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别梦依稀忆校园历久弥深同窗情

　　离开母校已经4０多年了。4０年间，忙忙碌碌，未曾回过母校。母校却也脱胎换骨，名字不再是那个名字，校园也不再是那个校园。可是，对母校的情感却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冲淡，记不清有多少次梦回校园，依稀编织着那段青春的岁月。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还不满１５岁，就背着简单的行李，告别黄河故道边上的小村，跨入了母校的大门。我当时的阅历像我的行李一样简单，没有见过山，没有见过海，没有坐过火车轮船，甚至没有见过楼房。母校的一切使我感到很新奇，更为新奇的是＂同学＂的概念。全班同学年龄悬殊，年龄最大的比最小的竟然大２2岁。生活经历更是五花八门，有工人，有农民，有退伍军人，有民办教师，有公社干部，有的同学带着工资上学，有的同学则要拉家带口。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而我的同桌已经是５个孩子的父亲。这样的一帮同学凑在一起，生活习惯、消费理念、学习方式、知识结构、交流话题等等都相差很多。我特别不适应，又必须努力适应。有懵懵懂懂的困惑苦恼，也有鸡毛蒜皮的吵闹冲突，但更多的是相互间的关爱、理解、传授、扶持，是心的贴近，是情的积聚，是＂家＂的生成，我享受到的是如坐春风、如鱼得水的感觉。我们班集体那种状态，大概就是儒家文化理想中的＂和而不同＂。多年以后，当我一步步从公社大院到地委大院，再到省直机关大院，进行着人生中一次次的跨越，我几乎都是以同事中最小的年龄，进入每个工作岗位，又都能够迅速融入环境、适应工作、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当时这种复杂的同学氛围对一个人适应能力的逼迫式锻炼，对我的人生的重要意义。我跨进校园，实际上就已经迈入了社会。
　　在学校对我呵护最多的是Y君。3年前的端午节，在山东一个偏远的小城，我流着眼泪，和他的亲兄弟们一起把他放到医院太平间的冰柜里，又回到他家帮助搭建好灵堂，我第一个向他的遗像三鞠躬，之后午饭也没吃，安排休息的地方也没去，不让任何人陪，一个人步行五、六公里到火车站，在广场的台阶上，枯坐了4个多小时，才心情沉重地登上回省城的火车。在火车上，Y君几十年间的事情一下子涌上心头，情绪几度难以把持，泪眼模糊。Y君是班里的党支部委员，我所在的二组的组长，在班里和班委中都属于年龄比较大的，文革的时候在家乡的县里就算得上风云人物了，社会经验很丰富，在班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班委们都挺尊重他的意见。也许因为如此，他的责任心显得特别强，什么事情都大包大揽的。那时候，以小组为单位到食堂打饭，每次打饭，Y君都是身先士卒，每次分饭，Y君都是亲力亲为。我们组他的饭量最大，但是他从来不给自己多盛，好在我们组有两位女生，都是省城来的，饭量不大，经常能拨给他一点，他也是无论喜欢不喜欢，都照单全收，保证不会浪费了。不论是宿舍还是教室，去锅炉房打水时，他都是一手两把，提四把暖瓶。毕业实习时，每个同学都要讲几节课，有些上学之前就当过民办老师的，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好多同学是初次上讲台，还是有些紧张。有个非常聪明机智又有些诙谐捣蛋的同学，每个同学的课都去听，然后把有些同学讲课时的特点——实际上他专找表现不好的特点，比如有的板书时间过长、有的提问过多、有的口齿不清，总结成某某教学法，到处宣扬，虽无伤大雅，也有点伤自尊。到我讲课时，Y君就把在教室门口，唯独不让那位同学进，生怕他也给我整出个什么教学法，怕我年龄小，不识闹，接受不了。Y君说话声调高，做事也高调。毕业后回到家乡县城中学，很快就有了争做学校领导的实力和想法，也搅合到学校的矛盾之中，当权者就借势拿他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大做文章，最终逼得他举家远迁，在一个位于偏远小城的大企业所属学校安顿下来。远离家乡的纷扰，Y君在新的环境适应很快，自身的能力也得到了施展，教学、编校刊、写书出书、搞经营，可着劲地折腾，即使到龄退休以后，学校仍然返聘回去，始终担负着非常繁重的任务，直到他突然病发。他每次来省城，我们也小聚一下，Y君一如既往地高调门、大酒量，对工作、对事业、对家庭，都是满满的激情和憧憬。后来Y君的弟弟告诉我，Y君每顿饭都要喝酒，有些酒精依赖了，再小聚时，我就尽量控制不让他喝太多，虽不尽兴，他也理解我的意思。不过，他的身体出现情况，没能得享天年，追根究底，主要还是酒精之祸。
　　在学业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H兄——在学校时我就以兄相称了。H兄是二班的，我们那一级中文系两个班，一班年龄小些，二班都是年龄大的，当时老师讲课都是合堂，所以两个班的同学入学很快就熟悉了。H兄长我15岁，来自省城，入学前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多年，是带着工资上学的，并且在文学方面已有建树，曾经参加过全国性的鲁迅著作注释工作，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崇拜的光环，我就经常找他问东问西的，他看我年幼好学，也愿意指导我的学习，我们就成了跨班的好朋友，正好我们宿舍空了一个床铺，我征得Y君同意，H兄就干脆搬到了我们宿舍。此后，每天晚饭后晚自习之前，就是我们消化一天课程、勾画未来专业前景的两人讨论的一段时间。记得不论什么季节，只要不是刮大风下雨雪，我们都是出校门沿着马路往东，一直走到城郊的一条小河边，然后原路返回。那时候马路上几乎遇不到机动车，非常安静，适合我们边走边聊，话题也是始终专注而集中的。这种同学间的交流，是愉快的，对我学业的帮助也是很大了。但是，也会有意想不到的＂飘瓦之祸＂。当时教授我们现代文学课的W老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相貌风流倜傥，讲课文采飞扬、风趣幽默，W老师的课是我们最喜欢听的。可是恰好H兄在现代文学方面已经有深厚积累，特别对于鲁迅研究，已经是同张伯海先生那种泰斗级的人物有多年师生之谊的层次，所以W老师的一些课，H兄就不大去听。W老师比H兄也大不了几岁，年轻气盛，心高气傲，对此肯定有所不满。有一次上W老师的课，是在二班上合堂，我提前知道H兄不去听，就抢先坐在了H兄的座位上。课堂提问时，W老师的眼光扫过来，说叫个好学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就点了H兄的名字，自然是无人答应。W老师接着说，好学生没来，再找个好学生来回答，就点了我的名字。当时我站起来有点发蒙，小脸肯定红布一样了，都忘了问题是怎么回答的，脑子里就反复在想，平时W老师对我挺好的，今天我怎么也成了带有明显讥讽味道的＂好学生＂了呢？很久，才回过神来，肯定是平时和H兄形影不离的关系，使我成了＂城门失火＂所殃及的＂池鱼＂。毕业等待分配要放一周的假，H兄邀请我到省城玩几天，我就跟他一起回来住到他父母家里。他们家位于老城区的大杂院，三间东房，窗外就是人来人往的胡同。我住一间里屋，两间外屋就是伯父伯母的卧室兼客厅和一家人的餐厅。H兄刚结婚不久，已经搬到附近院落的一间五、六平方的小屋里单独住，其他兄弟姊妹也都结婚搬出去住了，但是都回来吃饭。那几天，白天就出去爬山、逛公园，有时候是H兄陪同，有时候是伯父陪同，吃饭就跟着一大家子人围坐在圆桌上一起吃。晚饭后，我就跟着H兄夫妇到他们的＂蜗居＂聊天，H兄坐在书桌前唯一的一把小转椅上，我坐在床沿上，嫂夫人坐在另一侧的床沿上，静静地听我们聊中文专业的话题，等到她们要休息了，我才回到他父母家。有天晚上，伯父还陪我骑自行车到位于另一个区的电影公司看电影，路两侧都是高大的法桐，陌生而新奇，后来知道是三、四公里的路，当时觉得很远。H兄毕业后分配到省城一家报社担任副刊编辑，一直干到主任退休，勤劳耕耘在文坛，在省城文艺评论界很有影响，退休后又专注于城市文史研究，著述颇丰，现在还三天两头地在朋友圈里分享新作佳篇。我们在同一所城市工作后，联系有时多，有时少，几十年下来，同学情谊也算得上历久弥深那种。现在我办公的地方，离他父母的家很近，只是早已拆迁了，每当我路过附近，还会想起第一次来省城＂走亲戚＂那几天的点点滴滴。
　　J姐在班里和我一个组，也是一直把我当成弟弟看待的学姐。J姐也是来自省城，干部家庭出身，带工资上学，自然有种贵气，加上人长得漂亮，整天笑呵呵的，又是党员，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班花。我们班四位女生，还有一位学姐也是党员，心气很高，总是暗暗地同J姐较劲，可是一直也没有占过上风，当然也没有产生大的矛盾。J姐毕业后分配到省直机关一个厅局单位所属的杂志社，后来又换了一家单位，还是一个厅局单位所属的杂志社，再后来，就随着出国潮远赴大洋彼岸，定居在纽约了。我调到省城以后，J姐还没有出国，对我这个小单身在生活上照料了不少，我也经常到她家蹭饭吃，那个年代过年过节的时候，单位上经常会分一点带鱼一类的鲜货，我自己不开伙，也不会收拾，就送到J姐家去，J姐每次都是收拾好，做熟了，再给我带回来。J姐出国以后，每次她回国探亲，省城和附近城市的同学们都能够聚一聚，听说有的同学去美国，也得到她的接待，不过我们之间联系总还是少了很多。没想到2006年，我有机会到美国学习半年，就又一次得到了J姐的照顾。我们学习的学校，距离J姐家两个多小时的车程，J姐知道我到了以后，马上就要来看望。因为刚刚入学事情很多，我反复推辞，但在我入学不到三周的一个下午，J姐夫妇还是不打招呼就来了，知道我们都是自己做饭，给我们带来了豆腐、蔬菜、鱼、水果、巧克力等一大堆东西，还细心地带来几份中文报纸。因为晚上有个全班学员的集体活动，我们只聊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留下吃饭，他们就赶回去了。之后的一段时间，J姐多次提出带我到周边地区看看，因为学业紧张，班里集体安排的活动也多，就一直拖着没答应，后来实在感到盛情难却，就商量着抽个周末，带我们宿舍四个人一起到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旅行一次。约定的那天，下着雨，J姐夫妇开着一辆大号越野车来了，第一站是巧克力城，路上冒雨跑了5个多小时，印象很深的是这个小镇是好时巧克力创始人最早建立巧克力制造工厂所在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基地，这个小镇上还有一个全美最大的私人中学——好时中学，每年办学经费跟哈佛、耶鲁、斯坦福这样的大学相比，都能排进前五名，令人震撼。随后我们又去了荷兰村，一个仍然坚守着18世纪生活方式、坚持马车出行，不用电、不用电话的阿米西人集聚小镇，还去游览了在全美首屈一指的观赏性公园——长木公园，其精美的园艺、优雅的建筑、丰富的物种令人叹为观止。两天的旅程，主要跑在路上了，那时我们还没有考出美国驾照，所以全程都是J姐的爱人开车，回程时从费城吃过午饭，把我们送回学校就晚上8点多了，在我们宿舍简单吃点饭，等他们再回到家已经深夜11点多了。在我回国前夕，J姐夫妇又来了学校，这次带着整套吃火锅的锅碗瓢盆，带了很多的海鲜和各类菜蔬，其中还有几只特别大的龙虾，同我们宿舍同学一起，吃了一顿地道的中式海鲜火锅。J姐坚邀我到她家去住几天，说同意不同意下周都要来接我。为了让他们省一趟行程，饭后我干脆跟他们回去了。J姐在纽约的家位于靠近长岛的一个小镇，小镇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新鲜草原＂，房子是一栋美国早期牧场式建筑，类似带地下室的大平房。正好J姐的儿子不在家，她就安排我住到她儿子位于地下室的房间。晚上休息时，地下室静悄悄的，又是新换地方，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J姐问我休息得怎么样，我如实回答，J姐打趣说，我在她心目中一直还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学弟，突然意识到也已经是开始有＂三高＂富贵病、能够失眠的中年人了。在纽约，J姐夫妇陪我游览了当地人日常娱乐消闲的中央公园、南码头，到法拉盛中心购物、吃自助，到中国城品尝粥屋中国菜，同学间的情谊，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班长M君和团支部书记X君在学校时为了班里的事尽职尽责，对每一位同学的事情都很上心，X君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大概在校期间也就发展了我一个团员，同学们要么超龄，要么入学前已经入团了。我们间的紧密联系是从毕业一起分配到一个县工作时开始的，此后就没有松散过。他们在上学之前，都是当地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一个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公社的文化站长，不考学也能吃上国库粮。在学校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班里的事情理刷得井井有条，在同学们中威信也很高。毕业以后，一个后来调入省直机关，一个扎根在基层，都干得风生水起，退休前也都升到很高的职位。至今还算是同学们的核心和纽带，经常张罗和维系着同学们的联系。
　　还有S君、W君，机缘巧合之下，陆续同我调到同一个单位工作，又鬼使神差地分到一个集体宿舍住了一段时间，相互间那些感人的事、有趣的事、闹心的事充斥日常，不胜枚举，真是＂千车也载不尽，万船也装不完＂，难以尽述。再加上后来以上层民主人士进入省城工作的L君，在同一座城市的一帮同学，多年来逢年过节，都保持着家庭聚会的传统，济济一堂，其乐融融，同学友谊已经传递到家人、延续到下一代了。
　　往事如烟，温馨如昨。同学情谊的小舟，从母校起航，在波澜壮阔的人生大海上，披风斩浪，勇毅前行，形成了一幅幅流光溢彩的画面。它不该只是烙印在个人心灵的深处，而应该呈现出来，用其蕴含的＂真善美＂温度，为人世间增添一点热量——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哪怕微不足道，也是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