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民俗现象

　　＂文革＂十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的时期。简单说来，＂文革＂的发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某些因素逐渐累积的结果；同时，＂文革＂的遗产，至今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响的存在。这便是研究＂文革＂的意义所在。
　　已有的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历史学的，一是政治学的.历史学主要以揭示当时的历史真相为目标,政治学则主要以权力的观点为特征。但是,新的例如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或许也是必要的。因为,不能说＂文革＂十年，中国人的民俗生活完全中断了,＂文革＂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例如，女性择偶以工人和军人为理想等；而且，那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文化创造，例如，＂革命谣谚＂，知青歌曲和各种讽喻作品等。十年间的民俗文化固然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人们用以破坏基层民俗文化的工具与武器,仍是民俗层面的＂文化＂。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把＂文革＂只理解为决策层权力斗争的政治学观点,常常有可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文革＂历时十年,十亿多中国人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场运动从一切方面看来,都是＂中国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转换一个民俗学的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接近构成＂文革＂土壤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反映于民俗文化之中的中国国民性。
　　偶像崇拜
　　通常，＂文革＂可被理解为现代中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文革＂中，人们确实是把毛泽东视为神的，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和绝对不可怀疑的。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还具备了偶像与一神崇拜的属性。
　　毛泽东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在几乎所有的机关礼堂或会议室里，无一例外的布置着毛泽东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并庄严地与人们一起，参与人们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在各种礼仪中接受人们的顶膜礼拜。与运动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动员，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小型的毛泽东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请进了每个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圣空间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那些位置是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各种神明所占据的；通常的情形是将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会议室或礼堂里的毛泽东塑像为核心，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礼仪空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礼拜和表敬仪式，如高唱颂歌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尤其极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带有毛泽东的像章，各种质料和各种型制的毛泽东像章，据说有几千种之多，从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据说，由于制造毛泽东像章，消耗了过多的铝，以致于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制造飞机。有些人甚至还把毛泽东像章，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体上。
　　＂忠字舞＂是当时流行的集体向毛泽东表忠的一种群众舞蹈。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绕成象征红心的圆圈，然后，一起边歌边舞，做出许多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有过不会跳＂忠字舞＂ 者，不得上火车的事。
　　毛泽东的画像与照片，日复一日的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即使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农户和山民家的墙壁上，也喷漆涂有毛泽东的像。一方面是绝对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禁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若有毁坏或污损毛泽东像的行为或事情，当事人就可能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故居，他生活过的一切地方，都被当成了＂圣地＂；他的一切阅历都成了＂圣迹＂；他的著作成了圣经；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的＂圣旨＂。人们不厌其烦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泽东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决心，除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盛行一时的以＂最，最，最＂为特点的＂致敬电＂现象之外，最典型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是指人们在每天开工，上班，就寝，甚至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红宝书＂并贴至胸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和敬意，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宗教仪式。人们在＂早请示＂之后，才能各就各位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在＂晚汇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能安然就寝。
　　这一切当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过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神秘化必然与极权化相联系。不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极端统一化，而这是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为前提的。破除对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将信仰集中并统一于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过程。
　　红色的中国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戎装并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
　　盛大的集会或游行，总是由红旗，红花，红色的绸带与彩车组成。
　　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
　　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东方红广场＂。至于地名和人名，也一时＂红＂的发热，以致于后来因为地名重复而无法投递信件，人名重复也引起了很多麻烦，到＂文革＂结束后，有许多人不得不改名。
　　与＂红＂相对的，当然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们（根正苗红），被视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间谣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不红的人，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 出身论 的冤狱，人们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通过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于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们的祖坟和株连，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民俗里，祖坟有阴佑后代的功能，挖祖坟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将对手置于非常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之中。
　　此外，让＂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也是很中国传统式的侮辱对方人格的方法。因为，示众意味着彻底摧毁对手的＂面子＂。与＂早请示，晚汇报＂不同，有＂罪＂者对毛泽东行的仪式叫做＂请罪＂，＂请罪＂通常要跪在毛泽东的画像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