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六十年用人经验，浓缩成四大秘诀，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曾国藩用人不崇尚深奥，而专取平实。他任两江总督后，掌握三省（ 实际是四省 ）的人事大权，而人事又关系到江南四省的吏治民生，因此他用较长时间，通过比较和探索，找出一条特有的＂曾氏＂用人法。最初，他把主持理财的文职官员的标准概括为四项。
　　咸丰十年的一天，下面报来一份材料，说湘乡人文辅卿表现很好，在筹措资金方面很有创意。曾国藩批示说：用人就是要用没有官气而有条理的人。如果他照这两句话去做，将来即使做了封疆大吏也不可更改。如果有像文辅卿这样的人才，希望你们多推荐几个就更好了。
　　咸丰十年七月，他给在江西主持理财的李桓和李瀚章写信，谈及四项标准：
　　＂国藩于江西绅士熟识无多，闻见亦不甚广。即于湖南绅士，亦不似润帅（ 胡林翼 ）之博采广询，左右逢源。仍求阁下就近悉心搜罗，或函商意诚（ 郭昆焘，当时在湖南主持厘金事务 ），于湖南厘卡最得力之员，借用一二人，将来即可保作江西之官。如尚未在厘局当差者，亦可仿湖北之例，楚材晋用，但当礼罗江西贤绅，兼进并收，不宜过示偏重，使豫章（ 江西 ）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来者，先给薪水，优加礼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务求及时罗致，鄙人亦当帮同采访。＂
　　这里提出的四条还仅限于理财人员，后来将它发展到适用于文职官员，并向各处推广。他仍然给二李写信说：
　　＂前寄一函，道及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日来以此广告各处，求荐才以辅我不逮，尚无应者。两君物色得人否？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请两君仿此格式，各荐两三人。＂
　　这里提到的＂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前者取其没有圆滑习气，敢作敢为，没有框框，勇于探索，锐意进取；后者取士人的自尊心强，不至于做出出格之事，尤其是廉洁，对每天与钱财打交道的人，更为重要。后来，他还特别提出：
　　道府大员少用为好，如厘卡用秀才，营务用末弁，也有好处，盖职卑则感激易生，新近则习气尚浅，故号令易行，江西厘卡多用官员，少用寒士，远不如两湖之旺，就是明证。
　　以下解释这四句话的意思。
　　第一是有操守。
　　过去有一句话说：＂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还有一句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个人为人，特别是做官员，做领导的一条底线，是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至少从三国时期，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也就是＂清＂、＂慎＂、＂勤＂这三个字。所以，曾国藩把文官的第一条标准定位为＂有操守＂。
　　操守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含义是＂要清廉＂，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么能服气？第二个含义是有节操，有节气，有一种临事不惧、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他说，下属获得上司偶然青睐，但操守有问题，还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会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权势可以压他一级，但他心中不会服你，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做领导要有操守。
　　第二，多条理
　　曾国藩＂相人口诀＂当中就有＂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来，这样复杂的一头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每天用得着的不能太繁多，两句话就够了。一本书也好，古人流转下来的典籍也好，概括起来，可能就是几句话，你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总之，把很多复杂的事情变为简单，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条理＂。
　　＂多条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能力。他将＂剖析＂列为第一方法或工作步骤。实际是指如何下手，如何抓住主要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曾国藩提出＂庖丁解牛＂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成语典故等方法。概括说来，是说条分缕析，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轻重、难易、缓急。
　　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第三是没有官气。
　　曾国藩提出：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气很重，这个人的发展就已经受到局限，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所有的讲话都是由秘书写出，讲官话，说官气，这种人一个都不能用。＂官气＂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打官腔、说官话＂，做事情总是瞻首顾尾，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他说，官气就是＂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担大难＂。艰难的事情来了，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但是你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
　　没有官气，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以质朴为尚，不应专取才华。虽说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东西无须深究，但也必须足以驾驭，这样才能为我所用，而不致受牵累。人的才品，虽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质朴才能长久。探究起来，以质朴为主而用人的过失不过十之二三，单以才华而用人的过失则常十之八九。
　　咸丰九年六月，曾国藩给郭嵩焘讲了这样一则笑话：
　　说是过去有一个大盗专以盗富家人的棺木为业，有一天他找来工具，好不容易挖开了棺木。这时，从棺椁中忽然有个人坐了起来，对盗贼说：＂我是伯夷呀，你有什么事要讨教吗？＂盗贼吓得要死，立即跑得远远的。过了几天，他又换一个山丘开挖，刚打开墓门时，看见以前从棺木中坐起的那个人尾随而至，对盗墓人说：＂这是我的弟弟叔齐的冢墓啊！＂盗贼也立即跑了。曾国藩随后发挥说：＂我们现在将巨饷、香饵放到深冷的水中，正好比向伯夷、叔齐的坟冢索要珠宝、玉匣一样啊！＂曾国藩说：＂这则笑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伯夷、叔齐本来是清正之人，盗墓贼找错了人；另一种解释是盗墓贼只认金银财宝，对伯夷这样的人才望而生畏。它告诉我们，必须推诚扬善，不能口里到处喊缺人才，见到真正的人才反倒视而不见。＂
　　第四是少大言。
　　大言就是放空话、说大话。他说这是文人习气，或者是书生本色。书读得多了，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经常放言高论，不着边际，说话没谱。他说，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讲实话，讲真话。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为教育手下人，写了著名的＂教令＂，要求必须遵守，后来命名为＂劝诫浅语＂。在劝诫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类四条中，第三条为＂禁大言以务实＂，内容是：
　　以诸葛亮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仲淹、韩琦之经纶，不能制服一隅之西夏。因此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之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他在回复方子白的信中说：＂古代以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询事就是考察人才对事情的看法和解决方案。考言就是考察人才的语言能力、逻辑性，有无条理。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就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而对品行的考察更为重要：
　　大抵观人之道，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
　　曾国藩还把人才概括为高明、卑琐两大类，而对待这两类人，办法也不同。
　　他说：
　　（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 ）：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累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以两君此信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以官阶论，州县以上类多自爱，佐杂以下类多算细。以厘务论，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鄙信之说。小卡、分员不乏算细人员，宜用来信之说。邵位西之意，亦与两君相同。而鄙说要不可尽废，祈参用之。
　　高明的人进取心强，不想被别人超过。所以，对这种人，曾国藩提出要正面引导，积极引之向上。可以归纳为积极的用人方法，有三条：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员，大体在一倍以上；第二，对他的提拔和夸奖，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对他应该多放一些权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样来做。
　　对待卑琐的人，就不一样了。在曾国藩看来，卑琐的人没有远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锱铢必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对这种人要求严一点儿的时候，就会忌惮；防范稍微宽一点儿的时候，这些人会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曾国藩说，要让他循规蹈矩，每天用规矩和准绳来约束他们，给他们画杠杠，画条条，画框框，不能逾越。
　　曾国藩说，按照官阶来论，州县以上的人大多自爱，属于高明之士。＂佐杂＂这些人都属于＂算细＂，就是每天精打细算，惦记自己既得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是卑琐者。
　　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当时在曾国藩那里是主管理财的财务大臣。曾国藩曾经给李鸿章写过一封信，他说，以厘金来论，大卡、总局就应该求自爱之士，这些廉洁的人要求自己就很廉洁，应该用他们的办法；而对小卡、分员等下面派出的一些文员，应该对他们＂算细＂，就是用规矩准绳，让他不越雷池一步。曾国藩再三强调，他愿意效仿赵广汉和刘晏理财。赵广汉用＂新进少年＂，这些人平时有自己的抱负，但没有自己的舞台。曾国藩给他们搭一个舞台，让这些人实现自己的抱负，施展自己的本领，使他们各显神通。曾国藩说：＂我愿意效仿他们两个人，赵广汉用的新进少年，没有官气，没有圆滑之气，敢作敢为，没有框框，所以当时开创的局面生机勃勃。刘晏多用士人理财，士人必定有自己的自尊，有一个良知，有一条自己的红线不可逾越，所以士人不会做特别出格、贪婪的事情。＂
　　江西、湖南和湖北三个地方，同样的人力和物力，两湖筹集来的钱要比江西多得多。曾国藩给李瀚章写信，让他反思一下，说：＂你在江西主持财政的时候，为什么筹到的钱就没有两湖旺？道理在哪里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两湖这个地方用的是新进少年或士人来理财。但是，你在江西用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用的都是道府以上的官员，这些官员官气太重，而且还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以后，你应该向这个方面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