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年度新人奖的获奖感言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接受华语文学奖的年度新人奖，这是我的荣幸，也是对我写作的一个很大的鼓励。首先，我要谢谢华语文学奖的组委会，所有的评委老师，和一直以来帮助我的各位师长和前辈。我从十六七岁开始写小说，写到现在获得了这个新人奖，这可能正说明了我在文学上的晚熟及木讷——而我也一直认为，正是晚熟和木讷使我成为了现在这样的作家;同时，这个新人奖更是一种鼓励，鼓励我继续保持一种新鲜的探索态度，用一个学徒的心情去写作。
　　我去年写的小说《段逸兴的一家》(单行本名为《我们家》)正是我的一次新鲜探索，同时，也是我虚构的川西小镇＂平乐镇＂故事的一部分。《段逸兴的一家》写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的故事，他是小说叙事者段逸兴的＂爸爸＂，而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讲讲我和我爸爸的故事。
　　我爸爸下个月就过五十九岁生日了，以前，他也年轻消瘦过，现在却成了个声如洪钟，腰如铁桶的胖子。在我家郫县郫筒镇，我们全家人都是文学青年，个个都要时时关心我的创作：我爷爷常常教育我要写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东西;奶奶则喜欢强调文学一定要反映‘真善美’;而我爸爸说：＂用对‘的地得’，少打错别字。＂——算起来已经有将近十五年了，以前，爸爸总帮我把周记本上的作文输到电脑里面，后来，他又把我的文章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用红笔改错别字——他当＂戴月行他爸＂当了整整二十八年，就算当＂颜歌他爸＂也有十年了，改错别字的确很有一套。
　　写《段逸兴的一家》是在美国，整个过程我都是偷偷摸摸的，爸爸几次在电话里问我新小说写得怎么样，还让我发给他看看，我都搪塞了过去—— 可是，还是被他看到了故事的第一章。于是他给我来了一封长信，先拉拉杂杂说了一些家里的事，说他种在阳台上的冬瓜都长大了，最后说：＂你那小说我看了，你现在怎么写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你应该把里面的性描写都删掉。＂——这是很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对我的小说提出错别字以外的意见。
　　实际上，我不得不承认，没有爸爸我就没法写平乐镇。我总爱打电话给他，问一些荒谬的问题，比如：油菜花三月份开了吗?九几年你们抽的都是什么烟?等等。爸爸就总是叹气，说我作为作家太缺乏常识了，太不扎实了—— 可他有所不知，不论我在多远的地方，过了多久，仅仅听到他的声音，我们镇上的人人事事就会立刻重新浮现。
　　多年以来，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总是我的第一位读者。于是，我常常都在写小说的时候想起他，想着他读这篇小说时可能的反应——《段逸兴的一家》是我第一次没有这么做的作品，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不得不背叛了他，彻底忽略了他作为父亲的感受——作为小说家，我的叛逆期其实已经来得太晚了一点。
　　我给爸爸回了一封信，想要给他解释我写这个小说的原因。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和虚构者的我，是作为一个中立的简写的＂人＂而存在的事实。作为小说家的我不是女人，不是少年，不是女性的，不是年幼的，不是高雅美好的＂，不是低俗卑劣的，当然，也不是家族的女儿。
　　作为小说家，我在美国写完了《段逸兴的一家》，而作为女儿，我设想着爸爸最终看到整部作品的样子，难免忐忑不安。回国前，小说全文在《收获》上发表了，我不敢问爸爸有没有买到杂志，有没有看，下了飞机，怀着愧疚，我在免税店给他买了两条烟。
　　站在出口外面等我的爸爸倒是脸色如常，胖乎乎地戴着眼镜。我们到了家，吃了饭，坐在沙发上喝茶，他忽然说：＂你那小说我看了。＂
　　出乎我的意料，他抽着烟说小说写得还凑合，就是有几个不恰当的方言用法。爸爸又开始改错别字了，我赶紧让他把错的地方标出来告诉我。之后，他还带我去看了他的菜园，摘了青菜帮子煮白水菜，好像之前的不愉快都过去了。国庆后我回家去，他居然高高兴兴地告诉我有人叫他＂胜强＂——＂胜强＂是《段逸兴的一家》主角的名字——我吓了一跳，他还是笑嘻嘻的，说：＂薛胜强这人有点意思埃＂
　　就这样，我和爸爸奇迹般地和好如初，甚至比之前的二十几年更加和睦了。
　　得知小说获奖的消息，我自然立刻打电话告诉了爸爸。我特意叫他说：＂胜强，我得了一个奖。＂他却心不在焉，说：＂是吗?我在打麻将，打完再打给你。＂
　　初中时候，爸爸把我写在周记本上的作文整理出来，投给不同的杂志社;大学时，他几十本几十本地买我出版的小说，把它们当作我们戴家的土特产送人;他喝酒了就走在我们郫县的马路上，张嘴就唱《三套车》;大热天里摸着自己的肚皮，背几首诗词再吃一口西瓜;正是这样的爸爸，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我认识的活得最有劲的人——正是因为他，我才决定要写我的家乡郫县郫筒镇，写虚构的小镇＂平乐＂，写他这样一个喷嚏打穿东街的胖子，写故事里的豆瓣厂厂长薛胜强和他的父老乡亲。
　　以前爷爷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跟他去竹林茶馆吃茶，一个院坝里坐着的都是我们老南街的街坊邻居，他们听说我是个作家，就都抢着要把自己的事儿讲给我听。爷爷就说了：＂总有一天，你要写写我们镇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