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沙弟丨我的铁匠生涯

　　吃多了爱放屁，人老了爱回忆。
　　我年逾古稀，早上四、五点往往就睡不着了。也不想立刻就起床，闭着眼睛瞎想，于是过往走过的路，经过的事，遇过的人，享过的福，受过的罪……，就全特么在眼前浮现出来了。
　　和老伴几年前就分屋睡了。
　　老了毛病多。独自一个房间，自在，想干吗就干吗，不用担心吵着谁。
　　深夜，思想有如脱离樊笼的百灵鸟，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失眠时，人反而头脑特清醒。
　　想着想着，高兴了，就不禁哈哈地笑出声来；想着想着，凄凉了，眼角有时也不由地挤出几滴泪水。
　　唉！真正是的，人生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终于可以酸溜溜地、痛痛快快地来句：他妈的！人生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说什么＂人生不容易＂？其实特容易！眨巴眨巴眼就过来了。
　　不管这一生是苦啊乐啊？富啊穷啊？你只要是觉着这一生过得特快，那你过得就是好日子。觉得日子过得太慢，度日如年的人，比如在监狱里劳改的，没一个是觉得人生太快的。
　　就此而言，我的一生应该都属于是好日子。甭管他是怎么过来的。
　　多年来我就有爱写爱记的毛病，睡不着，于是干脆爬起来码字。
　　在我生命的历程里，曾经当过好几年铁匠。日子过得挺刺激，值得写写。
　　在大工厂里，铁匠有个稍好听些的名字称：锻工。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打铁的铁匠。
　　即使是在今天，工厂里机械化程度高了，锻工也是一份令人吃苦咋舌望而生畏辛苦劳累的职业，在当年就更加是如此了。
　　我当年所在的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锻造车间，那可不是你偶尔在农村集镇上看到的铁匠铺：身披一条油腻腻的皮围裙，叮噹叮噹叮叮噹，此铁匠非彼铁匠。
　　武汉重型机床厂那般大型的重工业企业，在文革前，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在它的锻造车间，那以吨计重量的汽锤在蒸汽的驱动下腾空砸下时，说地动山摇是一点儿也不夸张啊！
　　凡是当年住在武昌中北路一带武汉重型机床厂方圆三、五公里以内的居民都知道，夜深人静时，汽锤砸击的震动几乎能让人从床上掉下来。
　　咚！咚！咚！咚！
　　地动山摇！那是我们铁匠的脉搏在跳动！
　　我的生产岗位在锻造車间的一吨锤小組。
　　当时武汉重型机床厂锻造车间是以锤的重量来划分生产小组的，分別有15O公斤空气锤小组、四百公斤空气锤小组，1吨锤蒸气锤小組、二吨锤蒸气锤小组和三吨锤蒸气锤小组。
　　15O公斤与四百公斤生产小组，因气锤重量轻，锻件相对较小，操作较轻省。两吨锤与三吨锤小组，锻件大，一般都有百公斤以上，但锻打时,有机械手帮忙，人也相对省点力。
　　唯有这个一吨锤小组，锻件一般都在四十公斤左右，大的也有七、八十公斤的。沒有什么机械手来帮你，纯手工操作！
　　这个生产小组是全车间公认的、劳动强度最大、最累而且最具危险性的生产小组。
　　我是怎么来到锻造车间成为一名铁匠的？
　　极简单。
　　1968年元月，我从部队复员，在家等了几个月，区复员转业安置办公室寄来一纸介绍信，我就自己拿着档案袋来到武汉重型机床厂（简称武重厂）报到了。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万马战犹酣＂的时期。
　　那时武重厂是造反派＂钢工总＂掌权。
　　现年55岁以上的正宗武汉人，沒有不知道文革当年武汉造反派第一大组织＂钢工总＂的。
　　武汉的造反派在诞生之初曾经遭到过武汉军区的打击镇压，如今他们翻过身来，复仇心切，见着穿军装的就不待见。还会有我们这些复转军人什么好果子吃？
　　进厂废话少说，报到即时分配工种，搬运工、油漆工、翻砂工、锻工，就这个！任选其一。什么车钳铇铣，听上去象样点儿的工种，想也甭想。爱干不干？不干滚蛋，再夾着档案回区安置办，由他们重新分配。
　　那时天天眼巴巴地昐着能早点儿分配个工作。因为父母都是＂走资派＂，对分配前景也不做多大指望，能有个稳定工作，一个月能挣个三十几块钱，足矣。
　　因此当初收到区安置办寄來的进武重厂的通知书时，我们全家尤其是我的爸爸妈妈，说是＂欣喜若狂＂恐怕有点儿夸张。但说他们是喜出望外，我感觉那也的确是恰如其分。
　　爸爸挨批斗回家，看过我的报到通知书后连喊几声＂好！＂字，然后又加上一句＂我们家终于有了个产业工人了！＂
　　＂走资派＂是属于＂地富反坏右＂那一边的，家里能有个＂产业工人＂，终于可以改换门庭了。在＂唯成份论＂的日子里，非过来人是不知那其中的苦楚的。
　　那时节家里有个把人在街道小厂子里当个工人都傲骄的不行，更别提象在武重厂这种大型厂矿里当上＂产业工人＂了！
　　几十年了，那一幕，那情景，恍如昨日。
　　我的老爸！他当时是真为我这个儿子骄傲啊！我此刻写着写着泪水不禁一下子就湧了上来。
　　当工人，而且是武重厂这般大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当年最响亮时髦的口号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切啊！我的个乖乖！
　　但报到时听完接待人员宣佈那些工种后的失落感，反差有点大！这打击也非同小可！
　　我们这批自带档案来的退伍兵里，有几十人穿着那种草灰色军装，他们格外的气愤激动。我一问，原来他们都是从支援越南柬埔寨老挝的高炮部队复员回来的。里面有几个哥们儿眼含热泪对工厂的接待人员痛说革命经历：＂我们可都是在美国鬼子的飞机大炮下幸存下来的，我们现在回到了祖国，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们！＂
　　工厂里的造反派哪认这个？也不搭理他们，只管象看耍猴似地瞅着他们。
　　与我同来的二、三百个老兵里有吞不下这口气的，当时就跺脚转身，走人了近一半。
　　在这批转业退伍军人中，我是军龄最短的，人也最年轻。统共当了两年零几个月的兵。再说了，人家都是正规服满了兵役或超期服役几年后退伍回来的，也唯有我是＂黑帮子弟，处理复员＂。
　　当时父母正成天挨批斗，工资只发一点儿。养着我们四个＂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儿子。
　　我已经复员回来闲了几个月了，急于上班挣点钱贴补一下家里。
　　我当时是真为难啊！我活了十八、九年，虽然从未与工厂打过交道，但以我当年那点儿工业知识与社会经验，我也明白这都特么都是些什么狗屁工种啊？！虽然当时能当上工人就已经是十分令人艳羡的职业选择了，但这几个工种也的确是太让人脸上挂不住了啊！
　　首先这些工种的名称听着就让人倒胃口！
　　虽然当时我还未搞对象，但总是要搞的啊！搬运的、打铁的、刷油漆的，什么玩意啊？！还想不想胳膊上挎个女朋友了？
　　但我虽年轻气盛，我却沒有別人那拍屁股扭头就走的本钱。娘老子天天在洪山礼堂戏台上挂牌子挨斗呢，你特么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挑肥拣瘦的？！
　　再说了，当时我们家就发配在中北路上的筒子楼里住，武重厂离家很近。如在这里上班，骑车也就七、八分钟的路程。我犹豫、踌躇、彷徨、为难一阵儿，牙一咬，脚一跺，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就在这儿干吧！
　　当年父母亲天天挨斗，革命了几十年回头一看好象没干过一件好事。心里不禁是万念俱灰。总是说，这下辈子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当个工人，学点儿技术，灾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多好！省得成天挨斗了。
　　这些话我听得多了：＂身有一技之长，敢走五洲六洋＂。
　　我早上夾着档案袋出门时，父母亲还再三叮嘱我：＂别忘了，干个什么电工、或者钳工都行＂。
　　这两位老干部，自打收到区安置办给我寄来的＂去武重厂报到＂的通知书后，他们在戏台上戴着高帽子批斗完了下得台来，虽然老腰痛得跟要断了似的，但仍不忘为儿子找同在戏台上挨斗的工业厅长悄悄打听一下，＂当工人那个行当能学着技术？＂
　　工业厅长瞅瞅四下无人，告诉他们两句密电码：＂万能的钳工，饿不死的电工＂。
　　爸爸妈妈心中暗喜，仿佛西天取得真经，连日来都是给我唠叨着这两句。能说什么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四样工种，四选一。我走过去问厂里那接待管事儿的，这四样工种里，哪样最有技术含量？
　　他挺诧异地瞅瞅我，半天没生意了，突然见有个复员军人凑上前发问，他一下来了情绪。说：＂那当然是锻工啊！锻工有八级工呢！＂
　　他給我讲起了故事。
　　＂锻工老师傅在铁砧上放一块手錶，手錶上盖张纸，汽锤落下来再收回去，那张纸可以吸飞了，但手錶毫发无损。你说这叫不叫技术？＂
　　以我的工业常识，只听懂了个六、七分。但感觉着这若不叫技术，天下哪还有技术吗？
　　娘老子不是眼巴巴地盼望着我＂学样技术吗＂！
　　行！我靠！就特么是他了！
　　当场就签下了卖身契！
　　于是我就在生命的十八、九岁那一年，成为了一名打铁的铁匠！
　　当年造反派小报上曾刊登过，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最钦佩的一个英雄，就是家乡一个起来造反的铁匠。我当时就曾以此安慰过爸爸妈妈，也安慰过自己，毛主席曾经钦佩的英雄，这职业能差到哪儿去？！
　　第一天走进车间大门，那位一只真眼睛一只假眼睛的老车间主任和我一照面，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蔡好块头，就去一吨锤小组干吧！于是我特么就来到了这个全车间活最累、最危险且劳动条件也最艰苦的生产小组！
　　这就是命！
　　这个小组全靠我们锻工的两只手和青春气血来与纯钢顽铁硬碰硬！
　　拼、搏、杀！
　　在这巨大的一吨重的汽锤下干活是个什么概念啊？！我的个亲！
　　纯钢的锤头自重一吨，从上面砸下来到铁砧的行程有三米左右，那每一下锤击的力量起码有个几十吨。巨大的锤头在我们面前寸许的距离，疾速地上上下下锤击着我们面前的通红灼热的巨大的顽铁钢锭，每一下钢铁之间的撞击，在惊心动魄的轰鸣声中，我们工人脚下的地皮便随之一阵颤动。那种力量与钢铁的较量，带来的心灵与肉体上的震撼，平心而论，也只有在战场上方能体会到了。
　　当时与我同时来到一吨锤生产小组的有四个复原军人，可第一天敢于抵近炉子，抵近大气锤近距离试试的就特么我一个！
　　气锤与钢铁的强力撞击！火花四溅，蒸气翻腾，大地在脚下颤抖，巨雷在耳畔轰鸣，通红的钢渣如子弹般从你的脸庞划过，流星似的氧化铁皮，沾上衣服就是一个洞眼，掉进脖领里就是一串水泡！沸腾通红的锻铁件象地狱的刀山矗立在你的面前！你要干掉它！征服它！
　　我沒有上过真正的战場，但这里仿佛就是我梦里出现过的战场！
　　我就是这么着走进了我生命里的这一页。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一个铁匠。
　　作者简介:
　　1949年生于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65年于北京市东城区23中学参军，1968年复员回湖北武汉，同年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当锻工，1973年武汉大学工农兵学员，1976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省电力局工作，1979年调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2000年提前退休当律师，2017年退出律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