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春天里的苦涩

　　春天里的苦涩
　　文/于世涛
　　我曾读过许多赞美春天的诗篇，把春天描绘得如此美好。然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春天是那么的苦涩。
　　苦涩的春天当然是从餐桌上开始的。
　　过完大年，出去正月，最难熬的春天开始了，因为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当时是人民公社时期，许多生产队是＂花钱靠救济，吃粮靠返销＂。所谓的＂返销粮＂也就是麦麸子和牲口都不爱吃的＂晋杂5号＂大帽高粱，就这还是按劳动力、非劳动力和大人、孩子而定量分配的。因而有许多劳力少、人口多、孩子多的家庭根本就填不饱肚子，只能靠挖野菜充饥。
　　记得西街的王俊家九口人，两个大人，一个劳动力，七个孩子个个衣不蔽体，满脸菜色，天天喝野菜高粱面粥度日，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家大小子王喜龙和我是小学同学，我们俩经常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挖野菜。当然，他挖野菜是拿回家掺在粮食里当饭吃，而我挖野菜则是大部分用来喂猪，小部分被摆上餐桌当副食用。
　　那时只有七八岁的我，对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菜有毒而不能吃还不了解，但王喜龙就像有这方面的天赋，他能识别出许多刚刚钻出地面的菜芽芽，常常是他已经剜满了一筐野菜，而我却半筐还不到。他就主动教我识别各种野菜，比如苣荬菜、苦麻子、婆婆丁、刺儿菜、灰菜、苋菜、马莲菜、猪毛菜、车轱辘菜、打碗花秧、老鸹膀子、山韭菜和野小蒜等等，他还告诉我说，灰菜有尖叶和圆叶两种，尖叶灰菜无毒可食用，圆叶灰菜有毒误食后会使人水肿；打碗花秧不能多吃，吃多了就会拉肚子。但打碗花秧的根茎很好吃，甜脆可口，我们都管它叫甜根儿。
　　那时我家不缺粮食，但餐桌上的副食可就惨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副食。用妈妈的话说，有咸菜大酱的人家就是好生活了。一个冬天见不到半点绿色的人们，都急不可耐地跑到大地里去寻找绿色，在阳坡上刨小蒜挖野菜，用来添补餐桌上的伙食。妈妈常常把我和二哥刨回的野小蒜摘洗干净，用荤油把自家下的豆瓣酱炸熟，把刚刚出锅的苞米面饼子一切两半，小蒜蘸大酱夹在两半大饼子中间，咬一口那叫一个香，我一顿能吃三四个大饼子，那感觉要比长大后吃羊肉夹馍香上几百倍。
　　记忆里最奢侈的菜肴当属大豆腐炖咸菜条。那时，整个大队就一家豆腐房，离我们家有四五里地远，豆腐匠叫郝发。郝发每天做完豆腐，先在本生产队卖，剩下的挑着豆腐挑子走村串户叫卖。有时不等转到我家门口，豆腐就卖光了。我实在太馋了，就撺掇妈妈去豆腐房买几块豆腐。妈妈说只能等到豆腐匠到门口叫卖的时候才能买，如果跑四五里地去捡豆腐吃会让人笑话的，别人会说咱家不会过日子。
　　终于有一天下午，外面狂风大作，直刮得天昏地暗，行人走路都很困难。我趴在窗户上向外面张望，影影绰绰看见一个人挑着挑子在我家大门口趔趔趄趄的走过去。是卖豆腐的！我高兴得一下子跳起来。妈妈正在炕头补袜子，被我的叫喊声吓了一跳。我央求妈妈说，快点吧，出去晚了又该买不着豆腐了。妈妈急忙下地，到碗橱里拿个小三盆，装里俩鸡蛋，端着三盆出去换豆腐去了。我曾听妈妈说过，一块豆腐三分钱，一个鸡蛋七分钱，按规定俩鸡蛋可以换五块豆腐，无形中就省下一分钱。要知道，那时的二分钱是可以买一盒火柴的。
　　那天晚上，我吃上了盼望已久的大豆腐炖咸菜条。可能是有点儿吃齁着了，半夜爬起来＂咕咚！咕咚！＂喝了好几瓢凉水，你说我多没出息？
　　有时想起这些往事我就有点心酸。现在的孩子们想吃啥没有？现在的人们谁还会为生计而从牙缝里挤钱？
　　没有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社会进步了，物质丰富了。一年四季想吃啥有啥，＂青黄不接＂这个词也该＂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