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与长工卢世雄

　　翻阅父亲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作手记，每本手记最后几页都记有收支流水账，多到几十元的开支，少到8分钱的一张邮票。这是因为一切个人和家庭生活都要靠工资收入维持，全家近十人的生活由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不得不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在这一笔笔数量不等的开支中，我发现每月总有几笔是周济亲戚朋友的，除了我熟悉的名字外还有较为陌生的人名，如＂看老尚爸5元＂，＂给尚英福20元＂，＂老尚爸换冬衣8元＂等等。
　　＂老尚爸＂和＂尚英福＂是谁？他们是父子俩，两人在我爷爷、父亲当家时在我家做过工——即＂长工＂，但当时叫＂人手＂。老尚爸与我祖父年龄相当，父辈们称之为＂老尚爸＂，我们这辈人则把他们父子称之为＂老尚爷＂和＂英福爸爸＂。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按当时政策我家被定为＂开明地主＂，老尚爷父子被算为我家的长工。土改中＂解放＂他俩回到自己家中——一个极为偏僻的山区小村庄。按阶级分析，我家与尚家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敌对关系，可是，实际生活中我们两家相互尊重，彼此友好，并保持了长期的往来。
　　老尚爷在年轻时就到我家佣工，从春种到秋收一直吃住在我们家里，冬闲时到自己家中住一段时间，民国十八年灾荒中一家人都住到我家共度灾荒。老尚爷在青壮年时主要干农活，犁地、灌溉、收割、打碾、喂牲口、劈柴等，无活不精。五十岁后干一些轻活，如修理农具、捻麻绳、扎笤帚，还会编制毛袜手套。性格和善，干活细心，深得全家人及亲朋邻里的尊敬。平时吃饭与祖父在一起，只是来客人时到厨房去吃。穿衣和我们家的人一样，冬夏衣一起换。他们家人口少，几亩旱地收成极薄，吃的粮食、用的零钱都从我家拿去，过年时还带上几斤猪肉几斤清油等，这是他的劳动所得，不算周济或施舍，至于是否开工钱我不清楚。他的儿子尚英福十几岁就到我家，起初抱着孩子——我的哥兄们，长大后也干农活，大人们教我们这辈人叫他＂英福爸爸＂，人很老实本分，衣鞋破了总让我母亲给缝补。
　　老尚爷与我的祖父、父亲共同经历过数次劫难。在民国十七年兵燹中，他们家数口人与我家老小十几人一起避难到甘南藏区，在口粮极为匮缺的日子里，共喝一锅粥充饥。那时老尚爷正值壮年，每天砍柴牧骡吃了不少苦。民国十八年返回老庄又逢大饥荒，我家的存粮在兵乱中劫失一光，祖父以世交之缘从马鸿宾老家借出糜谷一石，分给尚家一斗，共度饥荒。后来老尚爸年纪大了，祖父劝他回家并答应有困难可随时来找。在家住了几个月后老尚爸又回来了，说在自己家生活实在困难，有时还吃不饱肚子，请求留下干点轻活，起码衣食不缺，重活让他儿子英福去干，就这样一直到解放。解放后祖父又劝老尚爷父子回家，并准备了一套新棉衣和两袋粮食。但老尚爷流着眼泪不忍离去直到土地改革。土改中，工作组按政策把老尚爷父子算作长工，给他们分配了一些衣物、粮食后坚决要求他们回家。老尚爷执意不拿分得的衣物——其中有一双爷爷还没有穿过的新毡鞋，他哭着对奶奶说：＂这双鞋是二哥（我祖父行二）从宁夏嬢嬢家带来舍不得穿的新鞋，存了十多年，我怎么能忍心拿去穿呢？＂奶奶坚决要求他带走，说一双鞋事小，外面知道了还要说我们是＂反水＂。你就替我们着想拿去吧，穿在你脚上我们也感到舒服。土改运动结束后过了一段日子，老尚爷又来到我家，说很怀念以前度过的日子，想住几天后就回去。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了，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还硬朗，硬要找点活干，扎制了几十把笤帚，捻了一大圈毛线。那时我已经能记事了，成天绕在老尚爷腿前，看他干这干那，灰白胡子收拾得干净美观，说话慢而轻，一副慈祥老头的面孔很吸引我们这些孩子们。大约住了十多天后被劝回去了，临走时父亲答应送一副柏材棺材板料。不是我家绝情不让多住，而是害怕被人诬为还在使用长工，实在不敢多留。这次回去后再也没有来过我家，但我父亲坚持每年要去看一次，所以就有＂看老尚爸＂的记载。非常不幸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老尚爷去世了，活了七十多岁。听到他老人家去世的消息，我们家的老少都哭了。
　　土改时尚英福还不到三十岁，回到家后一心务农，但每年都要到我家帮忙干一段时间农活。他对我们兄弟很疼爱，我们也亲切地叫他英福爸爸，好像一家人一样。那时农民手中很缺钱，冬夏换衣服或生病买药实在无法筹措时，他总要到我们家中，父亲知道他的难处，不用他开口就给点钱以解急用，但一次二十元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字，可能当时他遇到了大困难。后来我们进城居住，他每年都要来一、二次，有时带点蕨菜，有时带两碗炒蚕豆。每次来都开口向母亲要我们穿过的旧衣服，那时我们家人多，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也无余衣，但母亲总要安顿几件，不让他空手回去。文化大革命中我家迁到农村，与他家近了，往来的次数又多了起来。七十年代的山区农民不仅缺口粮更缺零花钱，我的几个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回家，总惦记着要给英福爸爸准备点礼物，虽然钱数不多，但心存的牵念却是无比真诚的。英福爸爸是农村玩社火的热心人，年轻时总扮演武松，很是英武。粉碎＂四人帮＂后他们村的秧歌队到我们村上演出，他的儿子又扮演武松，我以亲友名义上前披红搭彩，还请他们父子俩到我家吃饭，他一定要让其儿子郑重认我为哥哥，表示要接续第三代人的友谊。
　　1978年后我离开农村上了大学，我家也返回城里。随着生活的改善，按人口供应的口粮每年都有节余，城里人用节余的面粉指标换鸡蛋吃。英福爸爸每年四荒五月都要来城一趟，诉说家里的粮食吃不到田熟。我们就从供应本上买一、二袋面粉送给他。农村交通不便，我用自行车驮到汽车站送上班车，他到离家较近的公路旁下车，又步行十多里背回家中。这种情况大概维持了五、六年之久。那时我的工资低，家中经济状况也较窘迫，实在拿不出能帮助他度过困难的资金，每次他走时我歉疚不已。到八十年代末，他再也没有到过我家，可能是年纪大了腿脚不灵活，也可能是家庭情况好转了不再需要求助。我一直想到他家看望一次，但因工作忙而拖延未能成行。后来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已经入土几年了，我们两家长达六十多年的友好交往也就这样结束了。
　　至今回忆往事，老尚爷、英福爸爸父子的形象犹在脑海萦徊。他们是勤劳朴实的农民，重情又知回报，心中无任何嫉妒、攀比、仇视和自卑的意识，只要相互尊重，就不惜气力，不分彼此，忠厚相待一生。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启发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划清阶级界限，但他们父子却始终没有＂觉悟＂。从他们身上我认识到中国农民的纯朴厚道的优秀品德。
　　写这篇短文，不是为了翻历史老账替一些人喊冤，我仍然承认我家与老尚家的关系是地主和长工的关系。但是世间的人情绝不是简单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或仇视，无论何种关系，只要双方心存善良相互尊重，患难与共彼此有义，人与人之间一定会和谐相处，充满友爱。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