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代公羊家对政治善的哲学思考

　　哲学作为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经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考,其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表征,颇具特色。汉代公羊家充分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政治论证:王化孔子,托孔为王;文化实史,托鲁为王;经化文史,托经为王。这种假托的主旨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诊断,借以阐发政治的应然之理。孔子素王之素,《春秋》当新王之新,托王于鲁之托,无不渗透着公羊家对政治的善与善的政治的独特思考。
　　一、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表征的经学思维方式
　　梁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前三篇取名原道、征圣、宗经,这三个词实可用来概括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刘勰在《原道》中论道: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这段论文的本质的话指明了圣文道三者的关系,即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自然之道并不能言,需要圣人去把握,并形成文字供后人研习,而圣人通过作文揭示自然道理。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是一种经学思维方式,即认为人的思维离不开经,而经得以文为载体,文实以道为心,因此要知道就必须宗经。由于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宗经还须征圣与征王。
　　二、以王化、文化、经化为表征的政治哲学思考
　　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表征的经学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中国形态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上,自然要和古代政治最重要的主题词王结合在一起。就征圣而言,公羊家不仅继续圣化孔子,而且还王化孔子,托孔为王,以孔子为素王;就宗经而言,公羊家以为孔子借史作经,经化文史,托经为王,以《春秋》当新王;就原道而言,公羊家为了探求历史应然之道,文化实史,托鲁为王。托圣人为王、托经书为王、托诸侯为王,三者既有区别,又本质一致,目的是要追寻王道大一统政治秩序。托圣人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孔子当做王者的化身,托经书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春秋》当做王制的化身,托鲁公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鲁国当做王国的化身。这样,王者在王国立王制行王道就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了。
　　1.王化孔子,托孔为王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真孔子周游列国,不为所用,惶惶如丧家狗,更谈不上当过王。孔子一生好德崇德,修成了一个有德者,当时有人称其为圣人,但孔子谦虚,并不以圣人自许,并自道身份鄙贱。按《中庸》所载,孔子曾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在孔子心目中,历史是公平的,大德必得其位者除了舜之外,尧、禹、汤、文、武等是代表。可是,在历史上,也有另外,周公有大德却没有王位,但周公是幸运的,摄过政,辅佐武王文王,制礼作乐,成文武之德,做了王煮该做的事。周公即便不是实王,也是文王,即作为王文化代表的王。
　　2.文化实史,托鲁为王
　　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实史,一种是主观的文史。客观的实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主观的文史渗透了作者的价值命意与人文理想,应该是,但事实未必是,且事实常有不是。公羊家面对着一部春秋实史,而且还面对着一部《春秋》文史。按照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论述,孔子带罪行天子之事,是要写一部有血有肉的实史,告诉人们历史的来龙去脉吗?显然不是,孔子简化春秋实史而写像断烂朝报式的《春秋》文史,只不过是要借用这部性与暴力的实史,来作一部含有微言大义的文史,并表达自己的文心:一方面批判历史,并确立批判历史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展望历史,并提出创造历史的政治构想。孟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公羊寿所写拨乱世,反诸正,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都是表达文化实史这个理念。
　　三、以察微、道义、褒贬为表征的政治伦理特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公羊家对《春秋》文本有独特的认识,认为孔子作《春秋》不过是假托历史以使空言博切深明。不管托人、托书,还是托事,托就表明不能将自己对历史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等的认识停留在表象上,而要深人表象考察背后隐藏的微妙的东西,把握事物的根本。因此,在认识《春秋》文本的假托性之后,其运思就必须指向察微,而微之所在,就是寄托在《春秋》文本中的道义,而义就是孔子制定的政治伦理法则,是进行政治伦理批判的根据。一言以蔽之,察微就是察孔子如何道义与褒贬。察微、道义、褒贬三者合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公羊家政治思考的伦理特性,即借用史实表象看本质,探求政治伦理的根本原则,批判政治道德实然。在《春秋》文本中察微,《春秋》笔法最重要,必须考察孔子的书写技巧;在《春秋》史实中察微,必须善于看到历史成败背后的政治道德原则,即微言大义。两者虽然有区别,有侧重,但事实上在察的过程中是融为一体的。
　　汉代公羊家从素王孔子一带罪作《春秋》一制义立法一拨乱反正一救时补弊一改制维新一路思考过来,通过突出假托性(假天、托始、借史、用讳、新王)、批判性(批判政治人物、品论政治历史、清议政治时事)、理想性(王道一统政治乌托邦、行权合道泛道德主义、春秋新王历史希望论、正本慎始价值纯正性)、当下性(认同实与、赞许行权、关注时统、推行改元)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性(解决政治问题、进行政治决策、推行政治改革、指导政治实践),按照历史应然、政治应然、道德应然的要求阐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最终主张独尊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整合其他学派思想资源,建构一套以王道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解决政道与治道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宗教、政治、教化为一体的政治文化,这样一个逻辑,确实凸显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经学化思维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