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改革开放重大关头的抉择

　　文/姜长青
　　1989年11月，邓小平与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交谈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一场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也是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除非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否则很可能动摇对改革开放的决心。
　　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讲话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1984年前后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争论
　　改革开放初期对雇工和特区等问题的争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冲破固有的思想藩篱而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
　　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一些私营经济组织雇工人数不断增加，有的雇工人数远远超过7个人的规定。根据原来的观念，雇工超过7个人就逾越了剥削的红线，那么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改革开放初期，雇工问题一度引起很大争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一时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很大的争论和不安。
　　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事实上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
　　经济特区在自身发展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经济违规＂问题。谷牧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在中央决定下发＂打击走私贩私＂的文件时，有位领导同志就说：＂在发这个文件时，我建议附一个材料。＂＂什么材料？＂谷牧问。对方说：＂《上海租界的由来》。＂＂那是什么意思呢？＂谷牧问道。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道台糊涂，搞了个上海租界。谷牧说：＂不对，如果只是道台糊涂，那么政府撤了道台不就成啦！我看上海租界的问题，主要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对方依旧没有正面解答这个问题，只是坚持说：还是附上这个材料，有好处。谷牧说：＂我看没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要改革、开放，一个说《上海租界的由来》，南辕北辙。
　　讲到这儿，谷牧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稍顿了顿，又说：＂都是老朋友、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思想观点不一致，也在所难免。＂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对特区等问题不同意见的争论。邓小平对主要争论问题的处理措施
　　邓小平对雇工问题的支持。
　　1984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规定，对农村雇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办理登记发证工作，加强管理。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于是以1984年为转折点，城市特别是农村的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
　　关于＂傻子瓜子＂雇工超过100人的问题，邓小平再度表态支持。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对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出现争论不是急于下结论，而是搁置一段时间再进行处理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新生经济力量的发展，对经济生活的整体发展有利。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道：＂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是广泛影响而互相联系的，有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看似一个小问题，却极有可能在社会上引起不安甚至恐慌。
　　邓小平用实际行动支持特区工作。
　　对于特区问题的争论，邓小平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特区工作的支持。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其间，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给了特区很大的支持，也平息了对特区的不同声音。
　　2月11日至16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我看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这些题词和谈话，充分表达了对特区工作的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初步发展，反映到经济体制方面，就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此，邓小平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实践丰富理论，理论指导实践。
　　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对特区争论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回应。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20世纪80年代末冷静应对国内经济过热，矢志不渝推进改革开放
　　1988年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GDP增长率达11.3%。1988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体现在工业增长上。同工业超高速增长迥异的是，农业生产增速缓慢，工业中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更加滞后，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断发酵。1988年中央决定进行价格改革，实行所谓的＂价格闯关＂，方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恐慌，出现了抢购潮，物价在前3年上涨过快的基础上，涨势更猛，通货膨胀率接近20%，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同时，还引发了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大大增强，由此触发了全国性的提款抢购商品风潮。针对这种严峻形势，1988年9月，中央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
　　1989年6月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发起所谓对中国的＂制裁＂，并采取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措施。由于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替，有人对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产生了疑惑，实质上是对改革开放政策发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如不及时纠正，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可能付诸东流。
　　中共十三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十三大报告科学总结了八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升，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回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节点。
　　围绕中共十三大报告，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下去。国际和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有力地维护了改革开放。苏东剧变后发表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开放
　　苏东剧变及国内的争论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等，面对多变复杂险恶的国外形势，国内外对改革开放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人总结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还有一些人提出，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
　　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包玉刚时谈及东欧剧变，指出：＂美国是得分最多的，苏联是大大削弱了。由于东欧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和正确的。
　　对于国内存在的种种问题，邓小平1991年初在视察上海时就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并要求抓紧开发浦东，不要动摇，一直到浦东新区建成，带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加速发展。
　　1991年本来要成为改革开放深化之年，结果变成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之年，很多人主张废除经济领域的改革，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向倒退。有的观点认为，苏东剧变是因为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改革开放，是受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而发生的剧变。苏东国家的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甚至有的文章认为，中国要防止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命运，改革开放的政策需要重新考虑。
　　1985年10月，邓小平与包玉刚 （前左一）亲切交谈邓小平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题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时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邓小平南方谈话使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得到解放，为坚持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一扫国内改革开放徘徊不前的局面，推动了国内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1993年，私营企业迅速走出低谷，超过1988年的水平，达23.7万家。1994年，增至43.2万家。至于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在1989年和1990年间几乎没有增加，但从1992年到1995年，增长了约20倍，达到2400多亿元。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8%，1993年更达到了13.4%。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重现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调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而新的经济体制在探索中逐步得到确立。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了＂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经过6天准备会议的充分讨论后，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正式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他同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几次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经过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制定出这一重大改革的总体规划，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实施举措。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这是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始创新，也是中国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和飞跃，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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