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烟波风尘里杂文随笔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姓张，是一个剃头匠。
　　听爷爷说早些年代，他总是搭个纯白的毛巾，挑着装满剃头工具的挑子。走街串巷逢人剃头便放下挑子，上门找主人家讨要一把椅子，借些热水便开始操作起来。客人可以选择的样式也十分有限，老三样——寸头、光头、赖利头。但他却是个讲究的人，找主人家借水，盆还自带。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麻烦。一次借三盆，一盆自己洗手洗脸，两盆客人剃头用。剃头前打开挑子，取出剪刀、剃刀、木梳、肥皂等应用之物整整齐齐的放在白毛巾上，用借来的第一盆水洗三次手，这些仪式一般的步骤做完才算是正式开始剃头。问过客人的样式需求后，毛巾带水沾湿客人的头发，剃刀上手宛如关公立马扬刀般的自信。剪子飞舞，剃刀在来回间穿梭游走。毛发纷飞，客人还在打盹，他便又开始细致的摆弄边角和胡渣，关公的拖刀计也不过这般的利索。
　　他手里的剃刀像是有了意识，灵活轻巧，任何位置都去的自如，期间客人一直酣睡，未曾动弹分毫。沾水洗头毛巾擦干收尾。顾自的做完所有动作，手指轻触客人的肩头，一声哈切声传来，摸摸后脑，顿觉清爽，客人满意的点头致谢，也不问，回身点钱结账。他也不数，扔进挑子里便开始收拾着准备离开。挑起挑子走在小镇四通八达的巷子里吆喝，寻找下一家顾客。他一直如此，寒冬酷暑一年四季很少缺席。逢年过节图个来年吉利，他还会免费为小孩子剃头。
　　我初见他时还是在镇上小学读书的时候。而他已是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着简朴皮肤黝黑，经管头发花白却精神抖擞，完全不像小镇上的老人那般风烛残年。我总是会在小镇双日子的集市上遇见他。不过和爷爷说的不同，他已经不挑挑子走街串巷了。在上街转角的水位观测站旁边搭了个小棚子，摆设极其简单却是一应俱全。一张老旧的桌子摆放着各种工具，厚重无比的椅子前面挂着一面老式圆镜，左侧是木制的洗脸架，毛巾脸盆摆放的整整齐齐。两把嘎吱作响的板凳留给客人等候用，像极了路边的地货摊子。来这里的客人也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几乎没有女人光顾。客人们来到他这儿也都是惬意的一躺，精神好时便和他闲扯上几句，无非是家长里短的一些事。精神不好时，干脆躺在椅子上便闭眼养神。每次客人开始闭眼他也不多问，专心做起头发的事儿来。
　　爷爷也很喜欢在他那里剪头发，隔三差五总是要带上我。说实话我其实是十分拒绝在这糟老头子这儿剪头发的。坐在棚子里，白布包裹的只剩下颗脑袋。路边赶集的人，不论是匆匆而过，还是慢步前行都会有意无意的撇上一眼。我总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偶尔对视一眼，他们又会不好意思的把目光转向别处。次数多了，我也就习惯了，索性坐下来就开始打盹。我曾多次想，爷爷带我来这里可能是因为便宜吧，别的店要五块，他只要三块。尽管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也只要三块。说来也奇怪，他为什么不长价呢？
　　一来二去的次数多了，在我看来爷爷也算和他熟识了，尽管爷爷和我说他之前就认识。不逢集市的时候，奶奶想打理头发，爷爷都是请他到家里来。来的.时候也没有挑子，一个军绿色布包便没了其他。果真如爷爷告诉我的那样，上门剃头之前，那些繁琐仪式般的步骤他一次也没有省略。更让人觉得麻烦的是，剪下的头发他也要自己打扫带走。我很想问他姓氏名谁以及为什么不涨价，却也没好意思问过。问爷爷，爷爷也只说是个手艺人。这成了我平淡生活里的一根刺，从没伤害过我，却让我时时觉得痒。
　　上了初中后便开始在外地求学，回小镇的次数也渐渐少了。每次回来逢集市，我便去到街上看看。他还是在哪里，一切都好像没有变，一样的老人，一样的铺子，一样的闹市人流。我没有再去过他那里剪头发，即使还是便宜的三块钱，我也再没去过一次。心里的刺还是在挠痒我，不过我也只是驻足在街边观看。有客人时他还是和客人有说有笑的交谈，生意清淡时就带个老花镜，坐在那老旧的板凳上看报纸，每次看完或是来客人了，便把报纸放回身后的箱子里去了。
　　再大一些，我基本就更少回去了。也很少上集市。某日和母亲去集市，我又见到了他。他还是坐在铺子里看报纸，生意似乎已经清淡了很久，剪头的工具都没有摆齐全，只有一把剃刀。不过让我惊叹的是，他看的还是那份报纸，那份几年前的报纸。透过背面我看到的是和几年前同样的内容，＂加大新农村建设推进力度＂醒目的标题让我觉得仿佛这几年没有存在一般。报纸也是倒着拿着的，这让我怀疑他究竟是在看报纸还是没有看。看的话报纸的内容又是什么，不看的话为什么又盯着报纸呢？我对他的疑问更多了。心里的尖刺仿佛更加的尖锐，由痒变痛。每每想起，时时不得爽快。
　　到现在，我已经上大学了。去集市也没再看到过他。问起旁边贩卖蔬果的小贩才得知，他已经有半年未曾在这里摆摊了。去了哪里？去干了什么？是死了？还是活着？有没有妻子儿女？我都不知道，在我认识他的十几年光景里。他就像是凭空出现在小镇里的一样，来这烟波市井的俗世走了一遭，又凭空消失了。当然，他的手艺也和他一起消失了。留给我的只有一根刺，影响着我平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