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莫测朝鲜王朝对明日交往政策，摇摆不定的表现

　　太祖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政权后，谨记高丽王朝灭亡之教训，不可以小逆大，表现出对明亲附的态度，并定下对明事大的国策。尤其是在明成祖朱棣与朝鲜王朝太宗李芳远时期，明鲜两国的朝贡关系进入了稳定和谐的发展时期。
　　朝鲜王朝以明朝为正统，政治上奉明正朔、承袭大明衣冠，积极请求册封；思想上遵循儒家礼治，奉行儒家文化，并出现了郑梦舟、李珥、李滉等本土的儒家代表人物，以至朝鲜王朝自诩＂小中华＂，直至壬辰倭乱前，朝鲜王朝一直遵循＂事大以诚＂的外交理念。
　　在整个东亚国际环境下，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属国，以明为正统，恪守礼治，诚心事大，十分看重自身在明朝心目中的地位。每当明朝遣使、颁布诏令，朝鲜王朝都将其视为国家大事，谨慎接待，除朝鲜国王外，文武百官都要＂五拜三叩头＂以示诚意。
　　遣使明朝后，朝鲜王朝仍关切＂中国之待我国，视琉球如何＂，十分看重明朝接待朝鲜等藩属国的级别待遇。同时对遣使人员行为举止要求甚严，唯恐因使臣的不当行为而招致明朝的不满。
　　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宣祖十九年（1586 年），圣节使臣等失火于玉河馆，而致＂上国提督等官被罪＂，朝鲜君臣＂极为未安＂，移咨明朝礼部并要求治罪圣节使臣，两月后又派陈谢使赴明廷＂上奏谢罪＂，以体＂圣上至诚事大之意＂。朝鲜王朝的谢罪行为，最终得到了明朝礼部＂忠慎可嘉，宜敕奖论赏＂的赞誉。
　　朝鲜王朝对明＂事大至诚＂的表现，还包括其谨慎地处理着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邻关系，如与日本、女真、琉球等的交往。特别是在明日间朝贡关系终止后，明朝沿海以及朝鲜半岛的海上贼寇问题日益加剧，朝鲜王朝也着手通过设置浦所等来限制日本人来朝贸易，唯恐与日本过多的交往引起明朝政府的警惕与不满，进而危及明鲜两国间的正常关系。
　　此外，朝鲜王朝也一改厚待日本使节以及日本商人的政策，对日方的请求也多予以回绝。16世纪中后期以后，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朝鲜拒绝帮日本遣送漂流明人返明和拒绝替日说情恢复朝贡。
　　究其根本，朝鲜方面实则是考虑到替日求情的严重危害，不仅会招来与日私通的罪名，其苦心经营的明鲜信任关系也将功亏一篑。
　　自朝鲜太祖至宣祖昭敬大王两百年间，朝鲜王朝＂事大＂的诚意赢得了明朝君臣的一致认可，但从 1587 年丰臣秀吉遣使朝鲜到 1592 年壬辰倭乱爆发之初，朝鲜对明的事大行为却发生了极其复杂的摇摆变化，表现就是朝鲜王朝隐瞒与日私通的事实以及对所获倭情遮遮掩掩的矛盾心理。
　　一、＂事大至诚＂到＂不诚＂的转变
　　（一） 接待倭使，不诚初露
　　1587 年 11 月，日本方面派遣橘康广（柚谷康广）、橘康年等来访朝鲜。在《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中，朝鲜王朝当时虽然藐视脱离朝贡又弑君叛变的日本，但在某些主客观因素的促使下，朝鲜王朝开始抛开＂人臣无外交＂的原则，转而接待日本使节。
　　自此，朝鲜王朝对明的＂事大至诚＂行为，开始出现＂不诚＂的迹象，表现就是其无视明鲜君臣关系而接待日使，甚至欲与日友好而优待纵容日使。
　　朝鲜王朝隐瞒明朝而私自接待日本使节的行为，被其著名文臣赵宪数次披露。在壬辰倭乱爆发前的几年内，赵宪就倭使来朝请求通信一事，接连上疏劝诫朝廷勿要结交日本，应及时对明陈奏倭情，不然将招致明朝误解而使明鲜关系陷入危机，然这些主张却始终没有被当权派采用，其本人反数次遭贬谪。
　　针对 1587 年对马岛书契中所言，丰臣秀吉欲遣使来朝请求通信一事，朝鲜国王起初态度坚决，应当大义绝之，不可接待来使。之后的从二品以上大臣会议，大臣皆认为日本本就是＂化外之国＂，无法用礼义去谴责它，只管接待其来使即可。
　　朝鲜国王最终也改变初衷，转而准许日使入朝。未料日使橘康广等人在来朝途中桀骜不驯的傲慢姿态，以致沿途百姓传言日本＂欲先据朝鲜，以窥辽蓟＂。
　　朝鲜王朝对倭使来朝一事不仅隐瞒不报，反而对倭使极为优待和纵容，引起赵宪等大臣对明鲜之间信任关系的担忧。时隔一月之后，赵宪又上《二疏》苦苦规劝，然而赵宪的这次上疏，仍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反招致宣祖大怒，而将其上疏弃置于政院而不纳。
　　除了赵宪，朝鲜内部其他大臣亦曾提出对接待日使的种种担忧，无奈朝鲜国王李昖始终认为日本蛮夷小国，＂不足虑也＂，反而＂善处倭使以示友好＂。
　　此时朝鲜王朝虽一如既往地对明事大进献，以表其忠诚之心，如派遣谢恩使俞泓等人赴明＂宗系辩诬＂、谢恩使柳腆等人赴明谢恩等，但朝鲜王朝无视明鲜君臣关系而接待倭使的行径，反映出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事大行为开始出现＂不诚＂的趋向。
　　（二） 通信之议，不诚加深
　　1589 年 6 月，丰臣秀吉又遣使玄苏、宗义智来朝鲜请求通使。日本自脱离华夷秩序之后，便被明鲜两国视为夷敌而断绝往来，只是此次丰臣秀吉不惜以＂兴兵犯境为辞＂恐吓朝鲜要求通信，着实让朝鲜王朝陷入矛盾之中。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朝鲜王朝围绕是否派遣通信进行了一番痛苦考量。
　　在数月的痛苦考量中，朝鲜王朝对明、日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骨子里亲明鄙日，却迫于日本的压力，背着明朝派遣通信使。
　　这一时期，朝鲜王朝无视日本＂圈外之国＂的身份，对明的君臣大义也逐渐被本国的现实利益所取代，对派遣赴日通信使的态度由坚定不移到松动妥协的转变，折射出朝鲜王朝与日私通的行径已背离了朝鲜忠于宗主国的原则，朝鲜王朝对明的＂事大至诚＂的策略已经发生严重偏转，＂不诚＂的程度慢慢加深。
　　二、＂事大不诚＂到＂事大至诚＂的转变
　　（一）倭情处置，态度摇摆
　　1590 年 3 月 6 日，朝鲜通信使黄允吉、金诚一，书状官许筬出访日本，直到次年 1 月离开日本回国复命。在当时的东北亚政治格局中，朝鲜王朝并未知会宗主国明朝，而私自派遣使节出访了日本，此次通信使派遣也成为日后鲜日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通信使派遣至其归国的近一年时间里，朝鲜王朝先后派遣圣节使李山甫、冬至使郑士伟等对明事大朝贡，同时又暗中派遣通信使，试图与日重修旧好，朝鲜王朝暗中与日交通的行径，曝露出其对明事大行为极为＂不诚＂的一面。
　　1591 年 2 月，通信使回舶釜山，黄允吉立即命人火速告知国王＂必有兵祸＂。黄允吉、金诚一回都城复命后，很快便得到了朝鲜国王的引见。虽然通信使三人所带回的兵祸消息是真实的，但却在当时朝鲜的党争之下被搁置了，原因就是通信使黄允吉、金诚一各属不同派系，况东西党派尚处于激烈斗争之中，＂两党各护其类＂，对于倭情处置一事，也成为两党政治较量的重要内容，导致如何处置倭情一直悬而未决。
　　通信使回国后所带回的书契以及通信使沿途所见所闻，诸位大臣的上疏谏言，加之玄苏、宗义智等人的秘密警告，使得日本入明朝的消息早已被朝鲜当朝所知晓。然而在获取危及宗主国的倭情之后，朝鲜王朝的＂知而不报＂行为反映出了朝鲜王朝事大行为的虚伪性与现实性，已严重偏离了其＂事大至诚＂的轨道。
　　面对证据确凿的倭情，朝鲜朝野上下围绕是否陈奏陷入激烈的争论中。朝鲜当局对当时的情形确实感到为难，若不向明朝通报，将来一旦发生日本侵略明朝的战争，自己知情不报将会影响到与明朝的关系；假若如实禀报，又怕得罪日本，对自己国家不利。
　　在争论是否陈奏大明的同时，朝鲜王朝照例于同年 4 月宴请倭使并赐予爵位，并在送还国书中劝诫日本＂交邻以义＂、勿要＂假道入明＂等等。朝鲜王朝一面规劝日本，一面开始探讨是否奏报倭情，其＂事大不诚＂的行为也在慢慢收敛之中。
　　但光是讨论是否奏报倭情，朝鲜讨论了一个多月，最终决定朝鲜派遣贺节使金应南顺便＂略奏倭情，称以传闻＂。这表明，朝鲜王朝重新意识到陈奏倭情、维护朝贡关系的属国义务，开始逐步回归到＂事大至诚＂的轨道上来。
　　（二） 上报倭情，回归＂至诚＂
　　1591 年 10 月，朝鲜派遣韩应寅等人赴明详细奏禀倭情，并为辽东咨文中的向导之说进行辩解，奏文中虽然上报了倭情，韩应寅一行也受到大明皇帝的接见，封赏丰厚，但仍规避庚寅通信的事实。
　　不过就朝鲜最终详报倭情而言，朝鲜王朝已然认识到自己离不开大明的庇护，断不可失信于明朝，因而期间朝鲜王朝对再次来朝的倭使宗义智＂侵犯上国＂的悖谩言辞予以果断斥责。韩应寅等人回到朝鲜后，朝鲜又派申點为谢恩使，入明详奏倭情，以示朝鲜对明事大的无限诚意。
　　由此可知朝鲜是在第三次遣使后，始将真情吐露出来。直到 1592年 4 月壬辰倭乱爆发，朝鲜请求明朝援助，至此朝鲜对明朝的交往政策又重新回归到了＂事大至诚＂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