得到了更合理的配置，尤其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可以壮大资本和资源的规模，反过来加强国家战略、市场经济两个方向的科技发展。
　　我国的资本主要分为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从体量来说，国有资本远胜于民营资本；而从各自在经济体担任的职责来看，国有资本主要任务其实是保障经济体的稳定运行，向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投资，承担战略任务，而民营资本去提升市场经济的上限，推进科技创新，让整个经济体更有活力。
　　按照以前的思路，在科技发展上，绝大部分国有资本和资源（主要指人才）持续投入到国家关键性行业的科研上，比如说高铁、超高压等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大型水利工程的实施等等。而民营资本和资源则专注于市场经济，搞好技术应用的创新工作。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智能硬件的迭代和扩展，中国民营企业搞起来的通信技术和先进半导体技术，它也从之前的纯民用领域变成国家战略性关键领域。
　　但在之前，对这些东西的相关研发工作都是国有资本和资源来展开工作，这就产生了一个错位——民营性质的科技公司在承担本不该由它承担的技术攻关工作，而国有性质的研究机构得到了大量的资本资源，却并没有完成它本该完成的技术研发工作。
　　所以我认为需要做一个改变，那就是给华为、比亚迪等技术研发型企业创立一种特殊的工作机制，可以在某些国家和企业都非常需要的技术领域组织国有资本资源的介入，进行专项技术攻关，并且工作的决策权交给企业。
　　写在最后
　　以上两条是大方向上的一些想法，放在执行层面，第二条比第一条更轻松，但是第一条就像我在那段话最后写的一样，兹事体大。某种程度上来讲，科技创新体制的完美与否、与时俱进与否都决定着我国科技发展的动力、活力和潜力。
　　这听起来像套话，但请细品品。
　　相比于欧美，我们在这三大目标的实现上当然也存在巨大的优势——体制优势 ，这里说的并非科技创新体制。所以虽然有缺陷有不足，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但我知道那都是时间问题。我们的科技发展上的对手从新中国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只会是自己。
　　此外，科技目标的突破与否与经济实力能否超过美国并无必然联系，也许我们在半导体领域没能达成目标，但经济实力却超过了美国，这并非不可能发生。
　　但我想说那并不值得我们骄傲，因为经济实力不代表综合国力，美国在军事、金融、科技、航空航天、高能物理、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都具备超强实力，这些领域的实力或许在GDP总量上的表现上不如中国的这个数据，但是我们必然要清醒地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我们要追逐的目标也从来不是超过美国，不是经济上或者哪个领域上压过它，而是尝试着突破地面的封锁，让人类的科技树伸向太空。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