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客稀客贵客散文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回忆起来，只有两种记忆，一种是累，一种是苦。别说大人，就连孩子一年四季都不得安闲。
　　春天，昆虫飞舞，捉老麻虫是孩子的常活。下午一放学，我们就会被父母轰到田野或树林里去。傍晚时分，老麻虫飞上树枝，排成一串，就像树上冒出的榆钱，鳞次栉比的。我们小心翼翼地凑近了，用手猛地一捋，再灌入瓶子里，然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可多数时候并没有这样幸运，常常是手刚刚抓住树枝，它们就一哄而散，飞向天空。因此我们常常在月亮挂在东天、炊烟弥漫村庄时，还未装满瓶子，怏怏不乐地回家。因为老麻虫是鸡的食物，如果鸡不下蛋，那我们的书费就成了问题。
　　夏天，野草野菜遍地，割草拔菜就成了孩子们的常活。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在睡梦里被唤醒，怀着一肚子恐惧走向田野。田野苍茫，天空黑暗，还有大大小小坟堆，心里不由得就会冒出可怕的念头。听伙伴们说，唱支歌就不害怕了。我如法炮制，却仍然害怕。偶尔野兔突然窜出来飞奔而去，我们就会吓出一身冷汗。尽管胆怯，也不会退缩，因为家中的猪羊没有了饲料，一家人吃菜就成了问题。也有心情镇静的时候，那就是月亮还没有落下，把整个大地照得亮堂堂的，四周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于是我常常想，如果每天早晨都有月光，那该多好啊！
　　秋天，草木干枯，霜降叶落，砍柴、扫树叶是孩子的常活。秋风一吹，树叶铺天盖地地洒落，我们便在萧瑟的秋风中走向树林。远望树林，杜甫所描绘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景象便真实出现在眼前了。秋风来势凶猛，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是一想到一日三餐的燃料，就鼓足了劲头。砍柴是在无风的天气里，田野里那些不被猪羊欢迎的杂草，是带刺的苍籽棵和蒺藜秧，夏天不会被人割掉，秋天就成了灶下的燃料。它们长得特别大、特别长，因此也成了我们孩子争抢的好东西。有时即使扎破了手也不惧怕，毕竟五六棵就能做一顿饭。
　　冬天，冻风凛冽，扫硝土是孩子的常活。庄稼收完了，柴草砍尽了，田野里一片空旷，寒风就无所阻挡地扫荡大地，因此天气也就特别寒冷。我们无法逃避地来到田野，寻找到那些白得耀眼的荒地。一手拿笤帚，一手拿簸箕，将硝土扫成堆，再撮进口袋。因为碱土里有一种东西叫硝，把碱土熬过，会分离出来。这东西可以卖钱，是皮衣厂熟皮用的材料。尽管我们冻得手发麻，脚发疼，也不会停歇，因为卖掉硝，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和衣服布料就有了着落。
　　劳动出力还不算是最苦的，最苦的是人们的饭食。红薯面窝头是常客，一日三餐常来拜访。那个年代生产技术落后，劳动方式又抹杀了人们的积极性。俗语有言，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蛋的。远远望去，田野里草高苗稀，坡沟壕沿杂草丛生，农业收入却少得寥寥无几。人们不肯出力，却异想天开地想高产。据说红薯是高产作物，一亩地可以收五六千斤，因此全国各地大面积地种植，红薯就成了人们的主食。红薯属于瓜果类，鲜红薯吃不多长时间，储存不好，就会烂掉，于是人们就把它切瓜分片晒成干。红薯干就成了人们一年四季的食物，煮着吃干，磨碎吃面。食品样式也不少，红薯面窝头、红薯粉条、红薯面饼、红薯煎饼、红薯面条。但毕竟都是红薯。第一顿吃味道甜，第二顿吃胃反酸，第三顿吃难下咽，更何况是顿顿吃。这样的饭食令人发怵，每顿吃饭都是硬着头皮，屏住呼吸，粗粗地嚼，伸脖子瞪眼地吞咽。
　　劳动成果没成为人们的美食，大自然却给了孩子们无私的馈赠。野生的枸杞果、茅草蒂、茅草根、酸菜果却成了我们孩子的美味。夏天，沟渠边茅草绿油油一片，顶端生长出芽孢。我们这些孩子成群结队地来了，一边拔草，一边采摘着茅草蒂。摘够一把，坐在一起，咀嚼着。茅草蒂柔软香甜，比吃红薯味道要好得多。有时也用铲挖茅草根，吃起来脆脆的，甜甜的＂。枸杞果生长在坟墓边，一个人不敢去摘。人多的时候，就成了争抢的美味，也常常因此被扎破了手，但吃枸杞果感觉很美，将红红圆圆的枸杞果放在嘴边，用手一捏，＂嘶＂的一声，枸杞汁就喷在嘴里，顿时一股酸甜的味道灌满口腔。还有一种草叫酸菜，叶子绿绿的，吃起来牙酸得好一阵没感觉，但果实非常好看，形状又长又圆，像一支支纺锤，摘下来放在一起，又像战士弹夹里排得整整齐齐的子弹；这些东西也非常好吃，嚼起来味道甘甜，还有一缕清香，就像现在的棉花糖。还有一道美味，那就是蝉蛹。夏天黄昏，河边树林里，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来了。提着灯笼，打着手电，聚精会神地逡巡着。先看树干，再瞅树下，仔细地寻找。缺少肉味的粗陋饭菜，添上蝉蛹，那就变得津津有味了。这也许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最高享受了。
　　玉米面饼子是稀客，偶尔也会出现在餐桌。因为玉米产量低，种植面积也是很小的。每隔半月，就有一次机会吃到它。它驳杂地散落在红薯面窝头里，十分稀少，黄灿灿的，十分显眼。开饭了，我盯着它，总想伸手抓起来，吃个尽兴，然而那是不可能的。每逢这个时候，我总是拼命地吞咽红薯面窝头，然后打饱嗝，父亲也会笑着掰下一块玉米面饼子，递给我，说道：＂打打尖！＂那块玉米面饼子实在太小了，也就是整个饼子的五分之一，两口就能吃光。我接过来，仔细地咀嚼着，不肯很快把它吃下去，总是尽量嚼得时间长一点，让难得的幸福味道长久一些。
　　小麦面馒头是贵客，逢年过节才能有幸吃到。一家人劳动一年，也只能分到一口袋小麦，吃起来格外地计较。只有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才能吃到。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吃得肚子圆圆的，一顿好像要吃出一天的饭食。每次打起饱嗝，也舍不得那香气飘得太远，总在嘴里憋上一阵，让味道变淡了，才呼出口外。这种美好的感觉久久难忘，于是天天掰着指头盼过节过年。
　　记得有一年，参军的表哥回家探亲。他穿了一身绿军装，一双绿球鞋，面色红润，非常气派。我看着他神采奕奕地样子，就偷偷问母亲：＂娘，当兵常穿新衣服吗？都吃嘛饭？＂母亲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常穿新衣服，常吃馍馍蛋子和猪肉片子！＂我羡慕地看了一眼表哥，心里产生了一种愿望——长大后，我也要当兵。
　　那个时代，对农村孩子来说，馍馍蛋子、猪肉片子可是无上的美味。馍馍蛋子不多见，猪肉片子更是难以见到，不要再说吃到了。自己家虽然也养羊喂猪，但从来不杀猪宰羊，而是卖掉，用卖来的钱籴统销粮。鸡蛋也很少吃到，只有感冒了，干咳得厉害，父母才会用棉油炒个鸡蛋给孩子止咳。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待遇，于是就盼着多感冒几次，能享受吃鸡蛋的乐趣。尽管冬天穿着薄衣，寒气刺骨，说也奇怪，却很少有感冒的机遇。说到穿衣那就更惨了。一年一人连一件新衣服都该不上，常常是夏天把棉袄外皮揭下来当单衣穿，冬天把单衣贴上棉絮当棉衣穿。每到单衣棉衣交换的时候，母亲经常忙到深夜。母亲让我们早早地钻进被窝，她就在油灯下拆衣、揭棉絮、缝外皮，或是铺棉絮、缝裤里，第二天就穿上了单衣或棉衣。如果不小心挂破了衣服，就会受到父母的埋怨。我们家姊妹四人，穿衣服就打接力，大姐穿小了，二姐接着穿，以此类推。我是老三，没能穿上过新衣服，而且常穿补丁衣服。可也有意外，我是男孩子，身体长得快。十岁那年，我的身高竟然超过了二姐半头，母亲没办法，就给我做了一身新衣。为此引发了二姐和弟弟的嫉妒、牢骚，可是我却喜出望外，高兴地手脚齐舞。
　　劳动艰苦，饭食艰苦，但那时的我们也会苦中作乐。一块胶泥在我们手里一过就成了泥哨；一根柳枝在我们手里一拧就成了柳哨；一片树叶放进嘴里就成了口哨；一支麻墩花用嘴一吸就发出乐音。炎热的夏天，割草拔菜热了，我们也会在蓖麻棵下纳凉；捕鱼累了，我们也会玩抽水。这种游戏非常有趣，用泥巴围成一个小池，在靠水的一边安上蓖麻杆，用两只手往小池里撩水，看水从蓖麻杆里流出，再流向河里。阴天下雨成了最享受的时刻。大人不用下田劳动，就在家睡觉；小孩就可以聚在一起玩耍。玩的花样也很多：摔四角，抽木游，撇筹，驱瓦，弹玻璃球，捉迷藏，摸迷糊，敲制钱。
　　我上初一时，已经是七十年代末。那年春节后，父亲去县里开了三天会，带回一个消息，要分地。母亲担忧起来，疑惑地问道：＂分了地，没牛没犁，咋种呢？＂父亲说：＂县里领导说可以贷款买牛买犁，秋后连本带息一起还。＂母亲没有吱声，但她的忧虑却挂在脸上。
　　牛买来了，犁买来了。父亲带着一家人整天泡在地里。春天来了，父亲种了二亩棉花，一家人间苗、锄草、浇水、耘地。一个月后，远望田野，棉苗整整齐齐的，蓬蓬勃勃的，杂草连一席之地都没有，全是绿油油的棉苗。夏天来了，父亲又种了三亩玉米，还种了半亩谷子，半亩红薯。
　　秋天到了，庄稼堆满了庭院。先是收了一院子玉米，站在屋门一望，就像一座座金山；又收了一院子棉花，站在屋门一望，就像一座座银山；还收了一堆红薯，一堆谷子。整个院落到处耸立着小丘，俨然成了一个群山连绵的世界。棉柴垛、谷草垛一字排开，昂首挺立，像精神振奋的士兵；玉米秸被扔上房顶，也堆成了垛；红薯秧被搭在墙上，把院墙都盖严了。算起来，我们一家六口一年的收入比以前的整个生产队还多。父亲又请人抹了十几个水泥缸，把玉米、谷子储存起来。还剩三只空缸，我不解地问：＂爹，怎么还闲着几个？＂父亲笑着说：＂傻孩子，明年收了麦子往哪里放？＂父亲又挖了地窖，让红薯转入地下。又把棉花送到棉站，我们家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的钞票。父亲一遍遍数着，脸上乐开了花。
　　那年秋天，玉米面饼子就成了饭桌上的常客，红薯退居二线，成了配角。玉米秸、谷草、红薯秧就成了猪牛羊的饲料，那年头一次结束了人畜争食的时代，我们再也不用拔菜割草了；棉柴成了烧火做饭的燃料，扫树叶的劳动也就成为了历史。有了这样的收入，我的学费、书费、一家人的油盐酱醋、穿衣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这年秋分，父亲又种了一地小麦。第二年夏天，我家又收了五缸麦子。于是白面馒头成了饭桌上的常客，玉米面饼子又成了稀客。连续几年的丰收，我家有了余粮，红薯再也无缘光顾饭桌了。
　　有一年，父亲突然说：＂我们再蒸点红薯面窝头吃！＂一家人都反对。母亲不满地说：＂天生的穷命，吃了那么多年，竟然还没吃够！＂父亲没有说话，这事就搁下了。事隔一个月，父亲又提起此事。这年我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渐渐懂得了父亲心思。于是我就谎称自己也想吃红薯面窝头，央求母亲再蒸一次，母亲答应了。
　　销声匿迹多年的红薯面窝头又来到我家饭桌，它成了我家的贵客。父亲吃得很慢，好像不是在咀嚼食物，而是在咀嚼一种味道，一种生活，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