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理念

　　日本文化精神从萌芽初期，首先表现出以原始万物有灵的神道思想为根基的真实的朦胧意识。所谓真实，既具有如实呈现的、写实的实，又蕴含着道德的、感情的真，是朴素的真实，原始的纯情，如童心般的境地。真实思想最早在上古无文字记载时期的言灵信仰上反映出来，从咒语、歌谣、祝词、古代神话传说这些原始的文学形式，围绕生与死的主题，表现了人的最初生活意识和最原始的愿望，再经过八世纪《古事记》《日本书纪》和最早和歌总集《万叶集》等作品的洗练，逐渐形成了真实的理念。这种重视真心和真诚的真实流贯于日本文学始终，成为日本美学思想的根底。
　　平安时期开始在真实意识中萌发哀的理念，逐渐演进为情趣化的物哀美学思想。记纪所记载的神话、歌谣所表达的对国家、民族、集团性质的真实感动，是对自然、神灵的共同感动而产生的哀，不是单纯个人的情趣，至《万叶集》后期，逐渐开始产生抒发个人情感，反映朴素的真情实意。平安时代的日记、随笔以反省自己为动因，表现自然的内观世界。紫式部以真实作为根底，深化了主体感情，创作的《源氏物语》被视作物哀文学的先驱，更新了上代的美学精神。这种物哀是心物相接受到感动后的喜怒哀乐诸相，是形式和内容浑然一体的调和，涵有现实的理想化，成为当时美学理念的主流，又超出文学领域，影响到古代日本人的精神和行为规范。如日本人对大自然的钟爱如日本文学纤细、优雅的文风。平安时代中期，源于真实的物哀美学思想的完成，代表了纯粹的日本本土精神，确立了日本文学的美的价值。
　　这种幽玄精神，与松尾芭蕉 1644-1694徘句的闲寂相通，是相似的情感象征，只是幽玄的情趣内容中有空寂一妖艳等的变化。而闲寂导出的哀婉的余情表现中蕴含着余韵细腻轻妙，是不易流行。所谓闲寂是在中世以来的幽玄基调上，融入枯淡闲寂的情趣，经由西行、慈圆、宗抵的努力，终由芭蕉完成，树立了风雅、闲寂的蕉风，进入禅寂的意境。这种情调并非流于表面，而是作者基于实际体验的内心观照，所以即使华丽、美艳的题材也能渗入，将枯淡与柔美加以调和，达到虚实相生的余韵之境。这样，平安的物哀美学在发展过程中，以真实为基础，形成哀中蕴含寂，成为空寂与闲寂的美学思想底流。
　　日本人将茶道、花道都提升到一种艺道的高度，是因为日本人不仅满足于艺术性的追求，更因为他们将艺术视作与人生不可分割之物。茶道、花道之所以重礼仪、做法，是因为从严格的型和形式中可以象征性地体现本质的东西，寻找真的生命的精神，直观性与象征性相融合。这种经型来寻找白光般的纯粹，便是种修行，是悟道之心，成为日本文学精神的重要一面。将奔放的热情与才华融入型中进行锤炼，寻找内在的生命之光。他们相信即使有时重视机智的技巧主义，最终还要归于平淡无味的境
　　近代的日本社会，引入了西方文学概念，受到西方注重文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是日本传统的审美理念依然是日本文学发展的底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便是在传承日本古典物哀的美学传统上，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影响，创造了哀怨、余情的文学，充满了轻淡的感伤和不尽的韵味。另一位诺贝尔获奖者大江健三郎，正是既汲取日本古代文学中的想象、象征、幽玄等营养，又积极吸收存在主义等西方文化，才得以构建兼具日本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世界。当代人气作家村上春树文学的基调也依然是孤独与无奈，文字独具古典韵味，轻畅又寓意颇深。如前文所示，以直观的真实为根基，心物相接时的物哀、幽玄的空寂、闲寂、重道型的精神、爱淡轻的心境等，有一条纵观日本文学的持续主线，沿着这些精神的衍变轨迹可以探寻日本文学的精神史。接卜来探究与之相对的日本国文学所隐含的民族精神。
　　隐含的民族精神原始的真实美意识的背后，是日本人敬神爱国的精神。基于日本国土建成的事实与理想，上古的人们相信神建国土、自然、人类，通过诸神的交涉，最终由天照大神统一国家，天孙降临最终现实的国土成立，神皇作为神的后裔永久地继承、建设国家。这种国家的信念、民族的自觉贯穿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祝词、宣命、《万叶集》，经由《神皇正统记》和近世的国学精神发展起来。《古事记》《日本书纪》明确编纂的方针是邦家之经纬，土化之鸿基，以及消伪定实，言意并朴，《万叶集》以天皇御制歌为开端，颂君土是神明的歌甚多。其所宣扬的是神皇意识和国家精神，其真实的价值观，更多地体现在尊皇与爱国、树立天皇和英雄的形象上，即以神皇道义为根本。天皇作为现世神，是国家最高的神格，皇室成为国家、国民的中心。这种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精神成为日本文化的根底和源泉，不仅渗透到文学中，还体现在当前的集团主义民族精神中。
　　与这种敬神爱国精神相对，武士道则是支撑武士生活的精神，并成为中世的国民理想。重精神轻肉体的思想是武士道精神的源头，对经常直面战场的武士来说，肉体生命随时可能终结，因此便要重视精神的生命。战场上肉体的痛苦是为了名声而受，值得欣慰，不能有卑怯的有损声誉之事。对声誉的珍视，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名声，而且关系到家族的声誉，以祖先的功业为荣，以忠勇为耀。进一步延伸到主从关系中，对主人极尽效忠，甘愿舍弃生命。中世的军纪物语和近世的戏曲小说中洋溢着这种对主从关系的颂歌，与敬神爱国的精神有相通之处，并曾经升华为国民道德。当义理与人J清发生冲突，常常需要牺牲人情，抑制小我，成就大我的人情。因此，虽然有理性的一面，但是不仅仅是理，而是被称为更高感情的义所统一。义理便成为表达日本道德内容最恰当的词，是舍己为家、为主、为君、为国的精神。近世一般道德场合的义理尽管有些许差异，但根本上是一致的，重精神与名声，轻肉体与物质，通过为主君效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所以为《太平记》中楠木正成的忠诚、假名手本《忠臣藏》大石良雄的精神所感动，这与读完《古事记》的感动是相通的，因为是日本民族的独特精神特质，与诸文学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日本精神和文学精神的核心。
　　忠君爱国的精神以传统的真实为根基具体呈现，与武士道的尊型重道的精神相容，表现出艺术之美。诸种审美意识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关联与渗透。单独考虑诸如淡其意义可能难以明了，但是经过物哀与幽玄再考虑真实真诚，就会发现其无限的韵味与深度。内在精神与审美意识相融合，共同贯穿整个日本文学。虽然由于具体的时代特征和生活环境，表现形式不同，但都由同一精神所统一，伴随着民族生活成长。从国土成立之初便被深刻在日本民族内心深处的纯日本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呈现，但是不变的本质贯穿在其发展历程中，多样性与统一性，变化与持续微妙并存。探究日本文学的本质，有必要意识到这种不变的民族的精神，并结合民族成长的姿态与文学的审美特征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