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鼠疫下的哈尔滨，是什么样的？

　　107年前，哈尔滨城中一战......死伤无数。但是！这一战也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人类第一次战胜鼠疫没被＂屠城＂。人类第一次总结并编写了对抗大规模疫情的防范规程并使用至今......
　　(车上拉的都是毙于鼠疫的不幸者)
　　人类史上共爆发过三次鼠疫（有文史可查），第一次不幸者一亿！第二次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一，第三次就是1910年被成功控制的这一次，6万余人不幸。不幸毙于鼠疫的人全身黑紫色，所以它也叫＂黑死命＂，意思就是只要得上基本就是......
　　其实1910年这次疫情源头真不在哈尔滨，最早发现是在满洲里，而满洲里的患者则是在俄国的打工归国者。当时的交通条件并不十分便利，但是疫情仅用了十几天就传到了哈尔滨，并且出现爆发势态。伍连德是这次对抗疫情的大功臣，他总结的两个要点直到今天都被视做控制疫情的法宝。第一、隔离。第二、火葬。
　　今天要说隔离、火葬好像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但是在当年这可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说服大家去执行就更不容易。先说下这隔离，当年不要说普通人不懂隔离，就是专家团队里也有很多人对此认识不足。当年伍连德提出这次的鼠疫是肺鼠疫，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不仅病人要进行隔离，连接触病人的医护人员也要进行严密防护。结果被国际专家团......1月2日法国籍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梅尼到达哈尔滨，人家根本没看得上伍连德的理论，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为四例病人诊治，9天后，梅尼教授去世！这之后伍连德及其提出的方案才被正式启用。
　　这里最难执行的其实是火葬，在那个民智未开的年代，火葬还不如直接杀了他。后来执行火葬时要有政府派来的衙役高喊：＂ 奉旨焚尸＂！这样老百姓才让烧自己的亲属......
　　那可能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次大劫，好在天助人努力，挺过去了。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瘟疫是怎么传开的。
　　最早发现是1910年的10月，当时满州里一个叫魁升员的客栈来了两个华工，他们是从俄国远东地区回来的，住进来后第六天发病。紧接着，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相继死亡。
　　不久后，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也发现死亡病例，死者通常发高烧，身体出现紫红斑点。
　　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西伯利亚地区一种旱獭鼠传播的。当时华工到西伯利亚抓这种旱獭鼠，被传上了疾病。
　　俄国佬也操蛋，他们也不给治，也不管防控，就把病人赶了出来。那两个病人就回了国，把病毒带了回来。
　　瘟疫就传开来，那谁来治呢，说来倒有人抢着治，一个是俄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为什么抢着治呢，都借这个机会扩大势力啊。
　　这时候，清政府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伍连德，大家应该记住他的名字，尤其是东北人。
　　他是华侨，祖籍广东台山，移民到马来亚，后面在英国剑桥学医，学成之后，他跑到医院去求职，人家说他可以当助理医生。
　　伍连德很纳闷，因为他是英国医学博士啊，在全国都是学历最高的，他还当助理？后面他自己开了诊所，到了1907年，袁世凯把他请回来当教授。到了东北疫情爆发的时候，就把他请了过去。
　　去了之后，就发现情况很危急，因为公共医疗设施落后，根本没办法收治病人，病人都在一个叫傅家甸的地方，而且马上要过春节了。这些人都是关内来打工的，一到春节就要回家的。那把病毒带回关内，就不仅仅是东北爆发瘟疫，而是全国大爆发了。
　　必须在春节前控制住。
　　要控制，就要先找病毒是通过什么传播的。
　　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是通过老鼠传播的。日本人就抓了一大堆老鼠，拼命的解剖，想从里面找到病毒，从而证明宿主就是老鼠。而伍连德发现病人呈现典型的肺部瘟疫的特征，那很可能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伍连德找到了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院长叫哈肯夫，他叔叔是鼠疫界的权威，他也认为是通过老鼠传播的。但伍连德认为，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但这个俄国人大大咧咧，进医院连口罩也不戴一个。
　　最后，这个俄国大夫染病去世。他的死间接证明了是空气传播。
　　这时候，上面又派了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法国人，叫迈斯尼。他说这个病就是老鼠传播的，是老鼠身上有，然后通过跳蚤传播给人。
　　但伍连德认为不对，因为天气这么冷，跳蚤根本就不活动了。还是应该隔离病人为主。
　　但是迈斯尼认为应该先灭老鼠。
　　两人就吵起来了，听谁的呢？当时中国外长施肇基也拿不定主意，跑去问英国大使，说谁靠谱。英国大使一听，发火了，说伍连德是我们大英帝国剑桥培养的医学博士，这个法国人就是一个军医，差了多少档次？用得着听他的？
　　这才拍板，伍连德全权负责。
　　那怎么治呢？先让所有的医务人员把口罩戴起来。
　　伍连德制作了一种简易口罩，先把医生保护起来。
　　然后把病人集中管理，划区隔离，居民不能随意出入，然后分片区消毒。
　　但是，这样搞后，情况还是没好转，这是为什么啊，该做的都做了。这时候，伍连德想到一个事情，得病死去的尸体就露天堆放着没有处理，这就是一个病毒大培训基地啊。
　　必须要埋，但当时是寒冬，地都结了冻，根本挖不开。那怎么办？
　　烧！
　　现在大家觉得没事，但当时是大清国啊，尸体不是说烧就烧的啊。最后还是请示了摄政王载沣。最终批准烧。
　　坟场的火终于烧了起来。可是，这样有效果吗？
　　效果还是有的，焚尸当天，死亡数据就下降了。三个月后，瘟疫得到控制。
　　如果控制不了，大家想想sars吧。
　　在清朝覆亡的前夜，爆发于1910年10月27日的＂哈尔滨鼠疫＂，堪称一场叫当时全世界恐惧的天灾人祸。
　　20世纪初高速发展的哈尔滨，怎么平白无故摊上这糟心事？就得问问北边的老邻居俄国：1910年，俄国远东地区爆发鼠疫疫情，但得悉消息的沙俄政府，却只是慌忙烧毁了出事的住宅，然后把染病的中国劳工撵走了事。 然后这些不知自己染病的劳工们，就把这恐怖瘟疫带到东北大地：10月19日满洲里爆发疫情，10月27日哈尔滨发现感染者。震惊世界的＂哈尔滨鼠疫＂，就此爆发。
　　而能跟当时沙俄政府不负责任＂甩锅＂比坑的，就是瘟疫爆发后，清政府起初昏聩的表现：刚听闻瘟疫时，清王朝并未太上心，只当一般瘟疫来处置。清王朝派驻哈尔滨当地的道台等官员，又全是毫无医学知识的科举书生，得知瘟疫惨状后就慌了神，应对都是瞎指挥，闹得感染人数短短几天就暴增。以肩起防疫重任的伍连德博士的痛心怒斥说：＂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疫情的迅速传播，极度恶化。＂
　　于是，不到一个月间，哈尔滨的鼠疫疫情，就恶化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以《大公报》的形容，仅哈尔滨傅家甸一地，疫情高峰时，每天的死亡人数就有两百人之多。特别是那些城区的小客栈里，一个人染病，全屋都感染。以至于大量的尸体都来不及掩埋，只能抛尸在江边城外。整个＂哈尔滨鼠疫＂期间，单傅家甸地区，感染者就有两万四千人，死亡人数五千人以上。
　　由于哈尔滨当时交通枢纽的位置，外加东北平原四通八达的铁路网，鼠疫也伴着巨大的人流量，朝着四面八方疯狂蔓延。 吉林长春奉天锦州，乃至内地的天津济南，竟都陆续出现疫情。仅仅是铁路运输途中的死亡者，黑龙江境内有一万五千多人，吉林境内有两万七千多人，甚至连远离疫区的山东铁路沿线，死亡者也有两千四百多人。这是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灾难。
　　更细思极恐的是，瘟疫爆发时，尚是1910年的10月，待到春节到来前夕，大批在东北打工的外乡人回内地过年，正汹涌蔓延的瘟疫，不但会大举波及全中国，正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在华外国人，也必将＂中招＂。如此一来，这场沙俄＂甩锅＂来的鼠疫，就将是一场威胁全人类的灾难。 只要参考一下中世纪＂黑死病＂，或者多年后的＂西班牙大流感＂。就知这场＂哈尔滨鼠疫＂，一旦无法控制，将是何等严重后果。
　　此时的困局，也正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奏折里的泣血告急：外兵压境，鼠疫燎原，财为困穷，百废待举！
　　万幸，在这样千难万难的重压面前，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却终于雄起了一把，经过了瘟疫早期的蒙圈后，就迅速瞪起了眼睛。虽然当时连支付＂庚子赔款＂都吃力，但还是咬牙投入上千万两白银救灾。但最为重要的，是给疫区派来了一位靠谱的＂全权总医官＂，就是那位到任后怒斥哈尔滨当地官员误国的博士——伍连德。
　　伍连德，东南亚华侨出身，英国剑桥大学高材生。 这位中国近代医学的先驱，瘟疫爆发前还比较低调，一直在北洋陆军医学堂默默教书育人。待到哈尔滨鼠疫大爆发，一批昔日＂大清医学权威＂们躲的躲推的推。却是伍连德不推不躲，受命后就火速奔赴哈尔滨。
　　正如前面所说，当时的哈尔滨，俨然已是鼠疫肆虐的地狱，死亡人数每天飙升，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亦天天有人感染。深入疫区的伍连德，几乎每分每秒都与死神擦肩而过。随后赶来参与救治的法国医生斯迈尼，也很快染病身亡。但伍连德，却偏偏做出最危险的抉择：冒死解剖了一具死难者的尸体。 这场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首次临床解剖行动，让伍连德找到了战胜瘟疫的关键：这次哈尔滨鼠疫，是鼠疫中极其罕见的肺鼠疫。
　　于是，先前清王朝种种坑爹的防疫救治措施，就此被伍连德全数推翻， 所有的医护人员佩戴口罩，防止瘟疫通过空气传染，经过系统训练的医护人员，代替先前没有医疗经验的警察，把所有的疫区进行隔离。哈尔滨通向各地的铁路干线，也都设立了隔离站，发现病人立刻隔离。陆军军医学堂和北洋医学堂的在读学生们，大批奔赴东北，为国家民族，投身这场死亡较量。
　　同样是在伍连德的坚持下，此时清王朝的掌舵人摄政王栽沣，也终于下定决心，咬牙下发了一道特殊圣旨：焚尸。 1911年的大年初一，哈尔滨两千多具死难者遗骸，投入了城北公共坟场的烈火里。与此同时，类似的熊熊烈火，也陆续在东北大地各城市点燃。这壮士断腕般的抉择，终于换来了1911年的新春，振奋人心的成果：各地的瘟疫死亡人数直线下降，到1911年四月，东北各地终于实现了零死亡。
　　以付出六万人死亡的代价，这场与二十世纪恐怖鼠疫的较量，中国，赢了！这是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第一次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挽救一场威胁全人类的危机。
　　这其中的伟大意义，正如英国《医学周刊》，对此次瘟疫事件的头号功臣伍连德的深情评语：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为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荣耀，属于伍连德，更属于以伍连德为代表的，那一批面对瘟疫不曾退缩，慨然奔赴国难的近代中国医学先驱们。他们的智慧风骨，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当得起国人，刻骨铭心的怀念！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参考资料《中国医学史》《黑龙江志稿》《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
　　这段乱世中的灾难，很多人都不愿意提及。1910年，在吉林省榆树县大岭区大岭村前红石砬屯发生了一连串离奇惨剧。 村民郭老十腊月末回家过年，一天突感额头发烫，周身不适，躺了两天，咳嗽不止，继而吐血，除夕病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亲属前去吊唁的人不少，数日内，郭老十一家53口人，有32人得了与郭老十一样的怪病，咯血而死。随后，全屯死了近百人。到了正月二十，这场怪病终于停止，但屯子里的幸存者已寥寥无几。
　　怪病有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1910年11月8日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之后又蔓延到长春、吉林，再波及河北、山东等地。＂从北部中国各地疫情流行的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向南的传播态势。流行方向和路线大多是沿着铁路交通线呈爆发状流行。＂著名鼠疫研究专家焦润明说。
　　哈尔滨，死亡人数5693人！ 长春市，死亡人数5827人！ 奉天(今沈阳)，死亡人数2579人！
　　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在人们心头，重重地压着两个恐怖的大字：鼠疫！
　　鼠疫，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受感染者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死者以千万计，我国在解放前也曾发生多次流行，病死率极高。而1910年的鼠疫，却是人类战胜鼠疫难得的一次。
　　在近代中国备受屈辱的外交史中，清政府这一次难得地表现出了一点大国气概，不仅主要凭借中国人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地抑制了鼠疫的蔓延，而且成功地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国际防疫大会——万国鼠疫研究会。
　　清政府对这次鼠疫大流行的防疫行动，实际上是在鼠疫流行了两个月之后才开始的。经外交大臣施肇基推荐，清廷于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而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是极其简陋的。伍连德等人此次远赴东北疫区，不仅担负着抗击人类第一号烈性传染病的重任，而且要克服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还要用科学的方法与一些固有民俗做顽强抵抗。
　　为了发现东北大鼠疫的流行根源，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通过对医学界已有成果的研究和深入疫区分析病例，直到1911年4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东北大鼠疫疫情将息，专家们才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身上的跳蚤是传播鼠疫的媒介，满洲里一带有蒙古旱獭疫源地。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效率之高令世界震惊，是人类第一次有效遏制住鼠疫的大蔓延。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清政府还积极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在伍连德组建的防疫队伍中，就有一些自愿参与和清政府聘请的外国医生。在防疫工作中殉职的外国医生也不乏其人，比如法国医生曼斯莱博士、 英国医生嘉森、日本医生守川歆显等。
　　大灾难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时至今日，鼠疫，这个人类第一号烈性传染病也已得到有效控制。20世纪中叶，抗生素的发明使鼠疫的治愈率大大提高，21世纪，英国桑格中心的科学家又宣布完成了鼠疫杆菌的基因组测序工作，这将有助于研究该病菌的进化过程，为这种烈性传染病寻找新的抗菌药和疫苗。
　　在1910年10月27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哈尔滨鼠疫＂。当时的鼠疫病毒是被西伯利亚地区一种旱獭鼠携带的，可能大家就好奇，当时的交通又不便，咋传到我们哈尔滨了呢？
　　因为那时西伯利亚有华工，就有个华工去抓这种旱獭鼠。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自己却被咬伤了，感染上了这种病毒。没过多久这个华工就回到了当时的满洲老家的客栈，结果就这样鼠疫开始蔓延，很快就吞噬了整个哈尔滨。
　　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哈尔滨的鼠疫疫情，就达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据史料记载，区区的哈尔滨傅家甸，最严重时每天都有两百多人死于鼠疫。就在这期间，这个小地区就有两万四千人感染鼠疫，并且有五千多人死亡。
　　那个时候哈尔滨的客栈是人流量大，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所以这里的鼠疫扩散的更猛烈。因为那时候没人会注意卫生这些东西，所以导致一个人染病，整个客栈都会感染。在鼠疫高峰时，城里尸横遍野，到后来尸体都没地方了，只好都扔到城外江边上。
　　由于哈尔滨在当时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南来北往的人非常多，鼠疫可以很快的散播到全国各地。再来看看世界历史上的＂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等等，这场鼠疫如果不加控制，全中国将面临空前浩劫。不过幸好腐朽的晚清政府认识到了鼠疫的严重性，在国难当头之际，慷慨的拿出上千万两白银用来控制疫情。
　　说到控制哈尔滨的鼠疫，我们不得不记住一个伟大的的人，他就是伍连德，可以说是他拯救了千万东北百姓。
　　伍连德1905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赴马来亚开业行医。1908年应邀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副监督。1910年东北鼠疫流行，被清政府任命为北满防疫处总医官，对抗鼠疫。
　　他知道不弄明白鼠疫的根本所在，是没有办法治愈的。而要想了解清楚在医学上就必须进行解剖。虽说解剖在现在的医学上非常的常见，医学专家为搞清楚死亡的原因，会进行尸体解剖。可在当时可是很难进行下去。
　　一个是解剖是对尸体的不尊敬，官方或者家人不会允许你对尸体进行解剖，二是当时也没有解剖的地方。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伍连德只好秘密进行解剖。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星期的解剖研究后，成功的找到了病因的真相。这也为他后来战胜鼠疫奠定医学基础。
　　他全权掌握役区的政府，军队、医院、防疫、交通、铁路、警察的指挥调动权，他就是当时疫区最大的官。在伍连德的指挥调动下，各级地方衙门、军队、铁路、警察等机构的努力配合指挥，还强制将疫区铁路阻断了几个月。通过隔离、火葬方式，禁止人口区域流动的方法，最终成功的将鼠疫控制住。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成功战胜鼠疫，在中国实现的同时，也让世界为之震惊。随后清朝政府在东北沈阳主持召开了世界防治鼠疫国际交流大会，会上防治鼠疫的隔离、火葬、禁止人口区域流动的伍氏灭疫法被世界认可。
　　我们在此向伍连德表示崇高敬意，因为没有他鼠疫是不会那么快得到控制的。没有他是会有更多的哈尔滨人民死去，也希望这样有功绩的人可以被我们所有人铭记！！！
　　感谢邀请，1910年11月9日，哈尔滨地区突然发现鼠疫，灾祸发生于博家甸，鼠疫是有沙皇俄国的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随后传入了哈尔滨，危机四伏，在哈尔滨市，瘟疫迅速蔓延，在市内每天死亡人数都在50人左右，最多一天可达到183人，在这危机关头，东北危机，当时腐朽的清王朝下领各处严防，随后指派了天津北洋陆军学院的伍连德全权总医来到哈尔滨进行大规模的防疫行动。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哈尔滨，伍连德与各地的专家进行了科学的方法有效的控制了鼠疫。并且成功的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土葬方式，该用了火葬。成功的预防了鼠疫
　　左侧伍连德    右侧汤飞凡
　　这是死亡病人，准备火葬
　　这是在检查是否为鼠疫患者。
　　清朝政府在结束统治的前两年，成功扑灭了蔓延东北，华北北部的特大鼠疫，清朝政府组织领导了一场高效率的控制疫情歼灭战，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疫情彻底消灭，此举震惊了全世界。1910年11月疫情在哈尔滨大爆发，并迅速通过铁路向四周蔓延，正在进行西方化君主立宪制改革的清廷迅速动员东北，华北的医务人员奔赴役区控制疫情，清廷同时大胆任命年僅20岁多一点的清军军医伍连德为疫区总指挥，全权节制役区的政府，军队，医院，防疫，交通，铁路，警察的指挥调度权。实际就是清廷派往役区的钦差大臣，在伍连德的指挥调动下，在各级地方衙门，军队，铁路，警察等机构的努力配合下，尤其是役区铁路强制中断运输几个月，成功扑灭了这场覆盖黑龙江，吉林，辽宁，蒙古，山西，河北，山东等广大地区的鼠疫疫情。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成功战胜鼠疫疫情的实例在中国实现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因此清朝政府被国际社会所称赞。由清朝政府主持筹备的世界防治鼠疫国际交流大会在沈阳召开，会上防治鼠疫的隔离，火葬，禁止人口区域流动的伍氏灭疫法被世界公认。在此向无数为了消灭疫情而努力工作和殉职的清朝各级党政军工作人员及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你们的牺牲而能活下来的后人真心不应该忘记你们！埋没你们！
　　身穿清朝陆军服的伍连德
　　在役区工作的伍连德
　　清政府防疫人员的工作照
　　清政府防疫人员的工作照，（还没辛亥革命，但是辫子已经没有了，不知该如何解释？）
　　清政府发放的防疫宣传单
　　迟子建的小说《白雪乌鸦》，讲述了那段历史
　　文/酒翁（更多精彩请点击关注）
　　泻药
　　说起1910年的哈尔滨，人们一下子就会想到那年的恐怖事件，说它恐怖，正是因为它带给人们永久无法抹去，也不想抹去的记忆。
　　那年的11月份，一场由沙俄传入哈尔滨的鼠疫事件，经短短6个月的时间，快速席卷半个中国，造成6万多人为此而死亡。由此可见，鼠疫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是感染上了鼠疫，那基本上只能等死，正因其恐怖致命程度，被称为＂黑死病＂。
　　可虽说此事件非常恐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事件也给后来的在传染疾病控制防御上，带来了启发，而当时所制定的一系列的防御措施，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进行。
　　1，隔离。
　　聊起1910看的这个事情，就会让我们想起非典，而非典爆发后，当时做的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将感染人群/医护人群与正常人群之间进行隔离。在现在看来，大家对于＂隔离＂的认识和理解大部分人都会非常理解，可放到1910年，人们非常不理解，首先人们不明白病因，同时也不理解隔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当时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家里人感染了，其他人压根就不会进行任何措施，一如既往的生活在一起，如果不幸去世了，要么连夜抬着尸体扔到大街上，要么就简单的给埋了，压根就没有做到有效的隔离。
　　2，解剖
　　解剖在现在的医学上非常的常见，医学专家为搞清楚死亡的原因，会进行尸体解剖，可在当时，一个是解剖是对尸体的不尊敬，官方或者家人不会允许你对尸体进行解剖，二是当时也没有解剖的地方。但对于当时的医生伍连德来说，若想解剖，必须得秘密进行，可也正是因为他私底下秘密的解剖，此找到了病因的真相。伍连德的解剖应该算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
　　3，火葬
　　说到火葬，其实到现在还有一些偏远地方，还是实行土葬，而非火葬，其最大的原因就是觉得假若火葬，这是对亲人最大的不忠与不孝，由此可见在1910年时，想要推行火葬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可对于伍连德来说，推行火葬是最有效的阻断疾病传染的手段之一，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出现了非常多的尸体无处搁置的情况，大街上，田野里，只要是能扔的地方，几乎都有尸体的存在，而这些没有人处理的尸体，倘若在被老鼠或者其他动物给接触，再由这些老鼠或小动物接触到其他正常人群，那这个传染速度将是非常快的。而且就算是及时的将尸体活埋，可这个病菌在地下也是可以继续存活的。如此情形下，所有的防御措施都将失去作用。而若想阻断这些病菌的传播，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火葬。
　　可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行火葬的难度不亚于登上珠穆拉玛峰，仅靠伍连德的力量是根本无法推行的，于是伍连德就找到当地的官员，和他们说明这一切的同时，带他们到大街上，田野里去观看这些尸体，在经过多次的劝说后，官员终于同意上书朝廷，向朝廷请旨推行火葬。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圣旨就下发了下来：推行火葬。这才有了后来的集体火葬，以阻断病菌的传播。
　　正是由于伍连德一行人的努力，利用科学的医学知识，而非封建迷信，才能使得如此威力巨大的鼠疫在短短5个月后，得到控制和消除。而此次伍连德也确实给后来的医学上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谢谢大家，我是酒翁，希望我的回答你们会喜欢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在这场全球抗疫战争中通过全民动员的强有力措施取得了疫情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在前段时间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口罩一度成为一种紧俏商品。疫情初期人们曾一度疯抢医用N95口罩，然而后来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的一些政策中都呼吁党员领导干部们不要佩戴医用N95口罩，要把专门的医用口罩优先配发给一线医护人员。其实我们普通人并不像一线医护人员那样直接暴露在充满病毒的环境中，毫无疑问医用N95口罩在防护效果上肯定更好，但我们真的一定需要佩戴这种口罩，其实可能更多是我们的心理作用使然。
　　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防护效果好的就是最适合自己的，然而如果要满足全国14亿同胞都戴上这种口罩显然是不现实的。时光倒流到110年前负责东北鼠疫防控工作的伍连德医生曾发明过伍氏口罩。这种口罩就是两层纱布夹着一片半寸厚的棉花，是不是觉得很简陋呢？但后来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各国医学专家的评价是：＂伍连德发明之面具样式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资格的伍连德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是他第一次让中国人用口罩预防传染病，然而他在中国历史的贡献与知名度却是高度不匹配的。
　　伍连德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伍连德的父亲伍祺学是在马来西亚开金店的侨商。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我在这里着重说明一下：伍连德尽管出生于马来西亚，但系旅居当地的华侨，并非已入籍当地的人士，所以他在国籍上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伍连德曾先后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圣玛丽医院、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后进入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1907年伍连德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不久被派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
　　1910年12月30日中东铁路哈尔滨站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持有英国护照的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正在紧急起草一份电报。伍连德这时的身份是东三省鼠疫防治总医官。1907年才返回国内的伍连德在此之前他其实并不会说汉语，回国后不久又受命赴伦敦、柏林等地考察，所以到1910年为止伍连德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起草电报时伍连德不断在脑海中搜索归国三年来学会的汉语词汇，他异常慎重地字斟句酌。他知道自己正在陈述一个惊人的结论：蔓延已两月有余、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东北鼠疫并非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所定义的典型性鼠疫。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典型性鼠疫：所谓典型性鼠疫又称腺鼠疫，是通过跳蚤在鼠类和人类之间传播。然而伍连德根据自己在当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这次爆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是一种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鼠疫，是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我们现在称这种鼠疫为＂肺鼠疫＂。伍连德这一论断在当时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当时防治典型性鼠疫的传统办法是展开灭鼠运动。在伍连德起草这份电报之前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灭鼠活动已进行了一个多月：当时的奉天城（今辽宁沈阳）官府甚至明码标价＂捕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
　　在官府的悬赏政策刺激下奉天一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灭鼠25347只，而整个奉天省（今辽宁省）则达到了80972只。吉林、黑龙江两省也迅速跟进，整个东三省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灭鼠风潮也波及到关内的京津地区，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汉口也颁布告示：＂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然而如果伍连德的结论成立，那么此前这一系列防治工作就不过只是劳民伤财之举，甚至大规模的人口集聚现象反而可能对防控疫情有害无益。这时的清政府已然是风雨飘摇了，况且东北的鼠疫事件背后还牵扯到清政府另一条敏感神经。
　　当时俄国人盘踞在哈尔滨，日本人控制了小半个奉天省。如果防治工作迟迟不能见效，那么早就对东北地区虎视眈眈的沙俄和日本会不会趁机要求接管东三省呢？当时清政府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还是比较强势的，其中有不少人就公开质疑伍连德，因为在他们看来：伍连德这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不过是一个连中国话都还说不利索的＂假洋鬼子＂而已。当时清政府高层很多人怀疑这个＂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伍连德自己其实也知道朝廷中这些顽固保守势力对自己的质疑，但他依然坚信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
　　伍连德在发给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电文中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应当先行停止捕鼠，然后将防治工作的重点调整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等等。他的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封城＂，以此切断人际间的传播扩散。1910年这场东北鼠疫是中国自诞生报纸等近代新闻媒体后第一次迎战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所以有关这次鼠疫的记载比古代瘟疫更为详实。这场夺去6万余人生命的鼠疫后来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而伍连德的电报则被视为＂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
　　所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传染源：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次日他拜访了哈尔滨当地的最高官员、时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备道道台于泗兴。伍连德的汉语水平可能确实不好，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这次会面他是带了翻译的。伍连德通过自己的助手林家瑞帮助翻译沟通得以从于泗兴口中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场东北鼠疫的病源可能并非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动物，这种动物还有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土拨鼠＂。当时这种动物正被人类疯狂捕杀，而土拨鼠之所以成为猎人的捕杀对象是因为它的皮毛。
　　当时用土拨鼠的皮毛制成的服饰在欧美市场上足以媲美貂皮服饰。1910年每张土拨鼠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六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土拔鼠皮就从70万张增至250万张。这时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天灾频频出现，一时间关内大量流民涌入东北。有些流民在东北没土地，于是就想着靠做皮毛生意挣钱。这些流民的行为本身是无可指责，因为这是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的不得已之举，但他们的捕猎行为的确打破了边境草甸数千年来的隔绝状态。一开始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还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不捕捉那些有病的土拨鼠，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灾祸。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外地流民加入到捕猎队伍中就开始对这种动物进行无差别的捕捉。1910年10月的满洲里几个猎人抓到几只土拨鼠后到旅店住宿，其中有2人第二天早上身亡，其症状是＂口流黑血＂。后来这起事件被视为1910年东北鼠疫的最早源头。就在满洲里出现鼠疫苗头后不久一名捕猎者走进了俄国境内的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公棚，几天后这处公棚中有七名工人暴死。俄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将患病的中国劳工全部赶走，可想而知当这些患病劳工回到东北老家后就进一步造成了瘟疫的蔓延。
　　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例传染者；四天后疫情蔓延到长春。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呼兰府、海伦府、双城府、绥化府、阿城县、双阳县等六七十个州县相继发现病例。哈尔滨华人聚居的傅家甸起初每天死亡一两人，进入12月后＂日毙者七八人，继而十余人＂。据当时的资料记载患者症状为：＂先发烧，次咳嗽，继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迥异于典型性鼠疫的传染源以及短暂的潜伏期、闻所未闻的可怕症状都让伍连德新心生警惕，而最令伍连德紧张的是：这时正值跳蚤冬眠的季节。
　　那么这是不是证明这次的鼠疫是一种不通过跳蚤传染的新型鼠疫呢？从疫情在传播路线上呈现出明显的沿铁路、大道等交通线扩散的特征，甚至连鼠迹罕至的冰雪冻原也出现了疫情。那么这是不是足以证明这次的鼠疫其实并不需要借助跳蚤这一介质从鼠类身上传给人类，而是在感染一个人之后就可以在人际之间传播呢？在傅家甸的实地考察进一步加深了伍连德的疑惑：当地的医生们使用传统的治疗鼠疫的办法，然而没一个患者出现好转迹象，倒是有几名参与救治的医生先后染病身亡。这使伍连德更坚定自己对这次鼠疫是一种新型鼠疫的推断。
　　然而直到这时一切都只是推测而已，尽管在此之前于泗兴等当地官员已高度怀疑这是一种以土拨鼠为传染源的新型鼠疫，然而谁都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而伍连德所要做的就是证实之前的怀疑推测是否正确。12月27日伍连德在傅家甸一处平房内解剖了一名死者的遗体：他抽取了两管血液、割取心、肺、肝、脾等部位做成标本切片。伍连德通过显微镜清楚地看到了切片上的鼠疫杆菌，三天后他又以死者血液为培养基，发现鼠疫杆菌仍在活动。伍连德的得出了结论：这次东北地区出现的大规模传染病的确是鼠疫，但却是一种之前不为人知的新型鼠疫。
　　得出结论的伍连德连夜起草了文章一开头所说的电文，第二天他拜访了各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呼吁群起防治。然而他的这一主张只得到了美国领事罗杰·格林的支持，其他各国驻哈尔滨的领事们几乎都不愿听他把话说完。他们不相信这个年轻医生关于新型鼠疫的奇谈怪论，更不相信中国的防治能力。这也正是伍连德当时最尴尬的处境：在朝廷顽固保守势力眼中他是＂假洋鬼子＂；在洋人眼中他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中国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医生居然要推翻国际医学界公认的理论，这在当时对中国怀有偏见的国际医学界几乎引起了颠覆性的震动。
　　东北疫情出现后日本细菌学家、＂腺鼠疫＂理论的创始人北里柴三郎立即派出一名学生前往哈尔滨调查疫情，而他自己则亲自坐镇奉天。北里柴三郎带着一大群学者对三万只老鼠进行了解剖，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在堆积如山的老鼠尸体中他们没发现一例鼠疫杆菌的携带体。本来按说既然北里柴三郎没能在老鼠尸体中发现鼠疫杆菌的携带体，这从侧面证明这次鼠疫极有可能是一种并非以老鼠为传染源的新型鼠疫。北里柴三郎的＂腺鼠疫＂理论在传统的典型鼠疫防治方面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显然这种理论并不适用于1910年中国东北的这场鼠疫。
　　然而日本人不愿接受中国人发现了一种新型鼠疫这样的事实，于是北里柴三郎始终坚持认为：在从老鼠身上找出杆菌之前断言这是一场鼠疫为时过早。日本人仍在坚持进行老鼠的解剖工作，然而始终一无所获。日本人不接受伍连德关于新型鼠疫的说法，俄国人同样不接受。12月31日伍连德拜访了哈尔滨铁路医院院长、鼠疫疫苗研制者哈夫肯医生的侄子小哈夫肯。小哈夫肯同意眼下爆发的是一场鼠疫，但并不接受新型鼠疫的说法，仍坚持认为灭鼠结合药物治疗是正确的防治办法。小哈夫肯既然认为这是一场传统的典型鼠疫，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想到这种病会通过飞沫在人际间传染。
　　所以伍连德在哈尔滨铁路医院看到了这样的现象：这家医院已收治了八名重症患者，然而却没设立缓冲区、隔离区，医生、护士出入病房也不戴口罩。伍连德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在疫情面前仍然存在，没人会相信一个没任何资历背景的中国医生的话。当时的哈尔滨是一个聚居着2万余名中国人、4万余名俄国人以及千余名日本侨民的国际性都市，而病菌是不会认你是哪国人的。如果三方不能实现协作联防，那么传染扩散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不过对伍连德而言：最要命的异议既不是来自日本人，也不是来自俄国人，而是来自时任北洋医学院首席教授的法国医生梅尼斯。
　　梅尼斯不同于北里柴三郎、小哈夫肯等人：他本身是中方雇员，肩负有防控疫情的责任。两年前梅尼斯参与过唐山鼠疫的防治工作并取得成效，他也因此深受朝廷信赖。1911年1月2日梅尼斯受防疫大臣施肇基派遣从天津赶赴哈尔滨，然而他到达哈尔滨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和伍连德发生了激烈争吵。也许是对自己两年前参与唐山鼠疫防治工作的经验太过迷信，所以梅尼斯坚持认为东北的鼠疫就是一场传统的典型鼠疫。在梅尼斯看来：伍连德所谓的＂飞沫传染＂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次争吵后梅尼斯给施肇基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撤换伍连德的总医官职务，而由自己代替他。
　　梅尼斯甚至让法国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向清政府施压，以迫使清政府撤换伍连德。被逼得无可奈何的伍连德也向朝廷主动请辞，但在他的请辞电文末尾仍坚持称这是一场新型鼠疫并指出：除封锁疫区外没别的办法。朝廷在收到梅尼斯和伍连德的电报后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时清政府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其实是既自卑又自大：因为他们自大，所以他们瞧不起伍连德这种学习西方技艺的人，视之为＂假洋鬼子＂；因为他们自卑，所以外国专家的话在他们眼中一定是对的。直接负责防控疫情的施肇基尽了最大努力顶住法国外交使团和朝中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坚持为伍连德据理力争。
　　38小时后北京方面终于回电：朝廷决定召回梅尼斯，由伍连德继续担当东三省的防疫工作。伍连德来不及为北京方面对自己支持认可的态度高兴了，因为就在这天哈尔滨的疫情进入了爆发期：日死亡人数由十余人增至五十余人。1月6日哈尔滨死亡人数突破百人；次日暴毙在傅家甸贫民窟的传染者达到一百二三十人；又过去一夜后先后死去的患者已逼近一百五十人左右......根据伍连德自己日后的回忆称：当时他自己都觉得快要动摇了，然而就在他感觉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帮了他一把。颇为戏剧性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梅尼斯。
　　梅尼斯这个人尽管对中国人存在一定偏见，但他对工作是极为认真负责的，不然他也不可能在防治唐山鼠疫时取得成绩。当他得知清政府拒绝用他代替伍连德之后拒绝返回天津，而是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和小哈夫肯合作抗疫。他这样做其实有点和伍连德赌气的成分。伍连德不是认定这是一种通过飞沫传播的新型鼠疫嘛，所以梅尼斯就坚持用传统的治疗鼠疫的办法救治患者。有一天他甚至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治了四名患者。1月8日住在俄国大饭店的梅尼斯出现头痛、发烧、彻夜不眠等症状。得知此事的伍连德匆忙赶到医院探望梅尼斯。
　　当伍连德赶到医院探视时梅尼斯已陷入半昏迷状态。这时的梅尼斯不仅咳中带血，还在细菌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客观而言：梅尼斯对中国人是有偏见，但他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尽管有些固执，却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确是为救治患者而倒下的，实际上他和伍连德也没什么私人矛盾，他们之间是纯粹的学术之争，只不过事实证明梅尼斯错了而已。弥留之际的梅尼斯向前来探望的伍连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月11日梅尼斯在弥留三天后死去，而他的死也成为了东北鼠疫防治工作的转折点之一，无形中相当于帮了伍连德一把。
　　就梅尼斯死亡的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向北京军机处发出一份加急电报：＂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应于火车经过大站添设病院、检疫所，凡乘火车由哈赴长、由长赴奉之商民节节截留，一体送所检验，过七日后方准放行。如长春、公主岭、昌图、铁岭、辽阳、新民、沟帮子、抚顺、本溪、凤凰、安东等处均经颁发章程，一律查验......＂一时间几十万旅客被安置进沿途车站。在总督锡良主持下东北大部分府县自行防疫，奉天、哈尔滨两城与日、俄当局联防合办。从1月14日起山海关开始进行严密盘查，过往绅民须经五日方予放行。
　　同时南满铁路停运，京奉火车停售二、三等车票。1月19日中东铁路全线禁运，同时划拨120节车厢隔离疑似病人。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东北交通基本断绝。当时的措施有多严厉呢？奉旨查看东北疫情的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也在山海关停留五日后才得以回京。紧接着一个个检疫所、一处处临时医院沿着铁路线迅速铺张开来。在锡良雷厉风行的敦促下铁岭县先后设立1个防疫局、17处防疫所、7个防疫分卡、一家疑似病院和15个隔离所；德惠县先后动员了10名医官和217名办事人员进驻4个防疫分局、8个防疫所和10处诊疗所、隔离所......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东三省一共设置防疫机构1746处，防疫网络基本延伸到了广大的集镇、乡村。在整个东北的防疫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伍连德亲自主持的哈尔滨傅家甸。这不是报纸等近代新闻媒体在中国出现后第一次迎战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嘛，毫无疑问这次疫情一定会吸引各大媒体的关注。一时间关外的《盛京时报》、《满洲日报》、《奉天公报》，关内的《北京日报》、《申报》、《大公报》乃至众多日、俄媒体都在连篇累牍报道着东北鼠疫的情况。一时间东北鼠疫成为了国际新闻，而各大媒体挑选的新闻眼无一例外都集中在伍连德所在的傅家甸。
　　傅家甸因此被国内外媒体视为东北鼠疫防治工作的成败象征。一月中旬在伍连德的统筹下将这个有24000名居民的重疫区划分成了四个片区，＂各区置主任医师一人、助手二人、卫生勤务18名、警察26名＂，实行日夜监控。与此同时一千余名步兵、卫生警察带着口罩管制街巷、稽查人口。每个片区的居民均需佩戴标志，如果要前往另一片区必须实现申请路条。上文提及的伍氏口罩就是这时伍连德为阻断飞沫传播而设计的。这样的隔离措施不可谓不严厉，然而十余天后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不降反升：1月20日死亡任务超过150人；五天后达到160余人；到1月28日达到了183人。
　　就连防疫人员的殉职比例也与日俱增：58名医生中死亡6人，500余名杂役中死亡102人，700余名警察中死亡35人，150人的救护队死亡69人。这还只是哈尔滨傅家甸的疫情，而整个东北此时已有三四万人先后死去。锡良在给朝廷的上奏中是这样描述疫情的：＂棺木销售一空，不得不实行蒿葬＂。伍连德在认真总结经验后认为罪魁祸首是街头死尸。作为微生物学博士的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可以在低温状态下存活很久，东北的冬天显然很适合鼠疫杆菌的存活。尽管死者不能通过＂飞沫传染＂，但在这个病菌的温床上搬运尸体的救护队、负责埋葬的杂役工染病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更何况谁又能保证死者家属不会前来祭奠哀悼呢？谁又能保证尸体上的病菌不会通过老鼠引发雪上加霜的典型性鼠疫呢？问题在于：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掘地埋尸绝非易事，所以当时哈尔滨有几千具尸体迟迟无法下葬。这就成为了新的传染源，然而如果要在暴尸一个多月后再行安葬，那么只怕埋尸工会百无一存。只有火化是最安全、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焚尸在当时绝对是要冒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风险的。当焚尸的念头涌现在脑海时伍连德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当伍连德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当地的地方官和参与防病的医务人员全都一致认可他的方案。
　　然而谁都不敢轻易下这个决心。十年前的义和团风潮的诱因之一就是洋人修筑铁路破坏陵墓，此时的清王朝已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地官员不由得担心焚尸会不会激起民变，乃至可能给革命党和要求立即立宪的各地士绅以煽风点火的机会呢？伍连德鉴于疫情的紧急性上书朝廷要求以圣旨的名义强制推行焚尸工作，朝廷收到他的报告后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三天后外务部紧急发来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宣统三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上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因为焚烧死尸切断了鼠疫传播，从这一天开始道外区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伍连德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目睹亲人遗体化为灰烬的两万名傅家甸市民面无表情、呆呆出神。在我们今天遗体火化已是常态，然而在当时盛行土葬风俗的年代这种亲眼目睹亲人遗体化为灰烬对人们心理冲击又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第二天焚尸工作继续进行，这时伍连德忽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过年怎么没人放鞭炮啊？＂身边人告诉他是因为疫情发生后居民都被隔离，彼此之间禁止走动，况且疫情严重之际百姓们也没有心情放鞭炮了。
　　伍连德想了想说：＂我们不仅要医治人们身体上的疾病，也有弥合大家心灵上的创伤。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鼓励民心士气，让百姓放鞭炮也许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伍连德决定从防疫经费里拿出钱来买鞭炮，再免费发放给百姓。当晚疫区的鞭炮烟花格外灿烂！焚尸工作进行到第二天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至165名，此后每日死亡人数日渐消减。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当时针指到午夜0时哈尔滨道外区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百年前的这场东北鼠疫就这样渐渐成为历史，然而它的余音却并未终结。1911年丰天防疫总局编撰了《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所统计的死亡人数为50927人，加上日、俄控制区和关内的死者迄今为止最准确的死难统计数字是60468人。这场浩劫之后鼠疫仍在东北局部地区时不时会小规模爆发，为此伍连德在关外逗留多年。这场浩劫也留下了诸多遗产：中国近现代最早的防疫检疫机制就由此确立。1911年伍连德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此后伍连德分别在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扑灭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疫情。
　　1915年2月伍连德与颜福庆等人在上海集会宣告成立中华医学会成立。此后伍连德在全国各地陆续创建了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内的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科研和防疫机构，20年间不仅承担了东北防疫任务且培养出一代防疫精英。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受此事震动的伍连德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
　　1930年7月1日在伍连德的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出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中国由此从列强手中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从而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日军大举侵华后伍连德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以开设私人诊所为业。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他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