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了？

　　不请自来。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说为什么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大了。我的回答是：游牧民族还是原来的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却越来越弱、越来越失去扩张性了。 游牧民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从商周到唐宋元明清，中原政权与东南西北各方异族搏斗了三千年。周朝吸纳了黄河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秦汉唐宋彻底把江南、岭南收入中原范围，明代平定了西南，清代是东北和新疆、西藏、云贵。
　　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才是中原政权一直没能彻底消灭的敌人，后来又加上了东北女真。
　　这些游牧民族，和已经被平定的南方、西南等地的蛮夷一样，最强大之处在于野蛮、悍不畏死，以及挣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养成的漠视生命的凶残。当然，还有战马这种生产工具、生活工具的熟练掌握和广泛来源。
　　异族一旦团结起来，如果恰逢中原政权发生内乱，就会对中原造成巨大伤害。而无论东南西北各方异族，处在正常状态下的中原政权都可以应付，至少核心区域不会受到伤害，毕竟生产力水平差距太大了。
　　所有异族，都是苦孩子出身，骨石制箭头、皮甲、质量低劣的铁器，才是他们初期的标配。同样，人口数量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原始，缺乏文化传承，这也是异族的天然缺陷。这就造成各个异族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盘散沙，大量生命消耗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也是对上天最为敬畏的民族，甚至把老天叫长生天。
　　只有在和中原政权长期战争过程中取得不断胜利，才能进行装备上的提升，抹平与中原政权在技术上的代差。同时，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社会制度的进步，并招揽汉族士兵加入军队后，所有的短板都被补齐。而中原政权原地踏步甚至情况进一步恶化，异族入侵中原战争取得胜利就是必然的。
　　正如中原经常出现不世出的英雄人物一样，草原大漠深山丛林中也经常出现一些惊才绝艳的人物。汉时有匈奴冒顿，唐时有突厥颉利、高句丽渊盖苏文、吐蕃**干布，以后还有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铁木真、努尔哈赤等人。
　　这些人物在异族原始的社会结构环境下如鱼得水，不断征伐统一周边部族，实现了强人政治所能达到的巅峰。再之后，就看中原政权能否有同样优秀的人物与之抗衡。
　　如果有，就是李世民对颉利、渊盖苏文、**干布，同是巅峰时期和顶级人物的对决，中原政权是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没有，就是中原政权在异族入侵下逐渐失血，灭亡在异族或者是自己的领军大将手中；
　　如果双方都没有英雄带队，就要拼消耗。如明末不断在蒙古高原、东北犁庭扫穴，千里奔袭、在异族老巢烧杀抢掠，把未来的异族英雄人物消灭在萌芽状态，并从根本上削弱各个异族。
　　也就是说，异族政权最强大的时候能够对中原政权造成威胁，但只能在中原政权内部出现重大问题时取得重大胜利；而中原政权最强大的时候足以消灭任何状态下的异族政权 ，这也是后人对大唐李世民的崇敬的原因，他亲手打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大的巅峰时刻。盛唐开始，中原政权从武人治国向文人政治转变，汉唐雄风不再。
　　从唐朝李隆基开始，到宋代达到顶峰，武人治国彻底转变为文人政治。
　　这是为了解决领军武将改朝换代或者藩镇割据的根本性做法，即使到了现代，武人治国的某些国家还经常发生政变和政权更替，说明文人政治确实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
　　但矫枉过正，在没有彻底完善文人政治对国家军事力量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就废除了武人治国，是取死之道。中国古代这种极端的文人政治下，皇位是保住了，武将和军队地位却空前低下，中原政权也彻底失去了尚武精神和对外扩张精神。
　　对于宋以后的中原政权，虽然也不乏范仲淹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人士大夫，但更多的是蝇营狗苟的秦桧之流奸贼。政治上为了争权夺利而打击排挤正人君子，经济上与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国家权利和国家经济完全被文官利益集团所掌控，进而影响了国家战略和军队战斗力。
　　为了避免武将重新掌权，就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停止扩张，该打的仗不打，该消灭的敌人不去消灭，直到外敌变成心腹大患；这时，仍然要避免武将掌权，就会采取求和为主的投降外交政策。后人不要觉得古人愚蠢，他们太精明了，为了不失去自身的权利，宁可牺牲整个国家。
　　宋朝之后，文官集团有个基本的认识：既然当皇帝没有可能，就尽量获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改朝换代无非是换个主子继续做官，毕竟读书人是有限的；国家是皇帝的，百姓也是皇帝的子民，文官们可以毫无思想负担的压榨百姓获得利益，各种无耻手段可以做到极致。所以，文官们不担心改朝换代，更不会为百姓死活操心。
　　不是文官们不想打败敌人为自己取得更高的地位，而是打仗是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性工作，文官们真心做不到打胜仗。用句俗话说，这叫占着茅坑不拉屎。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也成为文官利益集团攫取财富的途径，军队战斗力进一步下降。这才是异族对中原政权造成威胁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赵孟頫作品，宋宗室子弟，投降元朝为官）
　　宋一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民变发生次数最多的朝代，也是统治阶级最漠视底层人民民生的一个时代，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完全对立。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武将还没有自主权，国家战略战和不定，对外战争成绩最差也就不难理解了；
　　明代，朱元璋意识到了文官利益集团的危害，大力进行吏治整治，取得一定效果；之后皇帝一直通过非文官体系控制军队，甚至采用了宦官监军，明朝中期对外作战也不落下风，万历三大征都能取胜；但明朝后期皇帝在与文官利益集团架空与反架空的搏斗中失败，文官利益集团完全架空了皇权，就沦落到与宋朝相同，农民起义与外敌入侵接踵而至，明朝于是灭亡。
　　总之，秦汉唐是武人治国的扩张性的帝国，宋之后转为文人政治趋向内敛，文化能够蓬勃发展，但对整个中华民族绝不是个好事儿，弊大于利。
　　就如三体里的一句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中国古代的文人政治，不仅失去了兽性，连人性也一起失去了。
　　用数学和工程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历史，妄图以古喻今。理工男读历史，欢迎关注和讨论。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马镫的出现。
　　马镫大概是南北朝时候出现，到隋唐时代已经很普遍。
　　马镫的出现，对于少数民族是极为重要的，改变了一切。
　　在没有马镫的时代，少数民族骑兵不能进行马上格斗，因为会失去平衡导致坠马。
　　这些骑兵常用的就是骑射，也就是骑马射箭。
　　但骑射对于汉族步兵并没有优势，相反还需要多年练习以及射击精度较差。
　　当年李陵率领5000大汉精兵被8万匈奴骑兵包围，他们射杀了上万人以后才全军覆没。
　　这是为啥？
　　双方对着射箭，匈奴人根本占不到上风。
　　但马镫出现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骑兵从此可以开始可怕的近距离肉搏，尤其是高速冲锋。
　　大家都知道，马匹奔跑速度是很快的。如果被高度奔跑的马匹撞着，步兵也会受重伤，甚至不要骑兵用武器攻击。
　　而骑兵有了马镫以后，使用武器在马匹冲击时搏斗，力量远远超过步兵，后者根本招架不了。
　　从此，骑兵可以近战、可以远战，可以冲锋、可以徘徊，战术丰富太多。
　　以往步兵可以用弓箭射击遏制骑兵，骑兵因为无法近距离肉搏和冲锋，并不占上风。
　　但有了马镫以后，骑兵只要选择步兵弓箭手的薄弱一面，直接冲锋近距离肉搏，步兵就完了。
　　第二，少数民族逐步趋向统一。
　　大漠少数民族第一次有最高领袖，还是汉代的冒顿单于。
　　随后直到汉朝灭亡，北方少数民族并没有出现唯一的领袖，只是出现很多强大部落，比如鲜卑。
　　到了隋唐时代，北方少数民族逐步趋向统一，出现了诸如突厥、契丹、蒙古等强悍的民族，大体都曾经统一北方。
　　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北方游牧民族也从最初原始混沌状态，开始大量同南方汉人进行各种贸易和往来。
　　在逐步了解南方农耕文明的繁华以后，游牧民族存在团结起来一起抢掠的野心。
　　而在隋唐之前，少数民族除了南下归附汉人的一批人以后，草原上的人对南方不了解，甚至颇为畏惧，觉得那里是炎热且瘴气很多的地方，他们去了会死。
　　就各部落形态来说，早期那种只有一二百人甚至几十人的小部落，已经逐步减少了。
　　他们开始有了民族、部族的概念，若干小部落联合成大部落，大部落联合成部族。平时大家一起游牧，一旦需要作战就会联合起来对外。
　　很多人认为成吉思汗很了不起，短时间内就统一了蒙古。
　　其实，蒙古在成吉思汗统一之前，蒙古就出现了几大部族，具备了短时间内统一的条件。
　　如果还是汉代少数民族一样分为数千股，成吉思汗也不可能短时间统一起来。
　　第三，科技进步带来的武器进步不明显。
　　汉人的步兵武器，从汉代到宋代，这么漫长的时期，其实没有大的变化，还是刀枪剑戟、弓弩而已。
　　而草原上的骑兵，用的也是这些武器，顶多质量稍差，却没有大的差距，更没有代差。
　　直到明代，明军虽使用了大量火器，比如火铳、火绳枪、火炮之类，也只是在防御中有一些威力。
　　而且客观来说，火铳和火绳枪并不强于骑兵的弓箭，只有火炮才是真正强于骑兵的强大武器。
　　然而明代的火炮基本都是实心炮弹，射程多只有几百米而已，非常笨重，并不适合对付骑兵。
　　但是，在燧发枪尤其是击发枪，已经可以发射榴弹的后装炮诞生以后，就完全不同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以轻微伤亡击溃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
　　到了清末入侵西藏的作战中，英军依靠区区几挺重机枪，就可以横扫上千藏族骑兵，自己毫发无伤，这才是科技的力量。
　　确切的说，这个原因萌芽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中央帝国连续三次、动员了百万规模的军队，却消灭不了一个蛮夷政权。从这个时候开始，所谓的草原民族就越来越难打了。其实，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草原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中原王朝已经无力打遍整个地理视界。
　　01.草原问题在唐以后发生了颠覆变化
　　从地理视界来看，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中原与草原的博弈竞争。但是，这个博弈竞争在唐朝以后发生了颠覆变化。
　　秦汉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匈奴，南北朝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柔然，隋唐以来则是突厥。无论是匈奴、柔然还是突厥，他们都属于纯正的草原系，地理方位上在中原王朝正北方向的蒙古草原。
　　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契丹以及女真，蒙古人突然崛起打断了这个竞争线索。但是，到了明朝，中原王朝的竞争对手仍旧还是女真。契丹和女真，与鲜卑一样，并非纯正的草原系，可以归类为东胡系，地理方位上在中原王朝的东北，即今天的东北地区。
　　虽然同属草原系，或者草原民族，但草原系和东胡系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伙人。所以，同样是解决草原问题，唐以前主要解决的是正北的草原系，唐以后主要解决的是东北的东胡系。
　　除了蒙古人，草原系几乎没有能够入主中原的，原因就是草原系能够对中原输出暴力但无法输出秩序，所以能够打进中原却站不住，草原系无法在中原建立统治。同理，中原王朝也是如此，能够向草原输出暴力，但无法向草原输出秩序，所以能够打遍草原却也站不住，中原王朝无法在草原建立统治。
　　而其原因就是中原人和草原人都无法建立一个跨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形态的混一政权。中原人懂得农耕文明，但不理解草原文明，甚至也不愿意去理解。草原人懂得草原文明，但不理解中原文明，甚至也不愿意去学习。
　　但是，东胡系却可以。因为东北地区以宜耕宜牧，既有农耕文明又有游牧文明。所以，东胡系对于草原尊重、对于农耕羡慕，对两种文明下的生活方式都无禁忌。因此，第一个实现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权，恰恰是东胡系的鲜卑政权。
　　契丹人第一次从制度上开创了南北两院的混一政权，南院制幽云十六州、北院制塞北草原。女真人有样学样，开创的大金政权也是跨草原和中原两种文明形态而治。但是，女真人走得太猛，有点步了鲜卑北魏的后尘，后期逐渐淡化了草原底色。最后结果则是中原搞不定南宋，草原搞不定蒙古。02.中原王朝在唐以后也发生了剧烈变化
　　中国历史的一个趋势，就是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原因就是胡焕庸线，以东就是农耕地区而以西就是游牧地区，所以中原王朝的农耕文明底色越来越浓而草原文明底色越来越淡，直至最后失去了对草原的好奇心。
　　陕西的关中地区，是一个枢纽。这个枢纽位置决定了中原王朝必须同时关注草原和中原。关中大本营，对内统治要以关中制中原、制天下；对外经略要以中原制草原、制西域。
　　但是，在中原完全形成一体之后，关中这个位置的作用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同时，经济重心先是在中原后是在河北，最后到了江淮地区。所以，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唐以后也就不断东移，隋唐建立西京洛阳，北宋直接搬到了开封汴梁，到了明朝则先是南京后是北京。
　　这个时候的中原王朝，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东部农耕政权，其统治范围主要集中在胡惟庸线以东，至于草原不仅距离远了而且好奇心也淡了。但是，恰恰在胡惟庸线以东，还有一个草原问题始终解决不了。这个草原问题就是东北的东胡系问题。
　　东胡系可以借助草原的游牧骑兵挞伐中原，也可以借助中原的文明优势征服草原。两种文明的优势，东胡系全能整合在一起。所以，在与中原王朝的较量中，草原的东胡系始终多了一张牌。而且，这张牌很硬，是冷兵器时代的最强军事存在，即游牧骑兵。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文明优势和财富优势，就只能勉强招架了。
　　而最要命的还是进取心的丧失。秦朝打遍了整个地理视界、汉朝打遍了整个地理视界，隋唐也打遍了整个地理视界。这些王朝的进取心非常强。但是，两宋以后的士大夫精英们，却无意于草原征伐。
　　为什么两宋富甲千古却不能诞生秦皇汉武式的君主？原因就是：足够有力量的士大夫精英们，根本就不想致君秦皇汉武，他们只想要宋仁宗那样的皇帝。这就是唐以后中原王朝执政精英的道路选择，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却失去了对草原的进取心。03.草原不仅进取心十足，而且不断实现文明的融合升级
　　北宋在西边的草原对手是西夏。这个党项人建立的西北割据政权，宋朝人打了上百年也打不服。原因是什么？
　　西夏的铁鹞子骑兵完全碾压北宋步兵，这就是原因。其他各种分析都是徒劳，一句打不过就够了。吸收西域冷锻技术的西夏骑兵，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而北宋呢？还是老样子，几乎没啥发展。
　　西夏是如此，灭亡北宋的女真人也是如此。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当游牧骑兵升级为重甲骑兵的时候，中原的刀剑弓弩就丧失了威力。
　　汉唐士兵能够以一敌五，到了唐以后就完全不行了。在军事升级上，中原王朝的文明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
　　蒙古人在八方混战的情况下，突然崛起。八方混战是天时，但蒙古人也有自己的优势。草原骑兵与色目人或穆斯林的商业能力、政治能力，实现了积极融合。蒙古人融合多方文明，突然崛起于整个欧亚大陆。而这时候的中原文明，还怎么较量？
　　他们进取心十足，而且还在不断地进行着文明升级。大唐帝国跟吐蕃帝国打了两百年，也没能打服这个高原对手。而蒙古人呢？靠着宗教和政治手段，就解决了高原问题。蒙古的大元帝国，融合了草原骑兵的军事力量、中原经济的财富支持、穆斯林的商业能力，兼顾高原的宗教信仰。这是一种建立在瑰丽想象力基础上的强大整合。
　　女真人在入关之前，不仅完成了东北女真内部的整合，而且还实现了对蒙古草原的控制。所以，女真入关，不是东北东胡系的入关，而是融合了东胡系与草原系的力量，一起入关。在这个力量面前，中原王朝就显得太弱了。
　　清朝皇帝，对中原称皇帝、对蒙古称大汉、对青藏高原则称文殊菩萨转世。清朝融合了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以及高原的信仰，所以其政治成就势必强于纯粹中原王朝的大明。最后总结：
　　唐以后的草原问题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中原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变成了二元文明形态的东胡系。
　　唐以后的中原王朝自顾自地实现着内部整合，儒家进入思辨层面、士大夫精英逐渐掌握权力、中原治理日趋精细化，但文明也越来越单一线性，丧失了进去心也丧失了力量。
　　唐以后的草原民族不仅进取心十足，而且不断融合各种文明形态，逐渐生长出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且其想象力足以支撑其能够输出更多元、更复杂的统治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在与草原的较量中，逐渐败于下风。而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草原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甚至中原王朝根本就无力解决。
　　归根到底就是文明的传播。
　　夏商周时期，华夏文明率先由部落进入国家联盟（封建制国家，周天子是共主），而周边少数民族还处于部落形式，以国家联盟对付部落，当然占有优势。
　　秦汉时期，华夏族成了汉民族，国家制度进一步加强，成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家的动员能力更加强大。而周边少数民族尚处于国家建立初期，有的甚至还没民族统一。
　　唐宋之后，随着文明的传播，周边民族也建立了国家，汉民族的制度优势也就不明显了，所以对少数民族的战争胜率就降低了。
　　不知道大家在玩游戏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打赢时＂不是自己太强，而是对手太弱＂；打输时＂不是对手太强，而是自己太弱＂。我们从唐朝时往前推，中原王朝的战斗力一直十分强悍，逼的少数民族不敢拿起刀枪，只敢载歌载舞 。
　　并不是少数民族强大到越来越难打了，而是汉人民族的封建统治下中原王权政策的改变导致了许多有志之士，放马南山、整天吟诗作赋。唐汉之前，民风彪悍，朝廷重视文官、敬重武将，全民好战成风，虽然不是马背上的民族，但对于战争从不服软。所以打匈奴、退突厥，扩大版图疆域。
　　春秋时期，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从小都在骑马射箭，军事素养与少数民族不遑多让。汉代虽然独尊儒术，但文人受人尊敬，文官可以谈论国家大事，对军事出谋划策；武官受人崇拜，靠军功封侯，获得官级、名望与财富。从唐、汉再到春秋，武官也可以进入最高权力中心，出将入相；文官可以弃笔从戎，博得一份军功。在那个时候，皇帝调兵遣将只需虎符即可，没有出现监军这个职位（监军的出现，甚至比主帅的权利更大，影响整个战局）。隋朝时科举制的出现，在唐朝趋于成型，学子三年寒窗才有机会入仕，博得一份大好前程。
　　于是，民间的孩子开始了勤勉读书，出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高论，大家都盼望高中，然后做官，从此衣食无忧。国家招揽人才也只是招揽这些整天满口爱国救民的高论和写一手花团锦簇文章的仕子。从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后先前的骑马射箭之类的武学风气日渐荒废，产生了一批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才。
　　宋朝之时，宋太祖自身便是军伍中人，他自己明白武力代表着什么，为了预防＂陈桥兵变＂这样的事情重演，他开始抑制武官的权利。
　　唐末五代军阀的割据严重影响的中央政权，这让宋朝的统治者又看到了武将带来的威胁，于是一次又一次的压制武将的地位和权限。甚至把军人的权限压制到了可悲的境地，而那些为了国家浴血奋战的军人的地位甚至比罪犯还不如。
　　在宋朝之前，中央高级军事长官多是军人出身，如太尉、大将军、大司马等；到宋朝时的高级军事官员成了文人担任，靠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浆糊脑袋来指挥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并且宋代后的官员军事素养极低，将领又随时被调动，这就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是兵家大忌。
　　而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到了明朝，明朝时期还设立了＂监军＂一职，监军的作用类似虎符，起初这个职位的出发点是好的。古代皇帝调动军队需要靠虎符来对接，但是如果虎符丢失或被盗，就会影响部队调动，有了监军的存在就能证明统帅的真假。
　　（明朝监军多有太监担任）
　　监军还有一个特殊权利，他可以有额外渠道回报战争情况上达天听，这就造成了监军的权利太大，甚至干涉统帅的指挥决策。明朝时期的战斗失败经常是因监军随意干涉指挥造成的，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中央统治者对武将的不放心，造成武将指挥处处被肘制。唐汉之前，少数民族不敢长驱直入中原，是因为他们惧怕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
　　汉唐时，不管是匈奴还是突厥，他们被打的撤退几千里，突厥甚至绝望的归降唐朝，剩下的跑去祸害欧洲。
　　春秋和秦朝时，中原王朝长期与北方民族战争：
　　秦国灭掉了义渠游牧民族国家
　　赵国灭掉了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山国；
　　李牧大败匈奴；
　　燕国灭了东胡；
　　蒙恬率30万大军打的匈奴望风而逃；
　　《过秦论》记载：＂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干弯弓而抱怨＂。而唐之后的宋明，中原王朝重文轻武，皇帝不信武将，军人地位低下，文人胡乱指挥，导致随便一个少数民族都敢欺负汉人。
　　中原王朝在军事上毫无威慑力可言：
　　北方游牧民族敢长驱直入，抓走皇帝、公主及大量汉人女子；
　　后金入塞如过无人之境，差点攻入北京城；
　　纵观历史，少数民族一直在保留着时刻战斗的思想，他们明白唯有不断战斗才能生存，反观中原王朝却一直在打压军人地位，让军人失去作战的积极性。再也没有＂文能提笔安社稷，武可马上定乾坤＂的民族思想，对手一直在进步，而我们却一直在退步，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
　　所以说，不是少民族越来越难打，也不是对手太强，而是自己太弱。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简单说来，唐朝以后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越来越难打，主要是因为两点：
　　一是少数民族进行了制度和技术的全面革新；
　　二是中原王朝进行了自我阉割式的制度创新。
　　为什么这么说呢？静夜史认为：
　　1、制度革新，后来居上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此时的北方，契丹则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
　　这是自西晋灭亡后，中原地区再次出现的大分裂。
　　此时的中原各军阀，为了取得优势，纷纷放弃自己的底线，尤其是石敬塘，936年，石敬塘将燕云十六州地区割让给契丹，从此中原地区屏障尽失。
　　而对于契丹而言，燕云十六州则成为其封建化改革的平台，契丹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了＂二元制＂的帝国，从此辽国成为带有鲜明封建特色的游牧民族帝国。
　　辽国之后的金国、西夏、蒙古和满清，也基本沿袭了这样的套路。
　　有着游牧民族的强悍战斗力，又有中原王朝制度的强大组织能力，这样的政权，绝对是中原王朝的强劲对手！和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汉化不同，辽金蒙古的汉化只是学习中原文明，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特色。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金国，在金世宗完颜雍时期，金国才开始了全盘汉化的过程，在此之前，特别是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前，金国实施的，也是二元制的政体。
　　其后的蒙古，则是对汉文化浅尝辄止，更多地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而到了明末，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吸取了辽金夏蒙的不足，在汉化上做到了张弛有度，所以享国时间最长！
　　正是在制度上完成了革新，使得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在制度上没有了代差，甚至还有优势，所以中原王朝难以招架！
　　2、技术转让，鸟枪换炮
　　说起制度的输出，和唐朝有很大的关系，唐朝一度征服了包括漠北在内的辽阔疆域，这使得唐朝的先进制度得以源源不断地向被征服地输出。不仅如此，哪些曾经臣服于大唐的政权，也得到了唐朝的福泽，最典型的就是吐蕃。通过**公主、金城公主等几次和亲，为吐蕃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包括粮食种子，这些帮助吐蕃成为更加强大的政权，当然，对唐朝的威胁也更大！
　　到唐朝后期，曾经臣服于大唐的少数民族政权要么灭亡，要么自立山头，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割据势力。
　　大唐除了进行制度的输出之外，在技术上也进行了大量的转让。要知道，要开疆拓土就要打仗，打仗就有胜有败，败了就有可能损失人才，比如工匠，怛罗斯之战失败后，唐朝的造纸术就是被俘虏的工匠带到阿拉伯的！
　　而对于少数民族，特别是漠北的民族，骑兵是横扫天下的根本，所以马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今天的考古结果来看，最早的马镫出现于汉朝时期的中原，在南北朝时期趋于完善，而在唐朝对外战争中，马镫的使用更加普遍。
　　在不断的战争中，马镫伴随着战争的进行输入北方，帮助游牧民族造就更加强大的骑兵！
　　除了马镫，火药也是著名的大杀器。最早关于火药应用于军事的记载是904年杨行密攻打南昌城时用火箭烧毁龙沙门，史称＂豫章飞火＂（当时的南昌叫豫章）。
　　而后，火药开始随着少数民族的不断南下成为游牧民族的重要火力来源。
　　13世纪初，蒙古大军大举西征，当时的蒙古军队中大量装备火铳等火炮类武器。随之黑火药技术传入阿拉伯，被称为＂中国雪＂！
　　正是由于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少数民族同样和中原王朝没有武器代差，加上他们有强大的骑兵等，战斗力自然凶悍！
　　3、自我阉割，自毁长城
　　和少数民族大跨步的进步不同的是，中原王朝不仅没有进行相应的升级改造，而且进行了自我阉割式的社会改良。
　　有感于武将当国的混乱，960年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决定将这股风气扼杀在自己这里，具体就是进行了＂以文制武＂的改革。
　　在收回武将权力的同时，赵匡胤大力推行分权，导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改革科举，扩大科举的录取人数，导致文官势力空前庞大，北宋中期以后甚至可以影响皇权。在文官制度的笼罩下，北宋军事主官居然是文官来担任，宦官来监军，至于武将，基本就是个干活打杂的角色。
　　这样的设定是把武将割据造反的根子给断了，但是却也斩断了中原王朝的血性！从此北宋的战斗力越来越感人，除了对阵西夏的西军，北宋的整体军力简直就是战五渣的存在。
　　而可怕的是，这种以文制武和分权的思想，被朱元璋拿来就用，这导致明朝后期战斗力更加感人。
　　文人误国，在宋明两朝绝对不是一句玩笑话！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宋明两朝难以崛起，而且对领土观念大淡薄超乎想象。面对大理，赵匡胤一个＂宋挥玉斧＂就彻底告别了云南。从明宣宗开始，明朝大量放弃边疆土地，包括奴儿干都司、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等。
　　没有领土就意味着没有战略纵深，意味着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生存力更弱，所以宋明两朝最后全部被游牧民族彻底消灭！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为什么唐以后，少数民族就越来越难打了？
　　三点原因：
　　其一，汉人大量加入。北方多为草原民族，但是唐以后大量的汉人加入到了少数民族政权，使其工艺技术大大提高，几乎可以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北宋与西夏大战近百年，到了后期，西夏军队居然出现了攻城楼车、挖墙工兵这样以往只有汉人才有的技术，战力提升很快。
　　加入少数民族政权的汉人来源比较多，有战俘后代，有国土兼并加入的，比如燕云十六州的汉人，也有少数主动投靠的！这些人都给其政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其二，中原政权的本身技术进步缓慢，没有形成类似秦汉时代压倒性的技术优势。这一状况直到近代才得以改善，西方技术让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的技术优势重新扩大！
　　其三，少数民族军队的传统优势一直存在并发扬广大，既骑兵和机动作战，这一优势在蒙元时代最为明显，几乎让汉人政权难以招架。
　　（个人观点，欢迎关注一下！）
　　这个问题老梁来回答。
　　越来越难打？其实这个问题抛开这个壳，就是一个尚武不尚武的问题。
　　读历史的小伙伴一直会有一个疑问，唐朝之后，尤其是宋以来，咱咋老是那个挨揍的，而不是那个揍人的，瞅着就憋气，咋就越活越回去了呢？
　　俺可以很明白的告诉大家伙，咱们依然尚武，汉族依然是那个汉族，尚武却不是那个尚武。
　　瞅到这里估计有小伙伴要说了：＂这家伙整的跟个绕口令一样了，整点明白的？＂那没问题啊！您接着往下瞅。
　　咱一般人认为的尚武，简单的说就俩字武力，俺说的你不听，大巴掌抡死你，你就听了，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尚武。
　　您比方说，汉武帝这老祖宗脾气火爆的厉害，你匈奴人占了便宜就搁大草原上跑，没吃的了就跑咱中原地区打谷草？便宜死你了，不扇死你老刘家在大华夏的历史上，那多掉面子。
　　这就开始了一轮接着一轮的征伐，一家伙就把匈奴人掀翻在地，打的都不知道天在那，地在那，连大草原都不要了，跑到别的地方祸祸其他人去了，直接导致了西方那捧在手心里的罗马帝国变成了渣渣。
　　就一个字，牛啊！
　　还有唐朝，这老祖宗也牛，直接就出了个天可汗，一大帮游牧民族全来朝拜，这就是被打怕了，不臣服这就是个死字。
　　唐朝是咱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修长城的朝代，他们的长城就是手里的唐刀，没啥问题不是一刀解决不了的事，一刀不行那就再来一刀，砍不死你就不是大唐人。
　　最著名的就是王玄策一个人带着一帮子借来的大兵，搁印度这地方追着人家的国王打，楞是灭了一个国。
　　这尚武都尚到了脑瓜顶子上了，就差脑门上写着一个武字了。那么后来咱就不上尚武了吗？
　　依然尚武，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您别和俺提宋朝，这家伙就是在自己作死，上层领导就是一帮子孬种，软蛋。
　　别的不说，当时的蒙古人有一支横扫整个亚欧大陆的军队，您自己个瞅瞅，灭金，灭西夏，灭西辽，甚至灭了欧洲大陆上哪个还没有成形的由俄罗斯人建立的俄罗斯公国，一家伙就怼到了多瑙河畔，您自己算算每一个地用了多少时间？有时候说起来就是一个笑话，蒙古人走过去他们直接就跪了，压根就不用打。
　　＂大哥别打了，别打了，俺跪着去见你还不成吗？＂
　　而打南宋呢？从开打到结束用了六十多年，南宋弱吗？你快拉倒吧！这不逗乐呢吗？
　　还是那句话整个南宋被灭，那就是他自己往作死的路上一路狂奔，这都不带停的，拉都拉不住，这结果还不是那帮子所谓的上层精英，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万事大吉了？
　　别的不说，辛弃疾一说大家伙以为这就是个诗人，你快拉倒吧，俺更加愿意把他看成是一个战士。
　　一个人带着五十来人，就敢拿着大刀片子冲击几万人的敌营，这可不是没脑子的胡闹，最后人家把这叛将掐着脖子给拎了回来。
　　南宋时期是有很多优秀的将领，没法子他们都转行做诗人了。
　　南宋尚武吗？尚！是人民尚武！是整个汉族还在尚武，不然当年南宋被灭，不会有十万军民跟着小皇帝跳海自杀的，是悲愤，是屈辱。
　　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咱的尚武就被埋在了骨头缝里，不到最后一刻就不会出手，一旦出手，弄不死你！
　　举个例子，八国联军祸祸北京城，不到两万人，那叫个耀武扬威的，咱又是赔款，又是道歉，一水全跪了，说真格的，这就是民族危亡时刻，无声无息的消失，还是重新站起来，这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五十年，也就是五十年后，咱中国人扛着枪带着小米，和全世界所谓的精锐在朝鲜这嘎达进行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厮杀。
　　我们没有飞机，我们没有大炮，我们没有汽车，甚至我们连棉衣都没有，我们有的是两条腿，两条胳膊夹着的步枪和手榴弹，进攻，进攻，不断的进攻，打他狗日子的，凭啥不让俺们好好的活着，俺们吃口饱饭你们就来祸祸，凭啥？
　　那就去死吧！一百万的联合国军，被咱打崩了，美国人被打哭了，很多国家被打服了，这场厮杀结束，中国人反而有了朋友！
　　中国人不尚武吗？呵呵！只是变了一个形式，俺们搁到了骨头缝里了，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拿出来，能做下来谈的，为嘛要动刀动枪的，这不健康！
　　后来越南和美国人打，咱就在越南的土地上划了一条线，别把炸弹丢过来，美国人很听话的。咱们的尚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咱们在进入中央集权社会的时候，战争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行为。
　　其实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对国家各个方面的考验，这种考验甚至会演变成一种很难修复的伤害，所以咱们对待战争总是很谨慎的。
　　要记住咱的文明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咱总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所以中国文明才能延续至今，所以这种不断的尝试让咱们对待战争变的越来越谨慎了。
　　因为战争导致灭国的有很多的，别的不说就说隋炀帝，您说大隋朝不厉害吗？厉害啊！但结果如何呢？不用俺说了吧！
　　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咱的地盘是不断扩大的，说真格的周围有价值的土地都被咱征服了，而茫茫大草原上这真的不适合咱居住。
　　咱每次征服大草原，最后还是会放弃的，最终依然会导致大草原上涌现出另一批游牧民族。
　　这在当时看来，就有点得不偿失了，伤筋动骨的进行征伐，结果还不要，太浪费了，所以咱对草原就采取了守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再有一个兵权不能过分的丢给武官，因为武官一旦获取了足够大的兵权往往就会形成地方割据，最简单的说唐朝的覆灭就覆灭在了武官们的兵权过大。
　　所以在这一点上，宋朝进行了改革，到了明朝直接给武官们的脑门上弄了一个玻璃一样的天花板，兵权落在了文官们的手里。
　　经过这样的改革，所以咱们的尚武变了。
　　这就是游牧民族越来越难打的原因，咱开始守了，有那么个不思进取的意思。
　　而且游牧民族他们也在变，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也在加强。
　　最简单的说，匈奴的时候，他们连文字都没有，后来呢？文字有了，还讲究起血脉传承。
　　有了文字，有了血脉传承这类的东西，有些经验，有些认识就会积淀，一旦积淀，不变强，这都是胡说。
　　当然相比较起来他们的这种传承和积淀还是太过薄弱了，所以元朝没用一百年的时间就没了。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顺手点个赞呦！
　　这个问题要解释清楚，有很多角度。如果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从三代至唐，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唐代之后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表面来看，是唐朝之前的大臣，是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的。而唐朝之后的大臣，只能站着跟皇帝汇报工作。士大夫的精神，也从一诺千金的＂诺＂，变成了包衣奴才的＂喳＂。
　　（先秦贵族的担当）
　　自从产生了农耕文明以来，中原王朝一直在与北方的游牧部落进行着战争。与其说这是生存权的战争，不如说这是农耕文明将自己从夷狄腥膻中用鲜血强行隔离开来的民族自觉意识。在最早的记录中，商朝曾经一次出兵13000人，还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带队，攻打北方的游牧民族。
　　到了周王朝时，周公在商王朝的内服、外服的基础上，发展完善了分封制度。中华大地第一次以周文明作为母版，开始了大殖民时期。在周王朝的军事支持下，经过300年的努力，各个封国的国君逐渐同化了野人。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商人的后裔。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封国纷纷向外扩展势力，将东夷、西戎、南蛮、北胡都赶到边缘地带。在宗法制度下，这个封国国君也开枝散叶，形成了更多的城邦国家。所以，在西周时期，诸侯国一般不用连片的颜色来表示，而是一个一个的城邑。
　　（西周分封：都是一个个分散的据点）
　　这些游牧民族本来住的四分五裂的，在各个周王朝和各个诸侯国的努力下，都被赶到了一起，人口更加集中了，而且深受诸夏国家的压迫，有着共同的敌人，心里一直想着复仇。很快，在生存权受到威胁时，他们形成了部落联盟。在诸夏国家之外，东南西北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游牧民族，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
　　更为不利的是，当这些游牧民族远走漠北后，他们发现有一条草原通道，可以直达更加遥远的西方。当时的西方的科技水平是要超过中原的，士兵们使用起铁制兵器和马拉战车参与战争。中国和西方对于铁器的冶炼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技术流派，直到西汉时，中国的冶铁业才达到西方的水平。西方的亚述帝国、赫梯帝国进行征服战争时，游牧民族会将这些文明成果，通过图兰低地，再传入漠北。这就使得在军事能力方面，漠北游牧民族由于有科技外援，并不弱于诸夏国家。
　　镐京在两次地震后，国力大损，城墙毁坏，尚未来得及休整，犬戎（匈奴部落联盟的前身）攻破了镐京，西周王朝一战亡国，王室不得不东迁。此后的100年间，黄河流域成为了游牧民族的跑马场。陆浑戎甚至把牧场放在洛阳的边上，翟人、狄人纷纷进入中原。中华文明面临夭折的危险。
　　（春秋初年版图）
　　诸夏国家秩序崩毁，各自为战，打的很吃力。这时，齐桓公站了出来，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集合众国之力，历经100多年奋战，才将这些游牧民族重新赶回边关，筑城守卫。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春秋五霸。
　　在反抗外族的战争中，诸夏国家形成了华夷之辨，产生民族认同。通过战争的胜利，将华夏文化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文明高地，以至于边缘地区的吴楚越秦等也纷纷认祖归宗，参与诸夏国家俱乐部。同时，由于频繁的战争动员，诸侯国的国土面积不再局限于一个一个的城邑，而是连成了一片。因此在春秋时期的封国，就已经用区域颜色来表示了。
　　诸夏国家能够击败这些游牧民族，并不是靠兵革之利，而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优秀的组织能力。 单兵作战素质和军事科技能力，实际上游牧民族并不弱于农耕民族，因此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其实并不好打，要不后来的赵武灵王也不会推广＂胡服骑射＂。不仅仅是因为诸夏国家的竞争压力，更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抢掠让赵国面临失血而死的困境，因此，锐意改革的赵武灵王被梁启超称为＂黄帝之后第一人＂。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此时的诸夏国家，还有着周王朝封建的全部特征，即封建主拥有领地里的几乎所有权利。领地里的人民，被他们视为财富，他们可以驱使人民去从事徭役、兵役。
　　在分裂图存的情形下，政权不得已强化国家机器，师出有名。民间社会在亡国乱命的恐惧下，也能够接受苛政。相对而言，中央更易察觉小面积国土内的局部异常，能够较好地处理国家征发和民众接受程度的矛盾。
　　其实国王们解决问题也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封建制是归属关系，国王只需要把任务和指标下达给封建主，向封建主施压。封建主最大限度地调用依附自己的基层力量。因此，国民矛盾聚焦点不在国王，而在封建主身上。也因为封建主有自己的势力和领地，所以先秦时期，经常可以看到封建主与国王的对话，很是不卑不亢。
　　如晏子不死君难。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因为封建主有足够的资源离开国王也能独立存在，所以封建主才会有如此的风骨。有这样的士大夫精神，才是真正的把天下事当成自己的事的贵族精神。因此，在面临外族威胁时，正是这些人挺身而出，为大义而战，全民皆兵，才能保住华夏文明不灭。
　　（秦赵燕诸侯尚能击败少数民族）
　　这种情况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突然改变了。因为秦始皇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零分封。为了实现皇帝的绝对权力，杜绝地方势力对中央威权的反弹，秦始皇不仅不封宗室诸侯，他连皇后和太子都不立。
　　秦始皇的政府征辟了大量的职业官僚，充任地方守吏。但是这种行政职权上的隶属关系，很难保证地方的忠诚度。由于没有了中间的封建主阶级作为缓冲，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了咸阳。秦始皇很勤政，每天都批阅奏章，可能他短命也与超负荷的工作有关。秦始皇有30多年的威权可以镇压不服，但是他的继任者怎么能够驾驭得了这种头重脚轻的政权呢？
　　所以，秦始皇死后，很快天下大乱，中原势力衰弱，公元前215年被蒙恬驱赶到塞北草原的匈奴人卷土重来。
　　（秦始皇设计的制度是彻底零分封）
　　汉朝以一个经历了失败的政治试验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帝国去应战如日中天的匈奴，差点被匈奴打死。后来冒顿单于总是希望汉高祖再发兵北伐，以当时的匈奴实力，是可以击败汉朝的。汉朝韬光养晦了70年，才在汉武帝时发起了反击。
　　汉朝延续了周王朝的分封政策，由此还酿成了汉景时期的＂七国之乱＂。不过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大行中央集权，但是地方豪强依然存在。皇权虽然强大，依然需要借助士大夫阶层来进行管理。
　　汉代执行的察举制逐渐又形成了世家大族。
　　这些人的利益在地方，自然有守土的积极性和对自己所影响区域内的军事能力的调动权。比如刘琨孤身一人在河北抵抗游牧民族，当时的北方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坞堡，都是地方豪强自发组织起来的救亡活动。
　　因此，世家大族实际上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承担了先秦时代的封建主的角色。当然，这些世家大族最后也腐败堕落了，因此出现了衣冠南渡。
　　（淝水之战：世家大族的闪光点）
　　隋唐时，这些世家大族依然占据着高位，阻碍了社会政治的发展。这时出现了科举制，使得皇帝发现了一条可以彻底摆脱＂中间阶层＂，可是具体的地方政务必须要有人处理。因此虽然皇帝狠心杀了一波又一波的地方豪强，很快又因为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原因，再次形成了高门贵族。
　　隋炀帝急功近利，太希望尽快见到科举制的红利，被这些即将被抛弃的高们贵族反杀了。唐太宗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用起了软刀子。到了武则天时期，高们贵族终于被拿下，可是随着皇权向地方延伸的同时，地方的武备逐渐被削弱。这导致了武则天时期边疆战事频繁，丢失了很多土地，少数民族势力死灰复燃。到了唐睿宗时，开始设置了节度使作为封疆大吏。
　　（天宝十节度）
　　节度使制度的发展，使得地方上的军政势力逐渐超过中央皇权，由此酿成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到了后期，唐王朝全国几乎都是节度使，皇帝成了摆设。
　　地方势力对中央皇权的极大威胁，被五代十国演绎的淋漓尽致。宋朝建国后，开启了另外一套政治模式——秦始皇中央集权2.0版本。
　　宋朝皇帝牺牲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设置了相当复杂的行政官僚体系，使得政府内部互相掣肘。同时，尽最大可能的吸收地方资源，强干弱枝。
　　与秦始皇的二世而亡命运不同的是，宋朝有了＂科举制＂的法宝，它源源不断地位宋朝输送了大量的职业官僚。这些天子门生多数是寒门子弟，天生的政治资源就是皇帝，从此＂学的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成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文武殊途，自宋代始。在边疆地区，也形成了流官治理，戍卒轮番守卫的模式，守土有责，成为了职业。因此，战斗意志大不如前。
　　（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转折点：宋朝）
　　宋朝的制度，已经有后世＂三权分立＂的影子了，但是宋朝的中央政府征发大面积的兵役面临的风险却很高。因为职业官僚换个主子一样干，宋朝皇帝却要承担所有的矛盾。所以，民间又有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谚语，皇权真正有了孤家寡人，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逐渐过渡成了一家一姓之天下了。
　　少数民族此时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完成了从部落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虽然中原王朝的政治演进依然比少数民族先进了一个时代，但是封建制的少数民族迸发出的战斗欲望与中原王朝讲究稳定的＂三权分立＂的战斗意志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少数民族是抢到了就是自己家的，可以传承下去；中原王朝则是是打一份工的职业心态。在民族主义尚未兴起前，中央王朝的＂天下观＂没有足够的凝聚力来将国力转变成战斗力。而且这＂天下观＂还萌发于国破家亡之际，已悔之晚矣。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王朝只好努力攀升科技树，希望能够通过科技代差形成对国家化的抢劫组织的优势。可是，科技的发展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宋代，没有赶上工业革命。以后的明朝亦如是。
　　所以，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是因为历代皇帝都在不遗余力地＂去除中间商赚差价＂，要形成一家一姓的铁桶江山。最后，皇权在漫长的博弈过程胜利了，地方上的活力却被压制了。这种政治的最大优点是稳定，不会有内乱，缺点是头重脚轻，地方武备空虚。
　　宋朝的超前的政治制度，本该塑造一个更加强大的文明（稳定和持续的输出火力和影响力是建立庞大帝国的必要条件，如大英帝国），却因为没有赶上科技爆炸，被落后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的蒙元所组织起来的毁灭性力量完全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不请自来。游牧民族的组织能力和装备在漫长的拉锯战中得到了进步，而中原王朝的扩张属性却在一步步下降，此消彼长之下自然就难打了。
　　想当初春秋战国中原打成了浆糊，却没有忘记将国家缝隙之间的各路蛮夷填了牙缝，等到秦始皇统一之时，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义渠戎、赤狄、白狄、孤竹和中山已经从中原被永久驱逐了。
　　草原雄主--冒顿单于
　　自从冒顿单于统领的＂四十万控弦之士＂登场之后，除开汉唐有过短暂的消停之外，中原大地几乎永无宁日。
　　诚如提问所言，唐代之前少数民族几乎没有占到太多事实性的便宜，反而变成史册中的符号：犬戎、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靺鞨、乌桓... ...这些民族最终被杀得支离破碎，踪迹难寻，而唐之后的对手换成了契丹、党项、蒙古和女真，他们跟中原王朝的战争几乎没落过下风甚至取而代之。少数民族的原因
　　一、装备升级 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汉书.陈汤传》
　　西汉的陈汤曾谦虚的表示过从前一个打五个，后来他们get了不少汉朝技能，只能一个打三个了。
　　将汉高祖围于白登的匈奴骑兵
　　虽然在我们的映像中始终是游牧民族的＂过万不可敌＂，但事实上以精钢兵器对抗青铜，以强弩对付弓箭，曾经秦汉时可是一点不吃亏的。但后来冶金技术不再成为秘密时，游牧民族也就用得起了。
　　后来成吉思汗的马队能够横扫欧亚，多少坚固的城堡被夷为平地，关键在于他们的秘密武器--回回炮，毕竟骑兵是跳不上城墙的。
　　蒙元的攻城利器--回回炮
　　回回炮是一种来自西域的大型投石机，发射的是重达一百五十余公斤的巨石。它的射程，根据《襄阳守城录》中记载为250步，约391.25米，这远远超过了襄阳城护城河与壕沟的宽度。
　　二、组织能力
　　匈奴王庭盛极一时的那段时间，其实他们的社会组织还处在中原三皇五帝时期的部落军事联盟阶段，当然王庭直辖的撑犂部落实力冠绝各部，这是冒顿单于能够指挥匈奴全军的基础。
　　但只要打残了王庭，匈奴各部马上就会陷入内乱之中，直至他们打出新的王者，或者被别的游牧民族竞争对手取而代之。
　　总之他们比皇权阶段的中原王朝组织力差了几个档次，大凡中原统一、强盛的时候总会摁着游牧民族一顿狠揍。
　　汉民族屡次被迫＂和亲＂
　　不管是穷凶极恶的匈奴还是不可一世的＂五胡＂，他们没有建立帝国的思维，而是作为征服者的存在。前秦的苻坚和北魏的孝文帝曾经尝试过全面汉化，但显然他们尚且驾驭不了中原人的厚黑学和帝王之术，很快就被干掉了。
　　而后来就不一样了，成吉思汗的天分和气数绝非偶然，他的蒙古在入主中院之前就不再是股份制的公司，而是家族企业的模式了，不再有别的贵族敢觊觎黄金家族的地位，这已经跟夏商周的家天下模式非常类似了。
　　中原的苦主--渔猎民族女真
　　而女真人的两次入主中原则最有说服力，第一次突袭东京具有很大的侥幸成分，他们后来几乎全盘接受了汉化，然后被腐蚀而衰败，后按照＂胡运不过百年＂的宿命被蒙古人再次赶回了深山老林；第二次则完全沿袭了中原王朝的礼制、继承和官制，腐化的进程大大延长，如果不如恰逢＂数千年未见之巨变＂，打破大唐三百年国祚的封建王朝寿命记录当没有疑问。
　　三、学习能力
　　游牧民族跟我们血缘差距并不大，智商和学习能力也不大，最初他们对于中原王朝的和亲、分化和拉拢几乎是没有什么抗拒能力的，因为眼中只有利益。
　　被凌迟处死的袁崇焕
　　以满清为例，入关之前他们就重用范文程和洪承畴等汉臣建立了皇权制度，过往的十王议政逐渐被废弃。而文化水准仅限于《三国演义》的皇太极居然会用反间计干掉袁崇焕，他和多尔衮是极具政治天赋的人物。
　　后来则是招降、分化和利诱都用的飞起，如果不是他们能够学习并建立中原王朝的政治和官僚制度的话，那么多的降将自然会多掂量一下自己的选择，是否会有自己新的官位和地位，总不能跟着这群野猪皮退到关外啃人参吧。中原王朝的原因
　　其实中原和游牧民族在人种和起源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伴随早期的中原文明逐渐由渔猎进化为农耕，自然也就逐渐更曾经好勇斗狠的渔猎习性划清了界限。要说一定打不过游牧民族也不是，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一、赵宋的钱多多
　　经过五代的折腾之后，换血重生的赵宋王朝体现出温文尔雅的气质可谓令人大跌眼镜。
　　赵宋的确是缺少了陇西养马之地和山海关天险的先天不足，但哪个浴火重生的王朝也是需要一步步开疆拓土的，如果他们很想的话，燕云十六州迟早能拿回来。
　　笔者总认为赵匡胤着急了点
　　但一代雄主赵匡胤似乎没有考虑过动武，他一门心思地想着用钱把故土赎回来，这显然是天方夜谭，而在北汉尚存的情况下早早地＂杯酒释兵权＂，似乎也有一点操之过急，更像是安排后事的行为。
　　而他那个志大才疏的弟弟赵光义则一战陪光了北宋开国的所有精锐，堂堂天子驾着一辆牛车灰溜溜地逃回开封。自此制定了著名的＂守内虚外＂国策，将＂花钱买和平＂作为一项惯例传承了下来。
　　媾和条约签到手软的两宋
　　自此之后的檀渊之盟、海上之盟、隆庆和议、嘉定和议... ...打赢了也送钱，打输了也送钱，甚至结盟也要送钱。如此荒唐，何来勇气？
　　二、尚武精神的沦落
　　从信史记载的先秦到温文尔雅的宋明，大抵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是一步步退化的。
　　不同于孔子的儒家先哲形象，他老人家其实身高1米9，腰挎宝剑，动不动就喊打喊杀，那个时代上阵杀敌是国家公民的特权，而驾驶战车的则是出生贵族的世家子弟。＂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西汉.陈汤
　　汉代决不妥协的悍勇和盛唐以建功立业为骄傲的全民尚武精神也是国人遥远的记忆，＂长安游侠＂渐趋不见，人们开始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形象为荣了。比如《白蛇传》里面的许仙和《西厢记》里面的张生，笔者一直很好奇，美女喜欢这样的男人是想展现一下母爱吗？
　　皇帝连＂精忠报国＂的机会都没给他
　　而宋代自官方对于军人地位的贬低，也加深了这种氛围，兵士而言，多有发配边疆的罪犯与之为伍，大家一起刺青防止逃跑，而天赐的战神狄青被文官集团的奏折活活吓死，岳飞被坑死，刘整被逼降。对武人集团的过度防范和抬高文官集团的话语权，是赵宋之后陷入＂自己搞自己＂怪圈的最大原因。社会流传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 中原的逆袭
　　明太祖的北伐和成祖的五征漠北可谓荡气回肠。
　　永乐大帝将蒙古从帝国打回了部落时代
　　前者是历史上第一次从南往北的成功统一，后者则是再现了两汉＂封狼居胥＂和＂燕然勒功＂的千古伟业。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两代雄主的摧枯拉朽般的冰封面前完全没有了前人的风范，可谓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而迷醉于中原三百年的满清贵族们甚至丢掉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老家都不想回去了。
　　中原王朝的强盛之时从来没有怂过
　　其实中原并非一味的好恶还手之力，如果以朱棣对上成吉思汗，胜负也许未可知也。游牧民族终结的都是在历史周期律作用下的王朝暮年，彼时已经是内忧外患不可开交，既使没有外夷入侵，他们离寿终正寝也不会太远，不过恰逢其时地入主中原罢了。
　　总结一下，游牧民族在于中原王朝三千年的对抗史上的确是越来越强，中原王朝则由于自身的各种原因深陷泥潭，在一致对外方面总是力所不及。
　　其实不管是历史上的哪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经济、军事、装备乃至人口几乎都不及中原王朝的零头，但他们有一项专属技能：全民皆兵。而中原王朝的经济实力却往往缺乏转化为战争潜力的可能，呼啸而来的骑兵永远比步兵在阵战和侦查上具备太大的优势，从来就没有过好打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