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情系新中国排球事业

　　周恩来情系新中国排球事业
　　周恩来在引领中国体育界改写“东亚病夫”耻辱历史、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那个年代，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起步、发展、突破，所作出的贡献是卓著的，这一点，从他呕心沥血关爱新中国排球事业即可略见一斑。周恩来多次勉励中国女排“学习日本，超过日本”，并邀请大松博文来华比赛指导，为新中国排球的起步与发展及最终突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邀请大松博文率队来访：细心观察其训练，比赛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排球运动水平处于刚起步的低水平阶段。为了提高中国排球水平，找出问题，对症下药，周恩来对日本女子排球队的快速起飞颇为关注，一直想探究其中的原因。后来他发现，日本女排成功的秘诀是教练大松博文实行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周恩来就叫秘书把大松博文所写的关于排球训练的书找来，摆在案头仔细翻阅，进行研究。
　　周恩来对大松博文从 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方法表示赞赏，说：“你的队伍最好的地方是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你创造的翻滚救球，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大松博文十分钦佩周恩来的眼力，一眼就看透了他训练方法的本质。之后，周恩来把国家体委和排球队的负责人及参加观摩训练的中国排球队员召集到一起漫谈体会。周恩来说：“人家练防守，是教练员用力向运动员扣杀。大松打出的球，力量比比赛时的强度大多了。不然，就练不出来。他这个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带着运动员一起干。教练员参加实践这条很重要。大松一个人带一个队，而我们却是一大批教练带一个队。”能为队员出难题；第三，技术不过硬。如果解决了上述三点，就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学大松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相一致的。”
　　最后，周恩来还谈到日本女排队员的身高、体形和饮食结构，说：“中国女排可以参照日本女排，研究研究营养科学问题。日本队本身条件不如我们，但训练出了高水平的队。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比她们好才行。你们个子这么高，应该像人家这样练才对。”
　　12月初，大松博文率贝冢队赴上海比赛，然后回国。贺龙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决定在上海召的邀请，大松博文前来中国指导训练中国女排。本来，大松博文对中国排球的水平是有点瞧不起的，但自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正如他后来回国著文所写的那样：“我在中国看到一种精神，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精神。这一精神除了伟大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种说法。”
　　大松博文来中国任教后，对周恩来表示：要全力以赴，把训练贝冢队的方法全部拿出来训练中国队。在中国执教期间，他除了训练国家女排外，还训练四川、山东和上海女排。
　　说着，周恩来问在一旁的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阙永伍：“你今年多大了?”
　　阙永伍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31岁。”
　　周恩来说：“大松博文已经40岁，你比大松年轻。你应该提高本领，好好干。将来你训练时，我来看。”
　　随后，周恩来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排球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日本队训练，比打比赛时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超过实战需要，比赛时就能过硬。你们的训练呢，第一，不能做到教练员参加实践；第二，不开全国训练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派人参加，并组织现场观摩大松博文训练，边观摩，边讨论，找各自的差距。这次会议提出，要整顿训练作风，反对“矫、侥”二气，要求运动员做到“三不怕”
　　(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
　　“五过硬”(思想过硬、身体过硬、技术过硬、训练过硬、比赛过硬)。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对排球，而且对整个中国体育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Ⅱ向。
　　邀请大松博文来华指导练训练中国女排
　　1965年四五月间，应周恩来是爱打扮爱美的时候，但她们在摔伤的背部和臂部绑上了厚厚的海绵，两个膝关节也套上了厚厚的护膝，变得
　　臃肿不堪。大松博文事后回忆道：“尽管变成了那样难看的姿势，但中国姑娘们用手敏捷地抹去眼泪和头上的汗水，仍然紧紧跟随我训练。她们这时已完全忘掉了自己，拼出去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庄严的悲痛。”
　　在中国，最使这位日本教练折服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日理万机，却仍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中国排球事业的发展。这个印象，他是从与周恩来的一席长谈中留下的。
　　1965年5月2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恩来坐到大松博文夫妇中间，难忘的长谈开始了。
　　周恩来兴致很高地说：“奥运会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拿冠军时的情况。你当时的心情，我是非常了解的。后来你的夫人哭了，你的两位千金也抱着尊夫人哭了。无论由谁来看，比赛以前的场上情况，都是苏联 队赢的可能性较大。可是一旦比赛开始，你的选手们是压倒的胜利。大松，我对于那些选手的力量，的确佩服。”
　　接着，周恩来面带微笑地问大松博文：“我刚才听说，大松教练有时打选手，有的时候骂，这有点问题，能不能停止呢?”
　　大松博文说：“周总理，我没有恶意，不是恨她们。我像教训自己的妹妹或孩子那样对待她们。要是说：你们都快累倒了，休息休息吧。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就会瘫下去。这，总理你是知道的。要加强意志品质，就要那样。就要刺激她们：干什么哪!别老发呆呀!再这样就给我滚回山东去!这样一骂，眼看要倒下的队员就会猛然振奋起来。不激起这样的精神，而在精疲力尽感到坚持不了的时候停止训练，到什么时候也改变不了现状。”
　　周恩来默不作声，只是很专注地望着他。
　　大松博文继续往下说：“我认为如果怜悯运动员，那训练就无法进行。骂的本身就是爱的表现。这和侮辱完全是两码事。不打屁股，就真要倒在地上不动了。这样做，总理也许想，这不是把运动员当牛马Ⅱ马?但是并非如此。狮子把幼狮顶下山谷，不正是培养幼狮爬坡的本领吗?老麻雀在小麻雀长得差不多时，为了唤起它离开巢窝的精神，也是一连数日不给吃的，这不让人认为是残酷吗?我就是抱着这种心肠训练运动员的，抱着这种父母之心对待运动员的。不管别人怎样想，怎么说，只要队员们能理解就行。”
　　周恩来耐心地说：“可是这样就不好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就提到不许打人和骂人。还有一条是不许调戏妇女。无论如何对女队员是不许打骂的。”
　　周恩来都把军队的纪律拿出来进行辩解了，但是，大松博文仍然不能接受。他说：“周总理，我是你请来当教练的。我不会侮辱交给我训练的队员的。我只是全力以赴使她们提高技术，使她们成为有坚强意志品质的队员，是为了希望中国成为排球的世界冠军。正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才做您要我别做的事情。我请总理对我所做的事不要作声。”
　　周恩来笑一笑说：“那哪行啊，我们有那样的纪律，而我请来的教练却破坏了这个纪律，我却对此保持沉默。大松，你想想，那能行吗?队员要拿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找我，怎么办呢?”
　　大松博文说：“周总理，我在您面前骂队员，您就把耳朵塞上；打队员，就请您把眼闭上；您就装没听见也没看见。”
　　周恩来换了一个坐姿说：“大松，你这话是从何讲起呢，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大松博文说：“我曾经对中国的教练和医生们讲过，妇女和男子是有区别的。体质上大有不同。男子一开始练习，便拿出十分力量。所以，一垮下来，就是力量已经用到头了。然而，女选手在开始练习的前10分钟，虽然很有战斗精神，不久，也会倒下来。这不是她们惜力。这是因为女性的身体先天是如此的。过两三分钟，是会恢复的。过不久，她们又不行了，又要倒了。这时，如认为她们真不行了，那就不对头，还是要刺激她们起来。不这样锻炼，就不能有充分的训练。外表和实际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精神方面较弱，体力也与男子有异。”
　　周恩来考虑问题极其周详，他又问：“这样猛
　　烈的训练，会不会对妇女的身体发生坏影响呢?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曾经从医学观点研究过吗?”
　　大松博文说：“完全没有问题，这并不是我信口开河。我曾经和一位详细观察选手状态的医生全盘研究过，不仅对于每一名女选手的脾气，就是对于她的体质，也比选手自己都认识得更清楚。甚至哪一位选手当时的状态是好是坏，也完全知道得清清楚楚。由于有了这一长期经验，在训练中国女选手的时候，从每一位选手的态度和动作，以及面颊、嘴唇的颜色等等，就可以了解这位选手的疲劳程度如何。……所以，周总理，您完全不必担心。绝对不会把选手练死或者练伤的。当然还有妇女们另外担心的事。我13年来，一共训练了近80名选手，每一位都结婚了，都有了孩子。其中，还有生双胞胎的，母子都健康得很呢!”
　　周恩来听到这里，突然朗声笑了起来，关切地问：“生双胞胎的那一位，母子三人健在吗?”
　　“都健在呀!”大松博文答道。
　　周恩来又开怀大笑起来。
　　大松博文在后来回忆起这次难忘的长谈时说：“周恩来这位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但他有惊人的观察力。在轻松的交谈中，他却看到问题的根本。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见过许多总统和总理，却没有见过像中国总理周恩来那样关心排球事业的总理。”
　　“文革”期间，仍情系排球发展
　　国家体委根据大松博文执教方法总结出“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用以训练各个体育项目，以后不断进步，很多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国排球水平向世界先进水平靠近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排球乃至整个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进程。邀请世界一些强队来我国访问，或我们自己出去与强队切磋，被视为“崇洋媚外”、“投降主义”而被堵塞。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利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会，明确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体育工作成绩。
　　1972年7月22日，中国男女排球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与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日本男女排球队进行比赛。周恩来亲自到场观看，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外交部长姬鹏飞及中国排球协会的负责人也一同前往观看。
　　比赛开始之前，周恩来接见了日本男女排球代表团团长前田丰。他问前田丰：“团长先生，日本排球水平很高，有什么秘诀吗?你看中国排球的水平什么时候能赶上日本?”
　　前田丰说：“中国队员的弹跳力和柔软性很好，在今后的国际比赛中要记住对方的弱点。依我看，再有3年就可能赶上日本。”
　　周恩来追问道：“如果用了3年时间没能赶上，怎么办呢?”
　　前田丰说：“请允许我坦率地说，中国人口多，适合打排球的人极多。如果5年之后培养不出世界水平的强队，那就不是选手的问题，而是领导者的问题了。”
　　周恩来的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几位体委负责人，说：“请诸位好好记住团长先生的话。”
　　这时，运动员入场的铃声响了，周恩来及中日双方官员走进贵宾席。
　　观看期间，周恩来向前田丰询问了团体队如何赢得比赛的要点，询问了日本队担任扣杀、佯攻的选手的名字，并在队员名单上画上了红圈。
　　比赛结束后，在回宾馆的路上，前田丰感慨万千。他对陪同的中国排球协会负责人说：“我非常羡慕中国体育界。你们有那么热情而又有感情的总理，真幸福。再过5年，中国排球走不到世界前列是不应该的。”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排球的全面腾飞是在7年之后。1979年，在亚洲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女排球队双双获得冠军。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赛中，中国女排再获冠军。此后，中国女排一发而不可收，赢得世界女排“五连冠”的殊荣。
　　周恩来虽然在生前没能实现中国排球腾飞于世界的愿望，但他生前一直在为中国排球称雄世界而铺路架桥，“五连冠”的殊荣里也积淀着周恩来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