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9日,周庆军和十五名北京知青乘火车坐汽车,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陕北,他们一行十六名北京知青是来陕北的杨家疙瘩大队第二生产小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杨家疙瘩大队地处陕西的东北部,那里沟壑纵横,丘陵起伏,土地贫瘠,是陕北地区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周庆军他们来到杨家疙瘩大队后,二队队长杨春雨让知青们住在了队部东侧那三孔闲置了多年的烂窑里,五名女知青住一孔土窑,十一名男知青住另外两孔窑洞。 队部东边的那三孔土窑原来是杨家疙瘩大队的小学校,后来学校搬到了村头的新窑里,那三孔土窑就闲置下来。杨队长接到北京知青要来插队落户的通知后,他发动社员,把家里临时不用的土坯都交到队里,十五块土坯顶一分工。只三天的时间,三孔土窑里都搭建了土炕和灶台,窑里的墙壁也用小镢头刮了一遍,从里面看就像新打的窑洞,只是三孔土窑的门都腐烂了,窑门口临时挂了草帘子抵御风寒。这所破旧不堪的学校,就成了杨家疙瘩二队的知青点。因为周庆军在学校时就担任班长,他被大家选为知青点的小组长。 周庆军他们轮流在老乡家吃了三天派饭,等杨队长把他们的国库供应粮从公社粮站领回来,知青们就开始自己做饭吃了。看知青们都不会做饭,杨队长就安排记工员赵安平的婆姨临时帮教知青们做饭,队里一天给她记七分工。 陕北的三月天气还不暖和,地里还没有什么农活,赵安平的婆姨每天去帮教知青们做饭,他家的大女子春兰也跟着她妈去帮忙。其实做饭很简单,十二印的大锅有两层蒸屉,蒸一锅玉米面馍够知青们吃一天的。当时也没什么蔬菜,一般就是咸菜和辣酱,偶尔炖半锅酸菜,就权当改善伙食了。 赵春兰跟着她妈熟悉了几天,她就能独自为知青们做饭了,就不用她妈来知青点了。别看赵春兰刚十六岁,可她什么都会干,挑水烧火,和面蒸馍,炖菜熬糊糊,没有她干不了的活。看看比自己年龄小的女子这么能干,周庆军他们都自愧弗如。 在赵春兰的帮教带动下,知青们都学会了挑水烧炕,也慢慢学会了蒸馍炖菜,只是知青们蒸出的玉米面馍没有赵春兰蒸的好看,更没有她蒸的好吃。知青们向赵春兰请教原因,赵春兰笑着说:"哦妈说熟能生巧,只要用心做,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过了清明,黄土高原上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耕备播的农忙时节。繁重的春耕春播生产劳动,让北京来的知青真正体验到了陕北农民的辛苦,只三两天的时间,十六名北京知青个个都累得无精打采的,来陕北插队落户之前的那种斗志和热情已荡然无存,他们甚至产生了惧怕和退缩的念头。 赵春兰虽然已经参加过一年多的生产劳动,可闲了一个冬春,冷不丁参加这么繁重的生产劳动,她也累得够呛。好在赵春兰比知青们能吃苦耐劳,她的心态好,乐观面对苦难,再苦再累都咬牙坚持,知青们更是自愧弗如。有了赵春兰做榜样,知青们的心态好了很多。 经历了一个春耕备耕生产劳动的锻炼,知青们基本适应了繁重的生产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他们也和赵春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赵春兰为知青们付出了很多,为知青们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情,赵春兰的淳朴善良和勤劳深深感动了周庆军他们。 可等到评工分的时候,周庆军他们心里就不痛快了,男知青劳动一天给记七分工,女知青劳动一天给记五分工。当时队里男劳动力劳动一天给记十分工,女社员劳动一天给记七分工,同样的劳动,同工不同酬,知青们心里不舒服,大家就让周庆军去找杨队长讨说法。 杨队长很和善,他笑着对周庆军说:"庆军,给你们的工分是大家根据劳动表现评出来的,我一个人没权利更改。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们干了多少活,就给多少工分,公平合理嘛。旁的不说,就说那天往山后的坡地送粪,哦(我)一晌午挑了五趟,你挑了三趟。哦一担粪六七十斤重,你们一担粪都不足四十斤。照这样算,给你们评这样的工分,已经照顾你们了。"听了杨队长的话,周庆军无言以对,想想也是,若按劳动量,队里对他们北京知青已经够照顾了。 杨队长虽然给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可知青们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劳动时都没偷懒,都尽了全力,只是他们的力量有限,劳动技能有待加强。特别是女知青,她们都让周庆军再想想办法,尽量为她们多争取一点,哪怕一天多给记一分工也行。周庆军没别的办法,他就问赵春兰,问她能不能让她爸给大家多记一分工。赵春兰当即回绝:哦爸可没那么大的权利。 到了秋收的时候,知青们的工分就和社员们一样了,男知青劳动一天队里给记十分工,女知青劳动一天队里给记七分工,因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社员们不相上下了。秋后决算的时候,知青们的总工分比社员们要少不少,工分多的社员们除了应分的口粮,还分到了几十块钱的红利。男知青们挣的工分刚够分口粮的,女知青们工分少,还要自掏腰包买工分(不足部分要用钱找齐,所以工分多的就分红利)。 冬季农闲时节,地里没有什么农活了,杨队长就带领社员们到山上修一下地畔(地堰),刨挖一下地头扩展扩展耕地面积,还准备把那块土质好的坡地修整成梯田。每天都是吃罢早饭出山劳动,太阳偏西收工,午后就不出山劳动了。社员们就利用收工后的时间,到沟坡上或山峁上打一担柴担回家。周庆军他们也和社员一样,男知青收工后也打一担柴担回去,女知青们也会背一捆柴草回去。 因为冬天天短,知青们也和老乡们一样,一天吃两顿饭,午饭和晚饭合并在了一起。每天吃罢晚饭,赵春兰就领着她弟弟到知青点来让周庆军教她姐弟俩学习识字。赵春兰没读过书,不识字,赵春兰的弟弟虽然读过两年书,但也不认识几个字,周庆军每天教她姐弟俩十个字,还教她姐弟俩算数,赵春兰的弟弟说北京知青比学校的老师还能,北京知青坐过火车,学校的老师都没坐过火车。 转眼到了1971年的秋天,知青们学会了干各种农活,也渐渐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习惯,他们和农民打成了一片,也和农民没什么区别了。赵春兰跟着周庆军学习了两年,她认识了好多字,全队社员的名字她都能写下来,几百的加减法她都会,还能背诵乘法口诀。经过两年多的朝夕相处,她对周庆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口一个庆军哥,别提叫的有多甜了。 一次交谈中,周庆军问赵春兰:"你爸是队里的记工员,你爸咋不教你姐弟俩识字?""哦爸木(没)多少文化,他只能写下队里社员的名字,只会写数字。 "赵春兰不好意思地回答。 "那你爸咋记工啊?他写字好看吗?"周庆军又问。 赵春兰笑了笑说:"哦也不知道哦爸写字好不好看,赶明(明天)我把他的记工本拿来给你看。" 一天晚饭后,赵春兰和她弟又来到了知青点,周庆军赶忙点上煤油灯,准备教她姐弟俩学习。赵春兰从她弟书包里掏出一个三十二开的小本子,递给了周庆军,说:"庆军哥,你看一下,这是哦爸的记工本。"周庆军一看,是1971年7月和8月份社员出工劳动的详细记录,7月13日至15日,周庆军请假去双水大队看同学,他那三天的工分都是0,8月5日至11日,周庆军重感冒加闹肚子,歇工七天,他那七天的工分也都是0,一年来周庆军就这十天没出山劳动,要是不耽误这十天,他就能拿到一年的满勤工分,就会受到队里和公社知青办的表彰。 趁着赵春兰姐弟俩趴在炕桌上认真写字的时间,周庆军用铅笔把他的工分在0前面都加上了1,0就都变成了10,歇工的十天全都改成了出工。看看没什么破绽,他就把记工本交给了赵春兰,还笑着说:"你爸写字挺认真的,也好看。" 那年秋后决算,周庆军分到了三十一块六毛八分钱的红利,他是十几名北京知青中唯一一个全年满勤出山劳动的知青。事后,杨队长来到赵安平家,小声问:"安平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周庆军咋会是满勤哩,他那次发烧拉痢疾,不是你告诉他用蚂蜂菜(马齿苋)熬水喝治好的痢疾吗?我记得他歇了好几天。" 被杨队长一提醒,赵安平猛然想起来了,对呀,周庆军是歇了好几天呀,这是咋弄的嘛?赵安平急忙让春兰去知青点叫来了周庆军,当面问他当时歇工几天?还问春兰和他婆姨,谁动过他的记工本? 看周庆军吱吱唔唔说不出话来,赵春兰明白是咋回事了,她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小声说:"爸,是哦动了你的记工本,不关庆军哥的事。"春兰话音刚落,赵安平气得手都哆嗦了,他把手里的记工本狠狠打在了春兰的脸上,铁青着脸说:"哦的脸面算是让你丢尽了,以后哦还咋为大家当这个记工员?谁还会相信哦?"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杨队长也没说甚,拍拍赵安平的肩膀就回家去了。周庆军也没敢承担责任,他灰溜溜地回到了知青点。赵安平气得一天没吃饭,当晚他就把记工本送到了队长家,说啥也不当这个记工员了。杨队长也没勉强,也没声张这事,周庆军私自改动记工本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年年末,周庆军应征入伍离开了杨家疙瘩大队。临走那天,赵春兰哭得像个泪人,一直把周庆军送到村口,她对周庆军动了真感情。周庆军心里虽然也很难受,但他没流泪,高高兴兴离开了他插队落户生活了两年多的第二故乡,成了光荣的革命军人。 离开杨家疙瘩大队后,周庆军就给赵春兰家写过一封信,从此就断了联系。 一晃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如白驹过隙一般转瞬即逝了,年轻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周庆军基本都忘记了,唯有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还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每当想起自己做的那件不该做的事情,每当想起赵春兰替他担责、替他挨打的那一幕,周庆军心里就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疼痛,他从心里觉得愧对赵春兰,更后悔当初不该做那样的事情。他早就有回第二故乡看看乡亲们,看看赵春兰的想法,可他又觉得没脸见赵春兰,他觉得赵春兰肯定会恨他周庆军一辈子。淳朴善良的赵春兰,你生活得好吗?周庆军想在这里跟你说声对不起,你能原谅他吗?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