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世纪英国过度发行国债的后果休谟与潘恩的不同见解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战争开支的增加和国债成本的累积引发了关于它们对英国影响的激烈辩论。虽然筹资制度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开始得到重视，但对政府超支影响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公众辩论。
　　当代的破产＂理论＂经常被不了解国家财政技术细节的作者视为道德主义的杰里米亚，然而，它们对于发展它们的哲学家来说并非没有意义。
　　关于英国因债务而毁灭的预测不只有一个，而是最重要的预测是由大卫·休谟做出的。
　　在1752年首次出版的《政治论述》中，他着手证明共和主义对古代的理想化是错误的，现代商业创造了繁荣，奢侈品帮助欧洲社会文明化，当代英国为公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民自由和安全。
　　《论公共信用》一文专门研究国家财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休谟将公共借款视为一种现代现象，是＂一种超越一百次示威证据的毁灭性做法＂。
　　休谟承认资助体系的一些优点，强调它必然且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政体和经济，国债提高了粮食和劳动力的价格，助长了闲置，提高了税收。
　　由于由此产生的税收增加毁了穷人和农村，它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人们要么搬到伦敦享受首都的特权，要么移民到外国，通过投资从英国的债务中受益。
　　无论多么毁灭性的贫困、人口减少和商业竞争力的丧失，灾难的最终原因在于国际竞争体系，而国际竞争体系也是国债的根源，虽然休谟认为英国的军事参与以维持力量平衡是必要的，但他强调，＂我们与法国的战争以及我们所有的公共债务的一半以上，更多地归功于我们自己的轻率激烈，而不是我们邻国的野心＂。
　　由于公共借款使政治家能够打不必要的战争，同时将偿还累积债务的责任移交给不知名的后代，因此它对政治家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
　　休谟的担忧源于财务义务可能不受控制地增长，以及减轻由此产生的负担不太可能的事实。
　　休谟说，最乐观的想象力是不能指望的，无论是这个还是未来的任何事工，都会拥有如此僵化和稳定的节俭，以致在偿还债务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或者说，外交事务的形势将使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这样的事业提供闲暇和安宁。那么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现代商业英国面临着艰难的两难境地。
　　对于它的解决方案，休谟提出了两种选择：＂它确实必须是这两个事件之一;要么国家必须摧毁公共信用，要么公共信用将摧毁国家。
　　根据休谟的说法，由于所有偿还国债的建议都是不切实际或欺骗性的，政府支出达到极限的最可能原因是外国侵略者造成的危机。
　　如果法国发动进攻，英国将走向灾难，要么以外国篡夺的形式出现，要么以强制征用公共债权人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政府宁愿履行其对股东的义务来保卫国家，英国将被征服，公共信用将死于＂暴力死亡＂。
　　相比之下，如果政府宣布自己破产，并用专门用于支付利息的钱进行自我保护，那么公共信贷就会＂自然死亡＂。
　　虽然它会将＂数千人埋葬在废墟中＂，但休谟主张解决自愿破产问题，因为数百万人的安全将得到保证，然而，他担心英国不太可能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而不是绝对君主，在自由州，理事机构的成员与公共债权人有联系，并会寻求避免破产，以防止自己的财务破产。
　　国债对英国构成的威胁不仅是融资体系固有的，而且迫在眉睫，为了传达问题的紧迫性，休谟将国家在巨大的财政义务中参与战争的现行政策与在瓷器店里玩棍棒进行了比较。
　　尽管休谟认为预测未来是不科学和轻率的，但他提出了一个预测灾难发生的时间表：＂一个非常接近的时期，比如半个世纪＂。
　　休谟没有向读者提供破产后英国的愿景，他所说的只是，公共信贷不会继续死亡，而是会迅速恢复，公共借款资助战争的做法将继续下去。
　　休谟强调，这不是一个由＂神圣的愤怒或疯狂＂激发的预言，他对英国即将崩溃的预测是基于理性和＂事物和人的自然进步＂，任何摆脱＂大众疯狂和妄想＂的人都可以观察到。
　　伊什特万·洪特（István Hont）在他细致入微且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在《公共信用》第一版中将休谟描述为＂冷静，谨慎，甚至谨慎乐观＂。
　　然而，如果我们把休谟对国债的评估解读为对未来的预测，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就会深感忧虑。英国的崩溃似乎是必要的、内在的和不可避免的。
　　在早期版本的＂公共信用＂中，对英国繁荣和独立的主要威胁是由外部侵略者构成的，在经历了七年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英国债务增长之后，休谟在1764年增加了灾难的内在原因。
　　据他说，战争增加了威胁，英国大大增强了其＂自然实力＂，正是这种过剩构成了当前所有危险的源头。
　　休谟为英国的未来构建了如下新情景：由于大量增长的国债，土地将被征税到极限，商业和工业将承担最高的关税，所有收入来源都将永久抵押，这些＂毁灭的种子＂带来了一种＂非自然的社会状态＂，只有公共债权人才能获得任何收入，这一类人是出了名的不爱国和不可靠;他们唯一的权威要求，即公共股票，是极其不稳定的。
　　因此，现有的社会秩序将被高度不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取代，剥夺了政体抵抗国内暴君或外国篡位者的权力。
　　休谟解释说，这种情况最可能的结果是＂东方君主制从未达到过的专制程度＂：一个绝对的王子，向公共债权人征税，以便国家的所有收入最终集中在他手中，使他成为所有土地和生产的唯一所有者。
　　因此，正是国债无限增长的可能性，一种商业社会现象和战争的产物，从而加剧了休谟的恐惧，根据＂事物的自然过程＂，他预测超支必然且迫在眉睫地造成灾难。
　　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收入来源的增长速度，由此产生的税收进一步增加了对生产力和消费的压力。
　　休谟认为，这种发展必须以财政专制或外国篡夺而告终，唯一现实的选择是自愿破产，但此后，公共借款将继续，造成与以前相同的困境。
　　休谟对英国不久未来的黯淡前景被广泛传播，＂公共信用＂是休谟散文和许多翻译版本的一部分，在词典、教科书和小册子中转载了长篇引文。
　　休谟对英国未来的预测也被证明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些作者指责他对国债的看法过于有利;其他人声称他虚假的＂悲观预言＂欺骗了公众，他们解释了国债的好处。
　　许多人利用他作为权威来警告资助系统的灾难性影响，关于休谟忧虑最有趣的阐述是由亚当·斯密和理查德·普莱斯在危机严重的时候提出的。
　　休谟、史密斯和普莱斯对英国即将破产的预测在与革命法国的战争爆发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 年）在流亡巴黎期间撰写的《1796 年英国金融体系的衰落》致力于发现国债增长背后的原则并推断其政治后果，
　　这本小册子的标题和头版清楚地表明，英国正面临灾难，在扉页的中间，放置了以下引文：＂在濒临破产的边缘，甚至在破产的海湾中，议会辩论＂。潘恩忽略了发表这一声明的皮特首相提到了法国，给人的印象是，英国不可逆转的拆除进程正在顺利进行。
　　潘恩在他的小册子的开头声称，英国资助系统达到极限的点可以通过分析其进展模式和观察一系列衰败症状来计算，由于潘恩的推理是基于事实和数据，因此他认为他的＂科学＂方法比他的前任史密斯和普莱斯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后者的观点仅仅是基于英国债务的永久期限是＂自然不可能＂的假设。
　　因此，他们对预测的崩溃将发生的时间表仍然含糊不清，尽管有这些批评，潘恩还是依赖于国富论提供的国债数据，从引入资金体系以来的100年中，英国打了六场战争，潘恩推导出了一种模式，即＂比率＂，以确定未来战争的成本和崩溃的时刻。
　　潘恩强调了他在现有关于国债的辩论中的举动的新颖性，他声称＂没有人认为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这样的比率可以决定这种问题＂。
　　英国的债务既不是以＂算术级数＂增长，也不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而是＂在前面每个数字上增加一半＂，应用这一比率，潘恩确定了政府超支的未来增长。
　　接下来的五场战争将使英国的债务增加到3.2亿英镑，税收负担增加到1.28亿英镑。＂有没有，＂他问，＂一个如此疯狂，如此愚蠢的人，以为这个系统可以继续下去？＂
　　除了详细阐述精确衡量衰退的方法外，潘恩还完善了从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破产技术细节。造成灾难的不是无法获得贷款，而是英国政府可以轻易地接受新的贷款。
　　根据潘恩的说法，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一场新的战争将爆发，并必然导致破产，这一预测得到了以下论点的证实：英国对大陆政治的干涉及其挑起商业竞争对手的倾向引发了另一场战争，这从未超过二十年。
　　然而，下一场战争将使该国的资源过度紧张，债务和税收的大幅增加将使纸币贬值，以至于英格兰银行无法通过其黄金和白银条款来保证其价值，由此产生的破产，潘恩提到了法国和美国的例子，预测这样必然会导致政府革命。
　　为了解释英国的债务不可能继续无限制地增长，潘恩提到了＂创造计划＂，从世界诞生之初，万物的存在就依赖于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继承。
　　人、动物和植物的例子表明，自然＂总是通过更新的继承来行动，而不是通过不断积累的添加物来行动＂。
　　期望资助系统将永远存在，就像预见不朽的人在永恒的青春中生活在一起一样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