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十周年祭

　　父亲二十周年祭
　　作者：谭丰华
　　父亲一生不喜欢吃米饭，1950年从部队复员时，因吃不惯大米饭而辞掉了上海的工作。现在再说起这件事，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991年，父亲偏偏和种植水稻结了缘。并且一干就是十年，在这片散发着稻花飘香的土地上，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现在，当我看到餐桌上的米饭，仍然会想起当年一个场景：眼前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父亲一个人全身湿淋淋的，弯着腰在稻田中，扶起一棵棵倒伏在地里的稻子。累了，直直腰，坐在地头上抽袋烟。接着又一垅一垅扶下去……从早晨到中午，再到下午，直到父亲的身影完全融入到暮色中。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牢牢记住这个场景，每当想到这个场景，我就会想起父亲。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孩子们也大了，每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心里就会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思绪会把我拉回到三十年前那场旱改水的农事中，让我陷入回忆。我不知道这种回忆会伴随我多少年，十年，二十年，或者是更久。
　　1991年，大运河水重新注入泇河，清澈的河水顺着泇河故道缓缓北上，一路直达岔河翻水站。这一年村里也尝试着把旱田改水田。
　　有人说，水流在这个世上，也许根本没有目的，尤其是那些小沟小渠里的水。人随便挖两锨就能把它引到别处去。对于我的家乡而言，童年的记忆中，真的不缺水，随便走走看看，随处可以见到水。村子池塘里，田间小沟里，大小河流里，一年四季都蓄满水。可偏偏就在旱改水的第一年，老天爷反常了，数日无雨，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大小沟渠断流，＂洪水走廊＂真的缺水了。
　　老黄历似乎有点不靠谱，接连二十多天，几乎是天天蓝天白云。炽热的日头烘烤着大地，阵阵西南风吹来，随之卷起一股股热浪，秧苗地里的水，如煮沸的汤，只有蚂蟥在水里游来游去。
　　泵房外，抽水的莲蓬头躺在水草中，周围仅剩一个小水坑。乡里来信，只有夜间可以抽水。一时间，水成为村里人的生命线。为了得到水，村与村之间展开了竞争，火药味十足，你扒豁子，我打堰，加上大大小小，沟沟汊汊地流失，水到了我们村的田间地头，已变成涓涓细流。眼下正值泡地，平整田块，插秧期间，水进不了田块，让所有人心烦意乱。发牢骚、谩骂，大家都在无奈中等待，不少人对种水田失去了信心。
　　村东半里许，有条小溪，平日水几乎是静止的，只有到了夏季水可没人深。我们村的泵房就建在桥边的沟堰上。那一年，父亲受村里的委派，承担起泵房守夜的职责。父亲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公家交给他的事，他都会非常投入去做，看护泵房这个角色他感到十分神圣。
　　眼下没有水，插不了秧，大伙说三道四，父亲听了，心里有点闷闷不乐，他憎恨可恶的老天爷，也埋怨翻水站，空守着泵房，却不见来水，他有些茫然。有时一个人喝闷酒，有时徘徊在小堰上，大家见了心里也明白，老爷子新官上任，惦记着地里的新苗，他的心里比别人还着急。
　　后来，一场雨突然降临，终于等来了运河水。经过十多天的折腾，水田里泛起绿色，田野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一个夏天，又迎来了秋天，稻子由青变黄，齐刷刷的稻穗，拥拥挤挤，长势煞是喜人。大半年的辛苦，眼下丰收在望。然而老天爷却给大家开了个玩笑。一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裹挟着雷雨扑过来，疯狂地肆虐了一个多小时。骤雨初歇，田野里像个川剧演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河堤上枯枝败叶铺地，快要成熟的玉米顺着一个方向倒伏在地上，稻田里的稻子扭曲成波浪形，匍匐在地上，浸泡在水中。田块的边沿，只剩下稀稀落落几垅稻子。大家看到如此景象，一下子心凉了。
　　后来听娘说，父亲没吱声，第二天，自己带上茅草，用了几天的时间，趟着水，一棵棵把我们家倒伏的稻子扶起来。三棵为一把，用茅草系上，稻子形成倚角互相支撑，这样稻穗正常接收阳光，免得穗子泡在水中烂掉，也可以抵抗未知的雷雨大风。
　　扶稻子这几天，父亲早出晚归，不停地弯腰重复一个动作，一天下午，父亲终于因体力不支，晕倒在水田中。当乡邻发现时，他已晕倒在稻田里许久，在大家的帮助下，父亲得到及时治疗，恢复了两天并无大碍。后来，当我从娘的口中得知此事，心中充满了自责、愧疚，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就是这次晕倒，从此，父亲整整和偏方打了几年交道。
　　那一年秋，水稻脱粒后，估估堆，抓一把金灿灿的新稻放手中，虽成色不太好，但产量仍在千斤左右。那一晚，父亲看着入仓的稻子，让娘炒了两个小菜自斟自饮，踏踏实实地喝了几两酒。
　　在村里，父亲办事细心出了名的，无论是种田还是侍弄牲口，他都非常用心。泵站离稻田近，据村里人说，有事没事他总去田间地头转一圈，查苗情，拔草，偶尔也到沟渠里钓鱼。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虽然不是最优秀的庄稼汉，但他的一生似乎离不开泥土和庄稼，他对乡村有割舍不断的情愫。
　　临走前两年，父亲好像和死神赛跑，加快了衰老的速度，他像一棵枯萎的树渐入老境。身板已不再挺直，走起路来少了往日的从容，脚步显得迟缓不利落，但他仍坚守着泵房。母亲多次劝他，岁数大了，给人家说说，卷行李回家吧，他不作声。
　　父亲的病是2000年底发现的，起初经医院确诊后，我和家人一直瞒着他。开始服用抗菌类药物，腹泻停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无论换了几种药，剂量多大，父亲的腹泻依旧没有丝毫改变。后来，我两次陪父亲到大医院检查，确诊后又找了一位专家，医生给答案是手术。父亲听后一千个不同意：＂人得了该死的病，神仙也没有救。我可不能让他们割得东一块西一块的。＂父亲的倔犟是与生俱来的，他认准的理我们子女是拉不回来的。但他崇拜当年村子里诊所的夏医生，据说，夏医生除了不能做开肠破肚，大小毛病，经他一看一号脉一听，一包白色的药片下肚，手到病除。弟弟只好租了一辆车，来回奔波几十里，虽然是吃了夏医生开的药，病情仍旧是老样子，但父亲如愿见到了夏医生，回来后精神好了许多。弟弟说，夏医生给父亲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父亲的病没住过一天医院，天气暖和了，他会拿着一张草蓆逐着树荫躺下来休息。肚子疼了，就吞几粒药。我和弟弟面对父亲一天衰弱下去，也束手无策，弟弟回来了总是问父亲想吃什么？只要父亲想吃，他总是变着花样买。
　　我没想到父亲能得这种病，古稀之年的父亲向来红光满面，腰杆直直的。喝点小酒是他一生的嗜好，村里人都说老头活八十多岁没问题。可是，眼前的父亲已形如一株枯草，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
　　家乡人有句俗话，十年河东转河西，人的命运有时好，有时坏，父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月。幼年家贫，出生时爷爷一走十三年，在他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时，他只能和奶奶，年幼的伯父相依为命。他没有读过一天书，十几岁扛起红缨枪当起了民兵。一九四六年，他参加了八路军，大大小小战役打了多少次他居然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放弃了上海的工作，回到了村子里。那个年代，村里的官就是一个吃苦受气的官，吃不上喝不上，田里的收种跑头里。我们家孩子多，年年分粮吃透支，（透支，就是拿钱买生产队粮食）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穿得干净，吃得饱，心里只有羡慕，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家也过上好日子。
　　在我少年时，我是害怕父亲的，他对我的严厉使我产生惧怕，不想和他单独在一起，在他面前很少说话，有时候想极力逃避他。这大概与我上学时留过一次级有关。这一次留级，父亲让我跪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长大后，父亲似乎是从我身上看到了希望，有时候家里来亲戚朋友，也会让我上桌陪他们喝一杯。当然，父亲没有身份显赫的三朋，也没有腰缠万贯的四友，也就是一些合得来的叔叔、大伯。一次，公社的武装部长光临我家，即使是家常便饭，我还是当了看客。父亲的晚年，我家里来了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我也会请父亲喝两杯。有一次他去了，只是说说话，滴酒未沾，我问他，为什么不喝？他说：这两年一到晚上已经不喝酒了。我看看有点醉意的客人，再看看父亲，我忍不住眼睛红了。这一晚我才感到父亲老了。
　　2001年秋，又一个稻花飘香的季节，田野里染上了金黄色，稻子丰收在望，父亲却带着病痛和遗憾走了。从发现病情到离开这个世界，他与病痛抗争了一年多，最后他脸色发黑，面颊凹陷，瘦得几乎仅剩下一副骨架。从童年到我长大成人，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坚毅的男人，从未见到过父亲掉一滴眼泪，可是在最后的日子里，疼痛把他折磨得相当脆弱，几乎夜夜在哭泣。幸好有娘的陪伴，使父亲艰难地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临终的前几天，父亲没吃一粒药，万念俱灰的他停止了呻吟，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而淡漠，头脑也很清醒，我问他肚子还疼吗？他摇摇头。亲朋好友来看他，他会微微睁开眼，低声回答两句。此刻，父亲好像不再惧怕死亡。我和弟弟几位长辈商量着父亲的后事，也给父亲购买了上乘的棺木。一天我鼓足勇气附在父亲耳边，把一些后事告诉他，他平静地叫我的乳名:＂小龙，你们兄弟俩为我也尽心了，我的一生有你们俩，知足，你们对我不错！＂接着，他又喃喃地说:＂买的棺木太大了！出殡时大门如果抬不出去，那边的院墙可以拆了。我是一名党员，一定要火化，不要给村里添麻烦，你们也不要动别的心思……＂听了他的嘱托，我不敢看他，转过脸去，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失声痛哭。看到我哭，在场的爷几个都哭起来。
　　2001年的九月，父亲走了，当那一天看到父亲的棺木缓缓抬出家门时，我悲痛欲绝，全家人放声大哭，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父亲带走了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和希望，带着遗憾，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走后几年中，每当月明星稀之夜，我就会想起他， 想起他晚年守望的那片稻花飘香的田野。父亲像村里的所有老人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当人生走向终老时，像一片片落叶，又回到这片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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