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八座清朝蒙古王府之那王府及超勇亲王的传奇

　　听到超勇亲王这个封号，绝对给人一种相当霸气的印象。当然，也只有霸气的人才配有这种霸气的封号。此人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康熙皇帝的十额驸——博尔济吉特·策棱。策棱原是蒙古喀尔喀中路赛音诺颜部，少年时，正值准噶尔部强盛，而喀尔喀部屡屡受到准噶尔部的欺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万般无奈之下，二十岁的策棱与祖母等人一起投奔京师。康熙皇帝对此极度重视，不仅让其在内廷和其他皇子一起生活学习，还赐予府邸。尤其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指婚自己的十公主下嫁策棱，不久又封授策棱贝子爵位。岳父是皇帝，自己既是和硕额驸又是贝子，从此策棱死心塌地效忠大清。于是，康熙让女婿策棱驻守塔米尔地区，时刻监视蒙古准噶尔的一举一动。自此，在策棱有生之年，清军每次进军西北，他都会率部从征。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策棱从征策妄阿拉布坦。五年后，策棱从征攻打准噶尔部，并数次击败准噶尔大军。雍正元年，策棱被封授郡王爵位，雍正九年，策棱从征噶尔丹策零，并设下伏兵突袭，斩杀准噶尔军的大将，其他剩余的部众全都溃散。因为这次战功，策棱被封授和硕亲王爵位。一年后，策棱再次率军与准噶尔军大战十多次，设伏兵斩杀敌军一万多人，并俘获牲畜不可计数，接着又趁准噶尔大军渡河之际，趁机出击，使准噶尔军大多溺死在河里，河水因此染成了血色。雍正用兵西北多年，认为此战不同寻常，同样策棱的军功也不是平时可比的。因功，策棱被赐号＂超勇＂，并赐予黄带，为其建造府邸。
　　《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超勇亲王府在宝钞胡同。而这里的超勇亲王就是康熙皇帝的十女额驸策棱。外札萨克蒙古喀尔喀中路赛音诺颜部人。康熙三十一年，策棱的祖母带着策棱投奔清廷。康熙皇帝赐居京师，并入内廷学习。康熙四十五年，康熙皇帝指婚下嫁第十女纯悫公主于策棱，并授其和硕额驸。公主二十六岁去世，后追封固伦公主，策棱晋固伦额驸。策棱因英勇无比，屡立战功，后被封和硕亲王，，赐号＂超勇＂，后人称之为超勇亲王。此府也就是策棱的后代晚清时权倾一时的那王爷那彦图的府邸。那王府在高公庵胡同（今国兴胡同）开有大门，但平时从不开启，而是出入都要走东阿斯门（旁门、侧门）。东阿斯门的门牌就是宝钞胡同12号。所以，人人都说那王府在宝钞胡同。
　　宝钞胡同的超勇亲王府，可以说是清朝蒙古王公在北京较早的一座府邸。在这之后，北京的蒙古王公因在朝廷任职陆陆续续被赐王公府邸。
　　博尔济吉特·策棱（1672 -1750），清代前期蒙古族重要将领。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喀尔喀台吉。
　　他在康熙、雍正年间的平准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不可低估。
　　雍正帝在位时，任命策棱为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清朝在喀尔喀蒙古除分封诸王公，编设盟旗外，还在重要地方设立军政长官，以加强管辖。雍正十一年（1733），清朝设定边左副将军于乌里雅苏台，＂诏策棱佩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以后，乌里雅苏台城筑成，定边左副将军开府该城。直到清末，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为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而策棱为首任将军。
　　乾隆五年（1740），乾隆帝命策棱勘定喀尔喀各部的游牧界限，不能越过紥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诸地，喀尔喀与准噶尔各守固定的界限。
　　乾隆六年（1741），乾隆帝因为策棱年老，命移军驻扎塔密尔。
　　乾隆十五年（1750）去世，终年78岁，谥号襄，入祀京师贤良祠。策棱遗言请求与纯悫公主合葬，丧报传至京师，乾隆帝亲自驾临祭奠，命配享太庙，谥号＂襄＂，御制诗挽之。
　　策棱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
　　那彦图（1867-1938），字矩甫，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朝末年大臣，成吉思汗第二十七代子孙，父亲达尔玛是怡亲王载垣女婿。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那彦图袭第七代喀尔喀亲王，又称＂那王＂，是光绪小时学骑射的伴读，大光绪四岁。其岳父为庆亲王奕劻。为了辖制外蒙的势力，慈禧重用那彦图，使他与岳父庆亲王奕劻权倾一时，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上驷院大臣等。
　　1898年6月补授阅兵大臣。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那彦图率兵沿途保驾，＂护上躬甚至＂。
　　1903年4月，庆亲王奕劻升任军机大臣，把自己原任的銮仪卫事务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让其女婿那彦图充任。
　　1905年8月（清光绪三十年），《京话日报》刊文揭露了住在北京北城宝钞胡同的蒙古王爷那彦图家中的一件赅人听闻的丑闻，王爷下令家中的奴仆将一名小妾无故活埋在王府枯井中的事件，文章见报后，那彦图十分惊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那王府里的人四处活动，威胁恫吓报馆，并且表示愿意出巨额广告费买下几天的版面，借以刊登＂王府声明＂否认活埋小妾的事实，《京话日报》对于那府提供的巨额广告费和赞助费拒绝接受，并公开表示＂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记者）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那王府无可奈何，那彦图怀恨在心。
　　1906年9月29日，《京话日报》创办人彭翼仲因极力宣传文明进步，揭露野蛮黑暗而惹恼了清廷，报馆被封，他本人也被流放新疆，但是彭翼仲敢于伸张正义和拒收那王府广告赞助则成为当年的佳话。
　　1909年1月，驻京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奏准创办＂殖边学堂＂，并参与创办蒙古实业公司。1910年5月，清朝设立资政院，以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为钦选议员；10月12日＂蒙古实业公司＂正式成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1日袁世凯组阁，12月24日那彦图等成立蒙古王公联合会（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那彦图任会长，积极开展抗俄爱国斗争；12月26日，由贡桑诺尔布、那彦图等人领衔，并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代表内外蒙古全体蒙古王公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一件信函，其主旨是＂保存君主＂，反对共和，阻挠清帝退位；复通电拥戴袁世凯。那场＂恢复帝制＂的闹剧中，那彦图又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
　　清帝退位后，历任大总统府副都翊卫使、乌里雅苏台将军(未到任)，授上将军衔，历次国会议员及1917年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拥袁的共和党、进步党理事。 在＂外蒙独立＂闹剧发生后，作为外蒙亲王的那彦图坚定地站在了中央政府一边，被任命为外蒙宣慰使，积极发声筹款为收复外蒙四处奔走，但囿于沙俄干涉和国内政局掣肘，一直未能成行。但那彦图坚决反对外蒙独立、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得到公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被邀至南京为解决蒙古问题建言献策。 国民党当政后，曾应邀参加1932年洛阳国难会议，被列为百灵庙蒙政会委员。
　　那彦图又因赌场失利，一夜之间将王府以两万元押给西什库天主教堂用于抵债，到期无力还款反而再向教堂神甫包世杰借款7万元。1931年，包世杰为讨债将那彦图诉至法院，两年后，那彦图败诉，迁出了那王府，租住在豆腐池4号。20世纪40年代，教堂将＂那王府＂转给金城银行、精神病院。
　　那王府位于安定门大街宝钞胡同甲19号，兼跨宝钞胡同与国祥胡同，院内现为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行史馆，1984年被列为北京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