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开讲啦励志演讲稿你被改变了吗？

　　我刚才看到那个“不要逼我”，我第一个想讲的是不要逼我开讲，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先声明一个东西，就是我讲的东西通常都是实话实说，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用。它是我这一辈子的一个原则，也帮了我到今天这步路，我也不希望在不停地讲好话。因为人生不是都美好的，很多都是很残酷很悲哀的，但是悲哀里面也有快乐的地方，所以我先此声明。
　　我们回去讲戏里面的有一句对白，是我非常非常感动的，编剧写给我的，“究竟是我们改变了时间，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编辑推荐：中国合伙人经典台词)年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一定得改变世界。当你到中年，要是你很幸运地，你 成功，达到你的梦想，往往回头一看，往往你被世界改变了，而不是你改变了世界。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但是确实世界就是这样。
　　那说回我自己，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很好，所以他给了我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我家里，因为是华侨家庭，我爸爸妈妈在泰国出生，50年代回国建国，他们在北京认识，结了婚去香港，然后呢，在香港，我出生了，我就糊糊涂涂地变成了一个香港人，因为他们的背景跟我这个在香港又是有点奇怪的背景，使得我成长的时候特别顺应身边的环境。说白了，就是我表面很圆滑，也很会附和大家的审美，也好像是个很乖的孩子。但是我里面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主见，后来，甚至乎这些东西影响到了我这辈子，都有一个非常顺应这个规则的方法，去做人跟做事。
　　回去说到我的电影吧，我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包括香港电影的黄金期，最辉煌的时候，我很幸运，从低做起，从一个翻译做到一个副导演，制片，小工，基本上买咖啡啊，跑腿啊，什么都做。当时我们都不太懂，也不是才华横溢，也不是一个天才，一路爬起来，也爬的很快，过了七八年，就第一次做导演。当我来到内地，我也被迫拍了很多、很大的商业片，但是为什么要拍大片呢?就是中国电影在这XX年的发展，从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开始，给了观众一个回到戏院的概念，但其实观众还是没有习惯回到戏院。我问个问题，都看过《甜蜜蜜》，有多少人在电影院看过《甜蜜蜜》的?没有，你们年纪太小了。但是我问过年纪很大的，都没有。我从小在戏院看电影，那个跟一千个人一起笑，一起哭的感觉，我觉得是多少金钱都换不回来的感觉。那什么电影我得去戏院呢?《英雄》我得去戏院，因为画面大，人多，有特效，有爆破，所以电影不大，我就不去戏院，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是非常困难地去接地气，我必须得找到很好的团队，很好的内地编剧，给我很好的素材、对白，我才能拍。所以变成了我必须得拍大片，大家都会觉得他随波逐流，大家要拍大片才拍大片。但是我都讲了几次，今天再清楚一点讲：其实我第一部在内地拍电影是《如果，爱》。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爱情片，因为他讲的不是美满的爱情，讲的是失恋，而它讲的那个东西其实跟《甜蜜蜜》非常非常像的。金城武的角色跟黎明的角色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很单纯的男人。张曼玉的角色跟周迅的角色也是很像，一个比较有目的性，甚至比较功利，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现实的女孩。其实两部电影是人物也一样，很多东西都一样，只是背景不一样，职业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我本来拍《甜蜜蜜》，你们觉得是文艺片，其实《甜蜜蜜》是一个商业内核的东西。然后呢，我拍《如果，爱》，大家都说，又歌舞，又大明星，又那么多宣传，那么多营销，那个不代表这部电影就商业了，就不文艺了。其实你拿电影的内核来讲，《如果爱》绝对比《甜蜜蜜》文艺得多。因为它是不讨好的电影。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其实我想表达，你外面可能好像妥协了，其实你里面没有妥协，所以人生不是那么肯定，你是给世界改变了，还是你改变了世界。
　　我不觉得，我真不觉得我们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表面可以给世界改变，可以世故，可以比较圆滑，但是其实只要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从小知道你要什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从小我就喜欢了电影，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是什么?梦想不是为了达到梦想，梦想是为了你有梦想。梦想是你坚持就会感觉到幸福的东西，那就是梦想。
　　其实除了不要逼我演讲之外，我最想讲的一句就是：“不要逼我做大导演”。因为其实做大导演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压力非常大，以前我们拍戏30个人都认识，当我拍《投名状》的时候，800个人，我觉得那个跟我们以前拍电影完全不一样。有些导演喜欢那种大导演的东西，我记得我以前做副导演的时候，跟过一个导演，他这么跟我说：“皮特，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导演吗?你看，我一走，多少人跟着我”。那后来呢，我拍戏，我做导演，我其实挺紧张的，我拍完一个镜头，我一走，都有很多人跟着我。我说我去洗手间，你们跟着我干吗?我就非常讨厌很多人跟着我。我觉得我做一个不错的导演，做个好的导演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做一个大导演，但是那几年，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产业，观众观影的习惯，我就被大导演了一回。
　　其实我人生完全不是大家看着的那么顺利。但是我没有试过一败涂地，《武侠》对我来说，完全是一败涂地。完全就从票房到评论等等，都非常非常坏，因为我又拍得特别hi，自己特别满意，也觉得自己特别突破了自己的一个框框。因为是一个挺谨慎的人，我通常都是喜怒不太形于色，因为我很怕我过了，然后给人抓住，给人看到，原来你露馅了，我非常怕。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我又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所以呢，我只看骂我的评论，我基本上不看夸我的评论，因为我觉得夸没什么好看的，都是夸你总是那两句，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骂你就有千方百计，很多不同的骂法。我那时候，差不多49岁了，刚刚要过50岁，我一路做了那么多年的人，所有的东西好像在那时候崩溃了。再加上那时候我妈妈也病重，就是《武侠》在北京首映那个晚上她进医院，然后我第二天就得跑回去。在那个过程里面，一周里面我本来是要跑宣传的，结果我都取消了，我就一路在我妈妈的医院病床旁边，陪到她一个月后去世。就《武侠》下片的时候，差不多她去世了。所以突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毁了。尽管成年之后我想了一百遍，我亲人离开我的时候我会怎么样，但是我都想不到，原来你怎么想象都想不到。
　　到了50岁，她去世没多久，我50岁生日，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个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到一个我比较擅长的领域里面，就决定拍《中国合伙人》。我学会上微博之后，我看了一个东西，看过之后挺感动。就说有一个60年代，就是反战的时候，有一个老兵，有个学生，每天去那个军人的纪念碑去示威抗议，从很多人还在抗议的60年代，到70年代，已经没人抗议了，他每天晚上还拿着一个蜡烛，去抗议。然后就有记者来问说，我看了那么多年，你都来，你真以为你拿着这个蜡烛，一个人来，你就能改变世界吗?他说，我来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我只希望这个世界不会改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