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重读创业史有感

　　【郭进拴原创】重读《创业史》有感
　　近日重读《创业史》，心灵又一次被震撼，我深深感到：在我们进行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更多的梁生宝这样的典型人物，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共同创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创业史》中塑造的一大批源自于现实的优秀基层党团员干部形象，十分动人，尤其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学习。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出：赢得民意不仅仅是搞好工作的力量源泉，更是对工作最好的馈赠。犹如中央级媒体组团重访焦裕禄生前奋斗过的兰考、追忆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时评价的那样：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群众中汲取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持久!而赢得民意、汲取力量最原始、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新中国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新的社会创造初启的重要时刻，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柳青决意离开北京，落户长安县皇甫村，遂开启了他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长安十四年＂。被文学史家认为具有＂十七年＂文学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创业史》，便是他这一时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成果。柳青也由此走出了一条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之中，与人民一道前进，共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这一生活和创作道路的选择，无疑与柳青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深入理解有着直接关系：＂新的时代向作家提出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的要求，反映空前丰富的社会生活，日趋激烈的生活冲突和迅速变化的客观形势，要做到无愧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向作家提出的这样难于满足的要求，实在是谈何容易。＂而＂只要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就比较理解毛主席指出的惟一的出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不仅如此，＂米脂三年＂深入生活所获得的写作与正在行进中的宏阔的社会现实交相互动的经验，也使得柳青更为充分地意识到《讲话》精神之于个人写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规定的任务是熟悉新人物，描写新人物。就是说要我们从事人们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设工作，用新品质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众。＂是为张旭东所论的＂新人＂和＂新世界＂交互成就的题中之义，也在多重意义上决定了《创业史》的题旨、笔法，以及其可能具有的现实功能和实践意义——在正在行进中的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火热的实践中，描写新的人物和新世界的交互创造，自有50年代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涵。
　　《创业史》中，讨饭娃出身的梁生宝等青年人，一心爱党爱社会主义新生活，尽管贫穷，但＂精神总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样正直、白净＂。看着困难户挨饿，心里头刀绞似的。他们把领着贫农渡春荒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才有了梁生宝换稻种，带领群众进山割竹子，运扫把、邀请省上专家培育＂扁浦秧＂、开展互助合作等举措，实现了让梁三老汉那样的贫苦人＂第一次把大米当主饭吃＂的一系列变化。然而，梁生宝的成长不是天然的，应对层层的阻力，他坚定的信念，准确睿智的确定都来自于乡、区、县等各级党员干部的正确引导。一有难题，他都会得到乡支书卢明昌、黄堡区王佐民副书记、中共渭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等人的鼓励、帮忙和指导，这一切给了这个青年人莫大鼓舞，竟使他为了团体的事忘了自我的婚事!正如他感慨的＂就有这样一些干部，穿上了制服、毛呢料子衣服，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会装腔作势。他们联系着不知其数的群众＂。
　　正因为有了这些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才使梁生宝这样觉悟高、品德好的＂苗苗＂得以成长，党的政策才能够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根基才能扎牢。听了不了解实情的干部的汇报，在没去过蛤蟆滩的领导眼里，生宝成了一个＂解放初期作风有问题＂的下作人。庆幸的是脚踏实地，常往基层跑的杨副书记，遇到问题后，认真调研，才弄清了真相。他全力支持给群众换稻种时，喝五分钱一碗的面汤、一分钱一碗的开水、吃他妈烙的已风干的馍、睡车站免费＂地板床＂、应对着嘲笑心里却甜滋滋的梁生宝这样为党的事业拼命的人。否则，凤落沙滩遭鸡戏，正直的生宝不知会被落后势力玷污到怎样不堪的境地!
　　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坚持不懈的群众工作，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依然面临很大的威胁!心里恨共产党剥夺了他＂和告债人谈话这种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享受＂，但表面上又摆酒筵拉拢农会干部的富农姚士杰;对党的粮食统购政策阳奉阴违、在黑市抬高粮价卖余粮、时时想见风使舵的郭世富;在群众中有必须基础，但面临新形势逐渐研究自我的利益多了的党员郭振山;在清朝被损毁了灵魂、坚信＂天官赐福＂、善恶不分的王二瞎子等，这些都是阻挠新生事物的种种不容忽视的顽固势力，他们各怀心思，一旦正不压邪，就会龌龊结合，兴风作浪。
　　然而，在每一关键时刻，每个共产党员就像一面旗帜，总会飘扬在群众看得到的地方，他们用实际行动去带动群众、关心群众，使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思想无可乘之机!农技员韩培生在少数人欢迎，部分人旁观，一些人等着看热闹的氛围中稳步实施推广新科技，就连固执的梁三老汉也竖起拇指，连呼＂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以表达他质朴的赞扬;团县委干部王亚梅在街上遇到徐改霞的一番话，使改霞产生了把团员资格作为优先进城条件是对入团动机亵渎的羞耻感，增添了农村青年的社会职责感、使命感。作为县委书记的爱人，王亚梅不搞任何特殊，担任工作组成员，下乡驻村，定期组织召开妇女学习小组会，她对有着非议的素芳不嫌弃，手拉着手，用好听的话语宽慰她，使素芳动容，使我们感慨!正因为这种水乳交融的干群关系，使百姓把心交给了党。梁三老汉是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在旧社会，他经历了发家成梦的辛酸史。他继承父辈遗愿，创造家业，租种田地，拼命苦干十年，结果一身重病，创业失败;后与渐渐长大的养子梁生宝共同创业，但因地租沉重，兵荒马乱，他创业的幻想再次宣告破灭;解放后，梁家分得土地和农具，梁三老汉猛地挺直弯曲多年的腰杆，与梁生宝重新点燃了创业之火。对于梁三老汉来说，所谓创业的成功标准，或者说他创业的最终目标就是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仅此而已。这就将一个背负几千年私有观念的小生产者的个人意识和局限性暴露无疑;同时，他又具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的品质;当梁生宝不愿听从他的安排而组织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群众事业，但土地的获得、创业失败的痛苦回忆以及父子之情，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接近梁生宝及其所从事的事业。梁三老汉精神上的复杂性，是老一代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从他身上，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的本质性格特征。
　　与梁三老汉不一样的是，梁生宝是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业者。作为世代贫穷的农民子弟，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与苦难命运抗争的进取精神，而父辈们惨败的事实和个人贫穷的生活经历，使他意识到理解党的教育的紧迫性。历史不是文学，但可以在文学中存留；同样文学不是历史，但却可以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发展道路。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有被遗忘的人和事，但存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历史印记，是不会被遗忘的，会长留在文学中，这种历史和文学的互动关系，既会加深人们对历史的沉思和默想，也会发现文学中潜藏不息的光芒。《创业史》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就在于此。早在四十多年前，柳青就在《创业史》中写了党允许姚士杰、郭世富这些只顾自己的人先富起来，但共产党和互助合作的领头人梁生宝却把屁股坚决的坐在弱者一边，组织高增福、欢喜、任老四等饥肠辘辘的八户穷苦农民走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和姚士杰、郭世富开展一场增产粮食、增加收入的＂战争＂。梁生宝选购高产的＂百日黄＂稻谷，率领互助组成员进山割竹子、扎扫帚，正是反映当时农民中新一代的改革者——梁生宝为增产增收，拓宽农业生产发展道路的一种可贵的思维和刚刚诞生的新事物雏形。柳青在写«创业史»时，他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他在书中说的：如今靠打仗的战争年代过去了，谁能多打粮食的战争开始了。谁来领导这场让鸡毛飞上天的多打粮食的战争呢？是共产党，是梁生宝。只有梁生宝这样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怜贫恤孤的干部，才能成为农业合作化的栋梁人才，才能真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率领贫苦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增产增收，过上富裕的日子。所以柳青把梁生宝塑造成一个踏踏实实、不显山、不露水、一心一意做着对贫苦农民最有益的事情，最得人心的新舞台的主人，新生一代的基层代表人物。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批制小脚女人、右倾思想，不把十五年完成互助合作的行程，在一夜之间就进入高级社、人民公社……梁生宝领导的这场多打粮食的＂战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柳青是不赞成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用经济手段领导农民进行这场多打粮食的＂战争＂的。柳青的认识是正确的，最终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不是以三年大饥荒，＂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以农业生产全面大滑坡而告终吗？我们可以指责当年政策中的＂左＂的现象，却不能指责梁生宝和梁生宝式的这一大批把自己的命运和贫苦农民的命运绑在一起，坚决走互助合作化道路的干部。当今享誉中国和海外的集农、工、商、贸、旅游于一体的＂中国第一村＂——华西村，不就证明这一点吗？1950年华西村也是当地最穷的村子，有着与梁生宝几乎同样的命运和经历的吴仁宝，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后，他便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在1952年互助组成立那一年，他和梁生宝一样，领着华西村最穷的13户人家成立了当地第一个互助组。1953年吴仁宝入党并当上了村长，从1957年华西村成立党支部以来，吴仁宝就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难和检验后，华西村终于成为一面不倒的红旗，让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一边的吴仁宝，终于在中国农村大地上突现了出来，成为中国当今社会认同的农民顶尖的代表人物。吴仁宝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这五十年的道路时，说了两句至理名言：＂集体主义救华西，共产党救中国＂。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历史的可能，如果柳青和《创业史》能够顺顺当当的发展下去，很可能在蛤蟆滩上诞生另一个华西村，另一个＂吴仁宝式＂的梁生宝。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今天已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全民富裕；由民富论，走到国富论。这个根本目标的变化，让我们认识到，八十年代初曾经使农民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的一家一户单独经营的模式和分配方式已经滞后了，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暴露出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制约性，而超家庭联合的趋势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优势和强势。尤其是在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融资引资、应对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挑战，率领农民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时，人们就发现当今社会太需要梁生宝这样为农民信的过，公正、公道、无私、能干的带头人了！人们也越来越感觉到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塑造的这个坚决走集体化道路的梁生宝存在的价值！也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人们发出了＂寻找梁生宝＂，＂重读«创业史»＂，＂柳青魂兮归来＂的呼唤！
　　今天，解决好＂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民又是＂三农＂的重中之重，农民是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人们不由得再次想起了柳青和《创业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宝。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切肤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梁生宝擦肩而过的?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也许早已对柳青知之不详，也许对《创业史》感到陌生，也许觉得当今的农村和过去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只要天下的＂蛤蟆滩＂还等着人们去建设，＂梁生宝＂的灵魂便会在中国农村的大地上徘徊。 为了更为准确地呈现人物及其心理的变化过程，柳青以为＂情节发展、人物心理和周围环境，必须做到三者自然融合＂。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作者就要站在人物的地位观察周围世界，而不能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叙述故事＂。在前两部中，他几乎是＂贴＂着人物写，写投入互助组的梁生宝的心理，他如何在现实的磨砺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写徐改霞人生道路和情感纠缠之际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写姚士杰对互助组的仇视心理，写郭世富与姚士杰大致相同的心思；写梁三老汉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人物和他们细微复杂的心理，共通交织在蛤蟆滩互助合作的历史进程之中，充分说明从事人们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情感的建设之于社会整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真正的进步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那些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已然成为一种特定阶段的历史记忆，但如梁生宝般的＂新人＂所秉有的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精神却并未过时。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合作化＂的尝试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试错＂的阶段，也并非没有意义。新时代也在召唤如梁生宝般秉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新人＂，共同推动时代前进的步伐。2020年，在距离梁生宝生活过的下堡乡蛤蟆滩不远处的陕北延安索洛湾，一位名叫柯小海的党员领导索洛湾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经验逐渐为人所知。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柯小海的努力与梁生宝的追求之间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在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打破＂贫＂＂富＂交替的历史弊端，完成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消灭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也成为新时代赋予新一代创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以具有史诗品质的宏大的艺术创造，来表现新时代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局面，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而厚重的艺术记录。
　　探索一条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与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粮食增产和丰收，连吃饭都谈不上，谈何发展;而仅仅能吃饱饭，农民却不能增收致富，甚至难以脱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短板就没有补齐。同样，对于中国来说，不搞现代化、工业化，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出路;但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保护弱势群体、扶助老弱病残孤，而是听任他们毫无保障地被抛入市场化的汹涌波涛中，那么现代化、工业化就不可能成功。
　　梁生宝是有文化的。他的文化，不是书房里摆的琴棋书画，也不是电视上演的爱恨情仇，而是从土地里顽强生长出来的、渴望改变命运而又高度务实的劲头与信念。他明白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他懂得靠互助合作可以让一群弱者变得强大，所以他把自己的人生志向和事业安放在蛤蟆滩这个也许渺小然而又确乎宏阔的一方天地。如果说，梁生宝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思考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了他所面临的时代和实际中。今天的农村，难道不是更需要像梁生宝这样的带头人吗?不是更需要这样风雨兼程、敢闯敢干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吗?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打赢脱贫攻坚战役、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中华大地上无数的梁生宝就是＂火车头＂。组织起来，走共同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农业产业化的形式去应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这是几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道路多么艰险崎岖，我们的前人不正是步履蹒跚、披荆斩棘，这样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的吗?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当年的梁生宝正是这样肩扛稻种在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我们是举起双手欢呼他，还是摇唇鼓舌讥笑他?是为他的＂重生＂摇旗呐喊，还是为他的＂逝去＂感伤怀旧甚至兴高采烈?是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说什么＂农民素质差、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根本无办法＂，还是汇入他们之中，为＂鸡毛上天＂尽一把绵薄之力?而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的回答。
　　当前，我们正行进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征程中，＂找回失落的梁生宝＂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也是我们当下重读柳青和《创业史》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