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者预警居民消费在下降！怎么办？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阻力
　　疫情以后，我们对参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全国4万余户受访户做了两轮电话回访，3月份的时候，老百姓对2020年的消费估算会减少9.4%，到5月份的时候，减少的幅度增加到17.3%。3万元以下和3万到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减少幅度更大一些。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原因是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减少，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在疫情以后扩大了。同时，低收入阶层的金融资产也不足，面临流动性约束，而高收入阶层的预防性储蓄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如果后面5个月以同比12%的增长速度，2020年全年可达到零增长。如果保持7月份的负1.1%的增长，全年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减少6%。消费数据很不乐观。
　　我们用调研数据形成了一个工作稳定性指数，发现低收入的明显比中高收入的稳定性要差，这个指数包括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也包括自己对工作的预期，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
　　另外，我们询问了受访家庭所在的企业雇工情况。3月份有43.3%的受访户说他所在的企业减少了雇佣，有8.8%的降低了薪酬；5月份的时候，这个比例涨了1倍，有26.4%的减少了雇佣，15.5%的企业降低了薪酬。
　　对2019年6—8月这些受访户，我们了解他们去年的工作情况，今年5月回访时我们也了解了他们今年工作的情况。16—65岁的劳动力人群中，去年87.2%有工作，今年是75.1%，其中农村户籍下降比例最高，有季节性因素。
　　另外，阿里研究院疫情以后做了四轮小微企业调研，2月、3月、4月和7月份各做了一轮。早期这些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多重的，包括物流、人工、疫情等等。很快，这些问题没有了，4月份以后，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变成了订单不足了，7月份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已经从生产端转向了需求端。
　　企业对2020年宏观形势的判断，2月份是悲观的，3月份开始趋向乐观，4月份又开始悲观，7月份更加悲观。企业对自身发展的判断也出现了这么一个过程，从3月份乐观，到4月份到7月份更加悲观。例如，在＂企业快速发展或者规模扩大或者利润率增长＂选项上，回答的比例是从低到高再低，3月份的时候有15%的企业，7月份只有9.5%的企业认为自己今年会快速发展。
　　我们判断，国内大循环将受阻于订单不足、收入下降之间的恶性小循环。收入普遍受到了冲击，低收入人群受到冲击更大，导致了需求下降、订单不足，自然会导致就业和收入受到影响，反过来再影响到需求，所以＂订单不足+收入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小循环。这个小循环需要被打破，而打破这个循环的根本是在刺激需求。供给侧方面已经采取的一系列企业救助帮扶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多作用，企业其他的问题基本都不算是主要问题了。订单不足也变成了主要问题。
　　所以，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不在供给端、不在企业，应该是在需求端，尤其是在低收入阶层。其实今年2月份、3月份后来一直在讲，针对低收入阶层的现金转移支付或者消费券是打破这种恶性小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民生政策也是我们的经济复苏政策。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居民消费为何仍在下降？
　　中国疫情已经迅速得到控制，企业生产自二季度以来在走向恢复。但最新数据显示，前几个月消费回升的态势正在趋缓或停滞，居民消费增长仍在下降区间，使正在恢复的经济面临需求制约，经济继续复苏受限。
　　大数据分析还显示，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所受影响有限，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仍然呈较大幅度负增长。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收入和消费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这些信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说明经济要走向复苏还有很大的障碍需要逾越，需要合理的政策应对。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何在？
　　第一，小微企业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打击，企业倒闭、歇业、裁员、减薪的情况普遍，影响了就业和居民收入，当然就限制了消费。前两三个月的消费回升，在相当程度上还是疫情后的短期反弹。
　　这些情况并没有通过常规统计数据充分反映出来。例如，常规工业统计只反映＂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今年1-7月营业收入下降3.9%，利润下降23.5%。但该口径只包括少部分小型企业，不包括微型企业。未包括的全国＂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超过300万户，是＂规模以上＂企业户数的8倍，提供了数千万个就业岗位，而它们面临的困难远大于＂规模以上＂企业。服务业有大批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更严重。这些必然对就业和居民收入造成严重影响。
　　再如，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7%，但该调查的失业定义是调查前一周工作时间不足1小时。如果按不足10小时计算，失业率可能成倍提高。这些没有被统计为失业者的人员，月收入可能只有原来的1/5或1/10。更重要的是，很多因丢掉工作而返回或滞留农村的进城农民工，都不会统计在城镇失业者中。因此实际失业人数远大于统计数据。
　　第二，因为社会保障不健全，＂六保＂没有落实到位，大量失业者和收入缩减的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其中关于失业保险，2019年按调查失业率推算，全国城镇失业2300万人，但全年领到过失业保险金的只有461万人，占1/5。一个原因是全国4.4亿城镇劳动者中，失业保险只覆盖了2亿人，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被覆盖。其次，已参加失业保险的城镇外来人口失业后因户口不在当地，手续办不全，往往也领不到失业保险。因此失业、收入下降和缺乏社会保障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原因。今年5月以后，失业保险政策放宽，并增加了生活补助金的发放，这是一项重要的改善。但未被社保覆盖的两亿城镇外来就业者失业后如何保障仍是关键问题。
　　第三，市场不景气导致未来收入不确定，使中低收入居民为防范风险被迫提高储蓄，压缩消费。而消费需求疲软又使许多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受阻，特别是小微企业更加困难，从而进一步影响就业、收入和消费。这一恶性循环如不打破，经济就难以走出衰退。
　　面对上述情况，政策应当如何应对？
　　关键是保就业、保民生、保企业。为失业者提供社会保障，为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的生活困难者提供救助，给有生存发展潜力但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减压，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使他们保住就业岗位。解决了这些问题，居民收入和消费才能稳定下来，市场需求才有保障，经济才能复苏。
　　但当前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认识还很不一致。很多人思想停留在以为只有扩大投资才能拉动增长的传统思路上，有些政策是四面出击，到处撒胡椒面。尽管没有搞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但很多地方投资都在扩张，地方债在迅速增加。例如在有些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本来完好无损的马路又在挖掉重铺。像这样的投资是无效投资，是浪费资源，应该尽快叫停。
　　以为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是个严重的认识误区。中国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已经持续过高，目前仍在43%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而消费率显著过低，特别是居民消费还不到GDP的39%，大幅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过高的投资率导致投资效率越来越低，资源大量浪费，而民生领域的若干关键缺失却迟迟得不到解决。除了上述失业保险和救助问题外，两亿多新城镇居民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是制约消费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居民消费在各国都是国内需求的主体，消费需求占比过低，消费疲软，内需就不可能有力带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把资源用于投资扩张，对带动经济增长不仅远水不解近渴，而且是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浪费。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解决的，是聚焦民生，特别要解决面临困难的中低收入居民的问题，建议财政政策把对未纳入失业保险覆盖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农民工进行救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关于失业的认定，也要摆脱过去那种开各种证明、办各种手续的繁琐低效的办法，完全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来实现失业认定。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新增了不少债务用于投资，却又缺乏有效投资空间，钱花不出去，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国的保障房供应始终是个短板，而中低收入居民长期面临高房价的重压。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与商品房双轨并行，是给中低收入居民减压，释放他们消费能力的出路。
　　当前政策需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把有效的资源用到困难人群身上，比用到那些无效的投资拉动项目上，对促进经济复苏会有效得多。更持久的挑战，是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转型。要改变中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关键是政府支出结构应改变政府投资过多、行政管理支出过多的局面，将支出重点转到民生上面来。首先是给小微企业减负，解决新城镇居民市民化和社会保障覆盖问题，解决保障性住房严重不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负担过重问题，使居民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改善市场环境，对小微企业发展和促进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回升至关重要。关键是形成一个大中企业和小微企业、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并有法治保护的市场。如果一直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国有企业要起主导作用，如果政策条件使国有企业得天独厚，多数民企难以参与，就很难让民营企业相信政策是一视同仁的、竞争条件是公平的，很难让他们消除疑虑，放心发展。只有创造一个良好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有利于就业扩展，有利于大众消费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