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装踏沙几万千记革命伴侣红色高级特工夫妻李时雨和孙静云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31年在国立北平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组织委派，深入敌营15年，潜伏在汪伪政府核心内部，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孙静云，1913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其父是河北省抚宁县人，早年在吉林省城经商；其母是王铁匠的女儿，后嫁孙家为继室。孙静云7岁时，在永吉县城里读书，10 岁时，因其父经商收缩，把她们母女送回其父老家抚宁县樊各庄居住。
　　孙静云的家由同父异母的哥哥掌管，对她们母女有些歧视，特别是对孙静云上学读书百般阻挠。但孙静云极力反抗，争取到本县马庄上学，后又考入昌黎县女子师范学校。她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经常考全班第一或第二。昌黎女师毕业后，孙静云要去北平升学，但家庭发生纷争，管家的大哥不给钱，孙静云则得到母亲的支持，向父亲要到学费。
　　他大哥十分阴险，看在经济上控制不住，便大造舆论企图破坏，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少读书少出丑＂，还造谣说什么＂女学生在北平专讲恋爱，会败坏门风＂。其实，他阻挡孙静云上学主要因为：一是家庭负担学费花钱；二是他听说法律规定女子有继承权，妹妹有了知识，懂得法律，依法会分他的家产。
　　1932年春，孙静云由母亲送来北平，住在她表姐夏凤山的宿舍。孙静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心地善良很有远见。她饱尝没有读书识字的苦楚，一心想把独生女儿培养成为有学问的人，以后有新的出路，少受欺负。
　　她为女儿求学费尽了心思，这回送女儿到北平升学，想最妥善的方法就是能够在北平找到适当的对象订婚。这样，两人既能相互帮助共同求学，又可避免他大哥说闲话从中阻拦。她就托夏凤山、韩桂琴二人留心给孙静云介绍一个品德好、性格好、学业好的理想对象。
　　夏凤山、韩桂琴是吉林人，是李时雨在北平法学院同学，她们住在第一院女生宿舍。李时雨因搞学生运动常与她们来往，一同参加南下示威后更加熟识，李时雨常到她们宿舍去，也曾托她们帮着给介绍女朋友，因为这个事家里也总催他。
　　有一次，李时雨到她们宿舍，在那里遇见了孙静云，初次见面，虽然彼此没有交谈，但都留下较深的印象。夏凤山和韩桂琴就向孙静云提起了李时雨，他们把李时雨在学校平时的表现以及南下示威当代表和担任总指挥的情况，都向孙静云一一介绍了。当然，也问她初见李时雨时的印象怎样，征求她的意见。
　　那时候，孙静云虽然才刚刚19岁，可是她对人对事很有见解，自有主张，她说可以见面谈谈。夏凤山和韩桂琴马上找李时雨，可不巧，此时，李时雨已奉党组织的派遣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去了，她们没有找到，此事不得不暂时放下。
　　1932年春，孙静云考入中国大学附中的高中班。暑假时回家，不料，又受他大哥的阻拦，以致迟迟不能来北平上学，在家耽搁了一段时间。
　　1932年冬，李时雨由东北回北平，夏凤山马上找到李时雨，谈起她的表妹孙静云。她说：＂你看见过坐在我床上那小姑娘，还记得吗？＂
　　李时雨说着：＂怎么不记得呀，看样子是刚从外地来的吧？＂，＂那是我的表妹，刚从昌黎女师毕业，来北平升学的。那个表妹，不但长得漂亮，学习成绩好，性格文静谦和，而且思想进步，有志气有头脑，坚持求学上进。＂
　　李时雨听了夏凤山的一番话，回忆当时同孙静云一见的印象。高高的鼻子，鸭蛋脸，眉清目秀，身材匀称，端庄娴静，真乃是小家碧玉，没有沾染上任何大都市女学生的不良习气。好学上进，思想进步，从她那质朴的装束和大方的举止来看，就可以断定她绝对不是花瓶式的娇小姐。
　　李时雨当即向夏凤山表示，等孙静云来北平上学时，就给介绍相见谈谈吧。夏凤山很高兴，马上给孙静云写了一封信，说李时雨已经回校了，催她急速回校读书。没想到，这封信被她大哥给拆开看了。这一下，他觉得找到了＂证据＂和＂理由＂，更加有根有梢，添枝加叶地与众亲友硬说孙静云一定是同信中所说的那个李时雨在搞恋爱，因此，绝对不能允许她去北平上学，上学一定出事。
　　孙静云的母亲再三解说，是为了使家中放心让她在北平上学，曾托夏凤山给她介绍对象，但因李时雨离校回东北并未见面。孙静云的父亲为了弄清这一问题，特来北平找夏凤山了解情况。夏风山讲了事情的原委，详细全面地介绍了李时雨的人品、学问、能力，孙静云的父亲要求与李时雨直接见面谈谈。
　　夏凤山带李时雨见了孙静云的父亲，谈了很长时间，家庭、这些年的求学经历等等。他把事情了解清楚，亲眼见了李时雨的为人，印象很好。他回家同老伴说明他所了解到相貌体格、言谈举止以及品行学问等方面情况，认为可以叫孙静云和李时雨订婚后去北平上学。他们询问孙静云的意见，她表示同意父母的安排。
　　就这样，孙静云的父亲又重返北平，找夏凤山和李时雨谈后，由夏凤山做介绍人，给李时雨和孙静云办了订婚手续，过程比较简单，就是一老一少及介绍人一起在饭店吃了一次饭。孙静云的父亲说，静云因不能及时来北平上学，着急上火患了眼病。李时雨便买了两盒硼酸粉带给她，说来也巧，她用硼酸粉冲水洗了几次，眼病很快痊愈了。两人仅仅用一只金戒指作为订婚礼物，这样半新半旧的婚姻，也相当有趣。
　　李时雨和孙静云说：咱们这样结合，是家庭和个人的特殊情况促成的，若以时代来说，不一定正确。若是你有不如意之处，尽管开诚相见说出来，咱们商量着办。假如你不满意，我只当是帮助你上学的桥梁。咱们像兄妹一样，互相帮助，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将来共同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
　　李时雨特别郑重向她说明：与她谈恋爱，自己心里是有些顾虑甚至愧疚的。我14岁时，家里二祖父按照农村早结婚早生孩子早得济的习俗，给我定了一门亲事。这在家乡是极其平常的事。但当时我已经多少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就坚决反对。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环境，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一个14岁的孩子，怎么反对也毫无效果，很快就稀里糊涂地定了亲，接着又很快懵懂懂地当了新郎官。
　　新娘比李时雨大4岁，婚前连一面都没见过，叫＂女大三，抱金砖＂。婚后，李时雨继续念书，媳妇对长辈尊敬孝顺，对李时雨照顾尽心尽意，又勤劳肯干，放下耙子，就是笤帚，屋里屋外，没闲着的时候。但李时雨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逐渐开阔，越来越觉得俩人缺少共同的语言。
　　1927年，李时雨考上北平大学政法学院，那时学生中自由恋爱风很盛。一个北京女师大的女生，因为与李时雨的一个同学是亲戚，常来政法学院玩。她学习很好，是高才生，人也长得漂亮。李时雨那时相貌堂堂，在同学中威信也较高。同她相识后，一来二去，她对李时雨互有好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李时雨发现她对自己热心政治，经常参加政治活动没兴趣，于是就好聚好散了。但这事前，李时雨已经下了决心，结束家里的包办婚姻，要追求新的幸福，媳妇也年轻，再走一步也不难。
　　党组织安排李时雨回东北老家搞义勇军，临别时他就向家里提出离婚，但他媳妇坚决不同意，她说，＂一马不跨双鞍，一女不嫁二夫＂，宁可守着两个孩子自己过，绝不另嫁。经村里乡绅族长正式调解决定：如女方不愿另嫁，可享受家里所分的部分财产，抚养两个孩子；男方可以另娶。这样，俩人正式分手。
　　李时雨把这一切一五一十地都向孙静云说了。同时，李时雨又说明，家乡已经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现在的生活全靠朋友帮助，能否维持到毕业，尚未可知。再者，我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已经以身许国，将来的前途路程并不平坦，让她多加考虑。
　　李时雨说完这番话后，孙静云表示理解这种包办婚姻及其结局。最后严肃认真地反问李时雨：＂你对咱们的结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李时雨说：＂我是很满意了，可我不能尽为自己想，不为你想想啊！你如果单为了能够来北平读书，屈从封建家庭包办婚姻，而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将来会后悔的，咱们也不会幸福的。所以我向你坦率诚恳地说清楚，让你仔细考虑，凡事要慎之于先，不要悔之于后嘛。你放心，我不会因你改变主意而不高兴，一定遵守诺言，不仅兄妹相称，而且兄妹相处，帮助你把大学读完，我俩创造一个奇迹，也树立这个过渡时代的一个典型，你看怎样你放心？我说的话，完全是真诚的，没有半点假话。＂
　　孙静云听李时雨进一步解释说明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高兴得几乎流出泪来。她说：＂我是坚决反对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你千方百计地从这个牢笼里挣脱出来，为什么我不反对家庭给我包办的我们这种半封建半包办的婚姻呢？主要是他们所包办的正是我自己要办的事。因为夏凤山表姐向我介绍了你的品行和学识，以及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表现，早就知道你是个爱国的进步青年。＂她还说：＂初次见面时，我对你那少年英俊和稳重的举止，就有了好感。＂
　　李时雨问：＂是不是那时候你就一见钟情地爱上了我？＂她被问得有点害羞了，低头微笑，而后又郑重地说：＂主要是我们二人都怀有爱国的思想，应该说是志同道合。我希望现在我们要互相帮助求学上进，将来我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在前进中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以后就不要向别人借钱了，我的学费节省点用就够咱们两个人用了。＂
　　李时雨激动地说道：＂我们有个共同的理想，有个共同的信念，加上共同的努力为之奋斗，那就是一对革命伴侣，让我们共同勉之吧！＂
　　孙静云来北平后，转入北方中学高中学习，李时雨仍在法学院读书，党组织派他担任社联的工作。俩人学习和工作之余，总是在一起。故宫天坛、北海景山，都留下足迹，真有说不完的话。但经常谈的，是共同探讨学问，交流读书体会，一起讨论一些国内外时事问题，有时观点不同，还要认真争论一番。
　　1933年正月，当时日军进入冀东，平津时局紧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孙静云的母亲来北平，主张李时雨与孙静云立即结婚，对孙静云的学费照旧供给，作为家中生活费用。于是俩人简单举行了婚礼，建立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此后，孙静云主动自觉地协助李时雨做了不少党的工作，如为被捕的同志往监狱里送东西，为法学院党支部收藏秘密文件和进步书籍。一次，军警追捕法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敬载，她就从容不迫地予以掩护。
　　那天正是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日子，张敬载是法学院学生队伍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在学生队伍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军警的注意，认定他是个危险分子，就派两个警察把他跟上了。张敬载很机警，大队解散后，就加快脚步想摆脱这两个尾巴。但这两个家伙紧跟不放，张敬载猛跑到西城区兵马司胡同水大院小胡同，突然想起李时雨和孙静云就住在这一片，就跑进丰盛胡同，又绕回水大院小胡同的家。
　　当时，李时雨、孙静云和一个朋友正在屋里谈话，一见张敬载气喘吁吁，面色惨白，神情紧张地进来说：＂时雨，快，警察正追我！＂
　　李时雨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迅速将靠边的桌子拉开，挪开茶具，取出麻将摊在桌上。孙静云敏捷地把李时雨的一套西服递给张敬载让他立刻换上，同时把他脱下的长衫塞进衣柜。
　　不一会儿，两个警察闯进来，问：＂有一个人进你们院了，说，人哪里去了？＂
　　四个人已经哗啦哗啦打着麻将。张敬载一身西服，叼着香烟，头也不抬。李时雨也端起大学生的架子，爱理不理地说：＂我们正打牌，没注意。＂
　　只有孙静云站起来离开座位，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走向院子，看了看说：＂里面是个庙，院墙不高，一定是翻墙跑了。＂两个警察看了看，沿着孙静云指的方向追去了。事后，大家都说孙静云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在这次＂救张行动＂中立了头功。
　　以后，李时雨与张敬载研究工作，孙静云就经常参加。她对革命的认识和战斗热情迅速提高，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参加革命组织，所以在＂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她就毅然地参加了革命工作；于1942年，由地下党领导张友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12月以来，党组织就分派孙静云同李时雨一起工作，负责机要情报的传递工作，在未履行人党手续前，同党员一样对待她。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危机四伏，险象环生。1944年6月，孙静云被北平日军宪兵队抓捕，怀疑通共。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孙静云坚贞不屈，绝不承认，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46年9月，李时雨被国民党军统以＂汉奸＂名义抓捕，实则怀疑他通共，严刑拷打之下，又抓不到任何证据，又不甘心放人，判处入狱，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取保释放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在几十年的生活中，俩人没有为吃为穿发生过半点争执。孙静云持家节俭，从不浪费。李时雨也逐渐体会到节俭的好处。＂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节俭不仅能使家庭生活轻松愉快，而且可以戒除贪婪，不犯错误。
　　孙静云教育子女是有方的，对3个男孩子、为了养成他们独立生活能力，在上中学时就给他们发一定的生活费，让他们生活自理。他们结婚后各自建立小家庭，与父母分开居住，各自经济独立。为照顾他们低工资入不敷出的困难，分别给予定额补助。规定年节来父母这里一天团聚，平时假日愿来看望听便。来时由他们买菜做饭，他们出力父母出钱。在外省工作的一个儿子，隔两年一家全来北京在家住上十天半月，作为探亲团聚些日子。这样处理，经验证明是相当美好的。同志们都称赞办法很好。
　　3个儿子，现都已成人，都是大学毕业，李志超任高级工程师，李仁超是副研究员，李勇超当副总工程师兼经营厂长。他们三个人都是党员。
　　总之，李时雨和孙静云不是＂柴米夫妻＂，而是革命伴侣。他们相敬相爱，互助互让，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矛盾分歧，那就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李时雨对于孙静云的批评，一向是虚心接受坚决改正；有时嘴上不服，心里也是诚服的。
　　1983年7月，孙静云70寿辰，也是俩人结婚50周年，俗称＂金婚＂，可谓双喜临门。老战友张友恒来信祝贺：＂静云同志是坚强不屈女战士，在四十年前，在那日伪白色恐怖统治下，静云是能够勇敢地只身进入山区，又能勇敢地深入敌内，并战斗在敌人心脏之中，周旋于虎口之中，经历艰险，从容镇静，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锻炼的。我由内心深为佩服、深为尊敬，请接收我的祝贺！祝贺我们共同战斗的老大姐、老同志、老战友，祝你精神愉快，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