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文化中的人性维度

　　论西方文化中的人性维度
　　[摘要]西方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个不同的人性维度。古希腊文化张扬个性，放纵原欲；基督教文化在“原罪”与“救赎”中探求人性终极意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性关怀则蕴涵着对意志自由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几个维度的错综延伸展示了由生命意识的统一和谐与分裂冲突所体现出的不同欲求，即自然欲求、理性欲求和形上欲求。这些欲求支撑起了西方文化的人性空间。
　　[关键词]西方文化；人性；宗教；人文精神  [作者简介]杨永明，武汉大学文学院200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昌430072  [中图分类号]B82－061    西方文化对于人性和人的问题的认识，有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精神内涵。它们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究自始至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并在探寻人类自身救赎之道的过程中形成了支撑其人性空间的不同维度。它们既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又相互交错扭结，构成并揭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一  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人性取向。古希腊文化重视人的自然欲望，蕴涵着一种个体本位，肯定人的现世生活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其人性取向呈“神——人”一体的形态。由健美的体魄和张扬的欲望追求构成了古希腊文化对人的理解，他们在情感和欲望方面都很少受后来所谓的种种道德规范的限制，表现出一种自由奔放和无拘无束的性格，肉体与精神呈现为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  在古希腊神话中，“金苹果之争”的故事典型地体现出这种“美”的人性观念。在智慧、财富和美之中，帕里斯选择了美，这种对美的热爱尚未沾染上利害关系，也未曾沾染上精神与肉体的分裂所导致的痛苦，显出人性的单纯质朴和天真无邪。希腊人也信神，但神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形象，是人的生活的另一种状态，它不像基督教的天国那样遥远神秘、威严恐怖而高不可及。在这种状态中，人超越了他自身的有限性和缺憾性。因此，希腊人是“这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崇拜有限和自然，而不是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境界。为此，他不愿使他的神带有令人敬畏的性质，他也根本不去捏造人是恶劣和罪孽造物的概念”。由此，产生了西方人性观念的第一个精神维度，即人的原欲追求。它的价值趋向着眼于人的个体欲望和感性要求，是人的激情、意志和生命力的极度张扬。  基督教文化重视人的灵魂，追求彼岸世界的超现实价值与意义，强调理性对原欲的抑制，蕴涵着一种尊重理性、崇尚忍让博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宗教人本意识，其人性取向呈“神——人”分离的形态，灵魂的归宿成为至高无上的终极关怀。通向完美人性的天路是建筑在深沉的忏悔和禁欲之上的，是灵魂对肉体的彻底唾弃。“原罪”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起点，也是对人的认识的前提。《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由于偷食禁果而具有了“原罪”。“原罪”与违背法律经由审判确定的罪行是不同的。与罪行相比，“原罪”有三个特点。首先，它是与生俱来的。除非无生，一生便有原罪；其次，“原罪”不涉及一个具体的受行为伤害的对象；第三，对原罪的救赎是终其一生对上帝的皈依和对自我灵魂的深沉忏悔来获得。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以及由此产生的负罪感，是它与古希腊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这种对人性罪恶的悲悯意识蕴涵着深厚的人文关怀。但是，也正是这种原罪意识和救赎说构成了灵与肉的二元对立思想，上帝在另一个世界即彼岸世界中存在，人类所追求的意志自由恰恰构成了人类永难逃脱的“原罪”宿命。由基督教文化形成的则是人性观念的第二个精神维度，即人的形上欲求。这是对人的有限性的深刻体认，它把人置于神的启示之下，使人性摆脱感性经验的直接观照，而追求一种超验的生命终极意义。 古希腊文化彰显着人的个性，泄放着人的自然欲求，却缺少超世俗的精神提升。它可能导致人欲的膨胀和物质主义的盛行。罗马帝国衰亡的深层文化原因就是罗马人对希腊原欲型文化价值观的极端化、片面化接受与推崇带来的人欲的放纵。基督教使人们看到了生命存在的希望与意义，“它以唯灵主义的理想对抗罗马的物质主义，以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来抵制罗马的纵欲主义”。基督教文化价值观以终极意义为追求目标，使人的心灵有了寄托。但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又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也造成了中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的衰落。基督教由原本侧重于内心的信仰和爱，逐渐走向了外在形式的规约，变为外在的善功。上帝似乎成了一个只关心人的外在行为而不在乎人的内心动机的功利主义者。人们一面尽情任意地放纵，一面痛心疾首地悔罪。这种注重外在形式的态度导致了道德的普遍虚伪化。在伪善的道德旗帜下，人性中邪恶的东西肆无忌惮地表现了出来。  人本身不过是一个上帝与魔鬼、神性与人性的共同体。如果说，希腊文化尚未将这两种元素对立起来，还能感受到和谐完美的灵肉一体的欢愉之情；那么，到了罗马文化时期，片面发展的肉欲置神性的呼唤于不顾；而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则片面要求发挥人的神性潜能，彻底杜绝一切自然的欲求。神性与自然性的这种尖锐对立所导致的彻心透骨的痛苦，把人引向虚伪和残忍。中世纪教会文化表面上表现的是愚昧、黑暗和野蛮，而本质上则是人性中二元对立因素的极度分裂。  二  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一方面勇敢地要求人性的合理性，撕破一切虚假和异化的神性生活的面纱；一方面自觉地奉守理想神性的原则，追求真正的内心圣洁而无须拘泥于外在性的宗教形式和禁欲樊篱。  文艺复兴的意义就在于把感性的、个体的人而非抽象的神或精神看作全部生活的基础和整个世界的意义所在。宗教改革也并非为了要否定宗教，恰恰相反，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和精神上的统一性，以真诚的信仰来代替各种虚假的形式，驱散笼罩在基督教之上的那片虚幻的灵光。这可以从当时的文学艺术巨匠们如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身上看到，他们既是文艺复兴的倡导者，又是著名的宗教壁画的创作者，他们笔下的宗教神灵彻底扫除了中世纪阴暗、神秘、枯萎的生命质感，作品表现了人性的觉醒和感性之美的时代精神，打破了神圣与世俗之间壁垒森严的对立状态，使二者融为一体，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崇高的神性，在个人的内在信仰和精神自由的基础上树立起上帝的神圣性。  在人文主义者眼中，人性更多的是与自然相关的人的本能欲望和意志自由，“人”首先或主要的是感性或原欲的“人”。“在他们看来，赞美肉体就是赞美生命，就是赞美上帝创世之奇功。人体之美给人的不是邪念的满足，而是生命的充实。”当把人的肉体乃至性本身看成是上帝的造化、上帝赐予人的美与快乐时，一种重新解说教义，并不背
　　叛上帝的新“人”的观念就产生了。卜伽丘的《十日谈》描写了众多男欢女爱的故事，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欲是天然合理的。拉伯雷对“人”的理解与把握显得更全面，他在肯定自然人性的同时，又强调了理性与精神的提升对于人的意义。他笔下的“巨人”的生命追求不仅仅靠自然欲望的推动，更是靠理智的牵引。三代巨人都追求知识、真理和正义，追求自身的完善。他用“巨人”向神圣的信仰发起攻击，表达了人的自豪与乐观，巨人们的狂放不羁冲破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实质上表达了人们对自我的一种新理解：神圣与崇高不存在于人之外，而存在于人自身，一个发展完善的人本身就是神圣的“巨人”。如果说卜伽丘的“人”主要是自然原欲的话，那么，拉伯雷的“人”则是欲望与理智的综合体，精神自由而体魄健美的万物灵长。
　　然而，基督教文化始终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所导致的纵欲、贪婪等人性的丑恶使人们的意识深处始终对基督教“原罪”与“救赎”理念保持着崇仰敬畏之心。但丁在《神曲》中，让作为人智代表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作为自己的引路人，高呼“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当追求知识与美德”(《神曲·地狱篇》)。将知识看作消除丑欲，通向至善至美的天堂之路的向导。然而，他是在基督教的地狱、天堂、救赎学说的框架内推崇知识，是为了反对教会的蒙昧宣传及对上帝的庸俗化理解，并非要超越神学信仰的范畴。他更强调人智的有限和神性的无限，他只让维吉尔带领自己游历地狱与炼狱，而要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还必须借助另一位向导——爱。基督教认为爱是神性之源，也是人性之本，贯穿着原罪、节欲、赎罪的观念。人的原罪，通过节欲、赎罪，将世俗之爱升华为对上帝之爱，人类的一切愿望、情感就可以满足。原初基督教正是企图将平凡自然的世俗情感升华为一种神秘圣洁的宗教情感来建构一种完美的人性。《神曲》作为一部精神史诗，贯注了对自我拯救的探索，表明人类最终要依靠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才能最终从苦难、罪恶到达至善至美的彼岸世界。  同样，莎士比亚的悲剧描绘了一个人欲横流、颠倒混乱、失落了上帝的时代。他对洋溢着生命与青春气息的自然性爱的赞美与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怀疑并存。在《哈姆雷特》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性袒露、原欲冲动的英雄，而是一个充满“原罪”感，满怀“救赎”意识的忧郁王子。对于世俗欲望的批驳和对上帝博爱、仁慈的崇仰，以及对人类自身终极意义的困惑，使他的作品中包含了浓厚的基督情怀。因此，以肯定个人世俗欲望的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其实是有着浓厚的基督教人本意识的。  三  西方人性观念的第三个精神维度，即人的理性欲求早在西方文化萌芽阶段就已经存在。不论是古希腊的哲学还是早期犹太教，都强调人的思辨和认知能力；然而，理性欲求的真正彰显还是17世纪以后。理性主义崇尚知识和思想，认为人是思想的实体。“我思想多久，就存在多久，严格说，我只是一个思想的东西，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理性。”它强调人性的鲜活和热烈，倡导思想的独立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奴役。以古典主义为代表的理性注重从社会整体的层面来看待人性，推崇匀称、严谨、庄重，强调形式规范和理性精神，对人强调高雅，回避一切粗俗和兽性，用荣誉和义务来窒息人的自然情感。在古典主义戏剧中，人有着优美的仪表和端庄的举止，高傲而有礼貌，为了家族名誉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爱情和生命。与这种片面崇尚理性、讲究人性尊严而对人类正常情感视而不见的文化精神有所不同，启蒙运动所高举的理性主义更多的是注重人的自我本身，关注人的生命意志层面，强调“自然人性”，即认为人天然拥有全部的知性能力，它可以帮助人不凭借任何外在的权威与力量去认识真理。“自然人”形象集中代表了他们对人的理解与表述。启蒙思想家所说的“自然”指的是天然的、本性的和固有的意思，也就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属性，它不需要人之外的力量去赋予、去造就。正如洛克所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强调自然人性，也就是在强调和肯定人的理性本质以及理性对真理的认识与把握能力，肯定人自身的主体力量与价值，在人性取向上以理性为指归，即由“原欲”向“理智”的提升。科学与理性的张扬使人相信自己就是上帝，人们崇尚科学，追求知识，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  然而，人性空间所由以形成的三个维度在各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毫不相干、并行不悖的，他们错综交织，理性欲求的获取并不能成为原欲追求的障碍，原欲追求的满足也无法替代对终极价值的探询。科学和理性摧毁了传统基督教赖以建立的神迹基础，所有违背理性精神的东西都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如果说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根据《圣经》的神圣性来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那么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根据理性原则对《圣经》本身的神圣性进行了怀疑和批判。但是拆除了基督教的神迹基础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基督教本身，从人性内涵的全面性角度看，人对精神和灵魂的追求，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是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面，而基督教恰是这种形上欲求的思想基石。  卢梭的小说借“新人”形象表达了他关于“人”的理想，“新人”形象之所以能把欲望冲动和情感激荡深埋于心底，主要在于他们拥有教士般的秉性：赎罪与忏悔意识、禁欲意识和博爱意识等。《新爱洛伊丝》中的圣普乐和朱丽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们的爱欲总是在“美德”的牵引下升华为善与崇高。卢梭崇尚理性，除了同伏尔泰等人一样强调人类天然的知性能力外，还特别强调宗教与道德意义上的“天赋良知”。他把社会和文明视作人之原罪的承载体，个体的人拥有上帝的善，拥有神性。但是，人要真正趋善成圣，必须以德性去规约原欲，经过道德之炼狱的洗礼。这也许就是卢梭对“启蒙”的另一种理解。他倡导“返回自然”，就是要人回归或保持这种天赋的善良天性，摆脱现代文明的污染而保持纯洁的状态，他把宗教道德理想作为世俗人类的精神追求目标。“启蒙”不仅仅是用知识和科学去照亮人类的蒙昧之心，而是用上帝之善去拨开现代文明罩在人心灵上的恶。这种对世俗价值观表现出的疏离乃至反叛，不仅不是卢梭思想的局限性，而且是他对人的理解的全面性与超前性。  四wWw.LWlm.com  理性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文化的核心内容。然而自19世纪以后，开始对理性主义能否拯救人类自身产生了怀疑。浪漫主义的兴起本身就意味着西方人在人的认识上超越理性传统，重新审视自我的一种努力。站在社会对立面上，用情感的方式审视人类存在的善恶行为，使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性高尚的神谕发生了彻底的动摇。浪漫主义文学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因其自身的种种弱点和局限性，表现了他们内心世界里充满美丑、善恶之争的二重性格。“拜伦式英雄”既是豪侠慷慨的、反社会反上帝的叛逆，又是狂纵自私、肉欲膨胀的恶棍。如果说浪漫主义以“美丑对照”原则指涉人的
　　内心世界，那么现实主义则是从人的物化现象出发，强化了人的恶劣本性的表现层面以及对人类本性的怀疑和未来前景的忧虑，人们不是屈服于金钱的势力之下，就是跻身于权力的竞技场上。拉斯蒂涅、葛郎台、于连等都凝结着作者对人的生存价值及其命运的思考和关注、怀疑和批判，蕴涵着西方人在关照自我的历史行程中无法走出困境的痛苦、困扰和迷惘。  伴随着这种痛苦，种种非理性哲学思潮兴起，并与文学相互交融，对人性的反映和思索更多地带上了本体论的色彩。现代主义文学或者从人的自我意识的深层探究人性世界中不受理性控制的本能欲望、自由意志，或者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探讨人类存在的悲观处境以及人的异化感、孤独感，对人的认识也从怀疑、批判向冷漠、否定的方向发展。理性的具有完整本质的人已不复存在，跌落为束缚于物且灵魂扭曲的异化的人，充盈着非理性意识及分裂本质的人。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左冲右突，却怎么也冲不出外在力量的罗网，终点仍旧是起点，人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奥尼尔剧中的扬克上下求索，却仍旧找不到自我及其归宿。萨特作品中，人物或处于恶心状态，或处于追求、拒绝、破坏的恶性循环中，无以逃离地狱般的他人。人的生存空间是一片荒漠，阴冷而死寂；人物失去理智，思维混乱且外貌丑陋、形体残缺，人的生存萎缩成一种动物性存在。这种对世界荒诞、人生荒诞的清醒认识意味着人在探索人性意义上的困惑和绝望，也同时意味着人的思想境界的升华，非理性意识体现出的是深刻的理性思索精神。是“上帝死了”之后对人性终极价值的重新探索。  西方文化就人的方面来说，是受内在异己力量奴役与放逐，同时也是在寻找自由的存在方式的精神体现。其中，原欲追求、神性启示、理性观照决定了其对人性体认的不同维度。古希腊文化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强调人的自然天性，展示了人的自然欲求；基督教文化用爱的感召来消除人性罪恶，在“原罪”与“忏悔”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展示了人的形上欲求；而从人文主义以来则形成了崇尚思想理智和怀疑批判精神，敢于反抗一切世俗和神界的权威的传统，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思想则看到人性的异化，以虚无和荒诞来看待人的存在并重新踏上人类灵魂救赎之途，同样蕴涵着浓厚的理性反思精神和人性关怀，展示了人的理性欲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存在就是人对自身生命活动的自由追求而产生的种种欲求的实现过程，从而建构出人的生命本体的存在空间，而自然欲求、理性欲求和形上欲求则是这以人性为标尺的生命本体存在空间的三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