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军装

　　20世纪70年代初，我读中学时，周围有军干子弟，他们会穿父辈遗下的黄旧军装，一穿，人会焕然一新，本来清俊的更显英姿。那岁月，＂到部队＂是好出路。
　　安是其中一个。我们走得近，因为都喜好打乒乓。安不珍惜拥有的，黄军装时穿时不穿。他家住衡山路一大楼内，独门独户。到安的家，我们将厅里两张方桌一拼，中间搁上木板条，一张＂乒乓桌＂诞生。那天，安的父亲归来，人不是很高，但腰板挺直，穿正式的部队干部军装，特威严，见我们拼桌打球，不高兴。我们同学几个全噤声，随之鼠窜出门。
　　要好过的人还有阎立，父辈的一身黄旧军装不离身。他有一张端肃的国字脸，鼻梁坚挺，脸颊瘦削，薄唇冷峻，每个字都是标准普通话。我去过他武康大楼的家，一起在阳台上喘着气举杠铃哑铃，比画谁的大臂小臂肌肉凸起度更高。有一次我们言起硝烟，脸赤上火，割袍断义，从此不再交流。
　　安在毕业半年前去了杭州，成了空军地勤兵。阎立则在一师之长的父亲安排下，入青海一野战部队——他正式穿上军装当兵的年龄：16岁冒头。至于我，即便太想穿上黄军装，却摊上当年父亲＂臭老九＂一枚等原因，参军成空想。阎立和安，他们在我渴望黄军装的视线里先后消失。
　　我被分配去了工厂，则又见到一个穿黄军装的人卞。卞也是16岁当兵，我见到他时已逾四十岁，黑脸糙皮，脸颊上皱纹深，像被一刀刀划伤后愈合的疤痕。很少见他穿工装，而是着一套褪色的黄军装，在车间里诲人不倦地找人谈话——他是车间支部副书记。
　　对卞有传言：他在部队本要再往上升，却因故被谪，团参谋长转业到工厂＂降级使用＂。离开部队，却挚爱故旧——死黏着那黄军装。一日晚，卞蓦然出现在我工间时阅读一本外国文学作品的车间角落。卞谈话切入点是赞我学习精神可佳，但最后的归结点清晰：工作时间，此＂偷窃工时＂的行为不被允许。我愤懑，难以辩驳。
　　几年后，高考恢复的日子，我已成生产能手，在脏乱的高温环境中，十秒不到可热扩一只轴承毛坯。产品圆润，尺寸精确，我却早熄灭读书跃龙门的雄心。卞和他的一身黄军装又踅到我跟前。他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套当年紧俏的高考自学丛书，对我说：＂好好考。想想你阿婆，也为你阿爸。＂阿婆曾因父亲在运动中受冲击，发病而殁；父亲的问题，当时尚未走出阴暗。
　　卞还给我派发＂高考红利＂：＂给一个月时间备考，不需上班。但考不上，加班补回来。＂说罢离去。
　　那年春，我还在车间挥汗如雨，一入秋，洗白的衬衫一穿，成了学子。离厂前办手续，有人对我说：去看看卞吧，他生恶病，已在家休养两个月。
　　我去看卞，和车间另一位与我同样受＂高考恩惠＂的青工一起。卞在床上，盘腿端坐，黑脸更黑，刀刻的皱纹更深，头发稀落。他依旧穿着一身黄色的薄军装——军装在支撑他余下的威武和自尊。
　　以后，想念卞时，也会想起少年时的阎立。想他们都是16岁到部队，都对黄军装钟情，一个在未参军前日日穿戴，一个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不离身。曾通过一位知情同学打听阎立。被告知：他在野战部队当连长，为救新兵，被手榴弹炸伤，腿瘸了。＂他早已转业，在北方一个小城＂。
　　到今日，当年穿黄军装者中，我仅和安尚联系。在上海，隔段时日，我们在一起，挥汗打几局乒乓。（郑 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