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有多恨王安石他打下的疆土，一寸不留，全部送给西夏

　　宋朝自建立起来便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通过兵权而进行篡位，早以身为官宦的赵家自身也出身于地主之家。
　　不同于以往农民运动推翻皇权，这样的建立在内部地主之间权利与土地的交换，并没有能让百姓们因此获利，埋下了内部动乱的祸根。
　　对于军权兵权的忌惮，让宋朝在面对外部少数民族的袭扰失去了从容应对的能力，在对外的防守与征伐之中常常显得非常乏力。
　　面对此等局势的变化并不是没有人想要彻底改变朝堂政策进行变法，王安石作为激进派的变法与司马光的温和派在南宋朝堂明争暗斗，哪怕是到而今，对他们的政策依旧褒贬不一。
　　而对二者之间存在着的争议，对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应从他们具体的变法政策出发进行对比和探讨。王安石之变
　　王安石深刻认识到宋王朝自建立起，就在制度之上存在着许多的弊端，但他没有选择推翻政权，而是建立在维护帝王统治的基础上，进行的自我改革。
　　以往变法的最终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宋朝的统治，但这是对通过壮大兵力，充溢国库的目标来实现的。
　　故此早期变法的目的还在于怎么增加国家财政，怎么增强的军队的实力，变法派在变法设想的提出之时，并不是以绝大多数的困苦百姓所考虑的。
　　随着对于变法法令的推行逐步深入，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丧失了土地或者土地极为稀少，甚至逐渐被地主所裹挟的处境。
　　因此农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全部流入地主的腰包之中，让得佃农、耕农开始了从商之路，而导致了宋朝又一个重大的弊端，缺粮。
　　对于农民的进一步压迫让得农民不堪其扰，起起伏伏、规模不一的起义，在宋朝从没有中断过，甚至随着招安政策的颁布，起义反而成为了改变身世命运的重要机会。
　　然而司马光的政策，哪怕是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几乎全部否定，但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对于愚民控民的做法不过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
　　但王安石的变法并非没有用处，甚至可以说十分必要，宋朝在王安石的时代，机构已然变得十分庞大而没有必要的官职也愈来愈多。
　　面对西夏、辽金、蒙古外族的压力，对于文官随心所欲地封赏，让得财政国库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赏赐之多，肥了文官的腰包，但一切的根源还是来自于百姓，这些赏赐尽皆是来自于辛苦耕作却颠沛流离的百姓之中取出。
　　为此王安石针对种种情况，发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在对农业方面，首先重新对灌溉田园的水利工程进行改善和兴建。
　　其次是及时遏制住了地主的高利贷，减少农民支付贷款的利息从而来达到增加财政税收的目的，再者在春耕和秋收时，减少征兵从而增加农业劳动时间，保证粮食的稳定。
　　在一系列关于农业的法令颁布之后，收效是十分明显的，新兴的良田、水田明显增加，而粮食的产量也逐渐提高。
　　而在军队方面的改革，由小及大，重新构建新的军事体系，对军队臃肿却无战力的问题进行了重点改革，开始精练军队，从而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能力。
　　王安石的变法是肉眼可见地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这场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存在着许多原因的。
　　这场变法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农民备受压迫的，并逐步转变了佃农，甚至贫农，乃至妻离子散而成为流寇的根本现状。司马光的反对
　　尽管这些变法缓解了财权的危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而其本质上是通过在这些庞大的拥有着大量财富的地主之中取得的。
　　对文人官僚等拥有着大量土地的人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进行征收，从田地不受优待、征兵免役的钱等等方面的法令让得以司马光为主的反变革派愈加不满。
　　作为反对派，反对的重要力量便是来源于这些拥有巨量田地的官员商人受到了十分直接的经济折损。
　　其次作为文官派系，长期以来对于儒家传统的重视，对于文人的重视已然成为一种极度腐朽和庞大的旧势力。
　　他们能引经据典、也能诗词歌赋，但是空洞的形式固化了思想，对于王安石的实践变法可以指摘出众多不是，却无法在挽救南宋僵局之上有所建树。
　　特别是在变法之中，存着下层管理不当，而出现贪腐的情况，更是让得王安石的变法，遭受了巨大压力，最终走下了政坛。结语
　　司马光在推倒变革派之后，对于变法的全面反对，或许已然是顺水推舟，哪怕是他一个人也无法阻止。
　　从孱弱之军渐渐变得有所战力，甚至在与西夏的征伐之中，重新将旧土收复而回，这是挥洒了无数人的血与泪才换回的来之不易的胜利。
　　却是让得司马光当成了求和的赠，礼重新回到了西夏人手中，有人说这是因为恨极了王安石，连同其所取得的成就都一概难以接受。
　　但无论是否心中有恨，却并不重要了，相较于萧太后于辽国困顿之时，破敌于千里之外，智破宋军，守住了燕云十六州。
　　再以进为退，通过进军而谋取其真正求和的心思而言，这等通过赠送土地的做法，已经不能称之为政治家，甚至足以让无数后人为之诟病。
　　作为反革命派的苏轼，却是对王安石有着更为理性的认识和看法，精通儒释道，其包罗万象的风格，不仅仅在文学作品中能体现而出。
　　同样也渗透在了其人生观和政治观上，苏轼敏锐地觉察到，尽管王安石的改革有着许多弊端，但是对于强兵富国的法令他是抱有着认可与支持态度。
　　为此苏轼或许称不上是反对派，也不是革新派而是一个从头到尾的理性批判者，然而政治的不站队往往在朝堂之中永远没有出头之地。
　　但艰难的政治生涯却为苏轼在文学，特别是在词的世界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巨人，为此流芳百世。
　　而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朝堂之上的争斗，却永远给彼此留下了巨大的遗憾，甚至为后世极大争议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