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观察系列（二）海外放开后不同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比较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见经济复苏观察系列（一）——NIPA和资金流量表下的中美＂超额储蓄＂比较》中我们从需求端的角度出发，对比了中美两国自疫情爆发以来居民部门＂超额储蓄＂的来源和构成，＂超额储蓄＂被认为是在过去三年中提振美国居民部门消费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本文将从供给端的角度出发，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紧张是许多经济体开放后供给侧恢复缓慢的主要原因，但因为疫情期间对保障就业政策的不同、放开后疫苗的普及程度和病毒的变异程度、经济恢复的程度和经济产业结构、疫情前劳动力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的趋势不同，甚至是不同劳动法下企业裁员的难易程度不同等等因素，都会对开放后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对部分经济体放开后的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以及不同行业和收入群体所受到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
　　我们对比发现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放开后，疫情期间的财政补贴刺激力度更大的经济体，放开后的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程度也越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程度相对更低，反映出它们的政策应对的能力和经济恢复的程度更为有限。
　　从就业率、失业率、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的比值来看，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在放开后面临不同程度的短缺。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我们发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更为紧张，欧洲、日本以及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也存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但相对而言程度更低些。
　　从行业角度来看，所有国家接触密集型行业和制造业受到疫情的影响更大，放开后这些行业劳动力短缺的程度也更高。OECD
　　国家职位空缺的平均数据显示接触密集的服务行业更为缺人，例如住宿和食品服务行业以及制造业。大多数国家的住宿和食品服务行业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大幅增加，部分国家一直面临卫生和护理相关工作的劳动力短缺，疫情后进一步加剧了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紧张趋势。
　　美国在教育、交通、食品服务、酒店、医疗服务和社会护理等接触密集型的行业面临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其中医疗和酒店食品服务业的职位空缺率分别为9.2%和8.7%，高于6.3%的全行业职位空缺率，这两个行业职位空缺数分别达到200万和137万，占全行业的1/3左右。在欧元区国家也显示出了同样的趋势
　　，食品住宿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比下降，而信息通讯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比上升，显示出不同行业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不同。除了接触密集型服务业以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在制造业也出现劳动力短缺。
　　劳动力市场的紧张推升了美国居民的离职率，＂大离职（great resignation）＂背后存在周期和结构性两方面的因素。
　　供需关系紧张增加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和选择机会，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容易在市场中找到更好的工作。此外，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者的偏好选择，劳动者从薪资更低、健康风险更高的行业流向福利待遇更好、工作环境和风险更低的行业。美国零售业、食品和住宿行业、制造业离职率增长最快，这些行业往往也是收入水平偏低的行业（图23和24
　　）。离职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体现在工资增速上美国低收入行业工资增长是平均行业的两倍多，而在英国差距甚至更大。
　　对于我国而言，我们认为在奥密克戎致病性相比于阿尔法和德尔塔原始毒株更低的情况下，以及我国在疫情期间推出的财政刺激力度相对克制，参考越南在经验在外需回落的背景下，放开后整体劳动力紧张的程度将有限，但对于放开后短期内接触密集型的行业仍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对于受疫情影响更深风险更高的行业，可以适当进行政策的倾斜和支持。
　　风险提示：病毒变异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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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见经济复苏观察系列（一）——NIPA和资金流量表下的中美＂超额储蓄＂比较》中我们从需求端的角度出发，对比了中美两国自疫情爆发以来居民部门＂超额储蓄＂的来源和构成，＂超额储蓄＂被认为是在过去三年中提振美国居民部门消费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本文将从从供给端的角度出发，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紧张是许多经济体开放后供给侧恢复缓慢的主要原因，但因为疫情期间对保障就业政策的不同、放开后疫苗的普及程度和病毒的变异程度、经济恢复的程度和经济产业结构、疫情前劳动力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的趋势不同，甚至是不同劳动法下企业裁员的难易程度不同等等因素，都会对开放后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对部分经济体放开后的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以及不同行业和收入群体所受到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
　　从就业率、失业率、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的比值来看，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在放开后面临不同程度的短缺。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更为紧张，欧洲、日本以及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也存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但相对而言程度更低一些。
　　根据OECD的数据，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率（15-64岁人群就业占比）达到甚至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澳大利亚就业率从2019年四季度的74.5%上升至2022年三季度的77.6%，欧元区就业率相比疫情前接近上升2个百分点，加拿大和日本就业率大致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而英国和美国就业率仍低于疫情前，英国就业率从2019年四季度的76.5%下降至2022年三季度的75.5%，同期美国的就业率仍下降了0.4个百分点（图1）。
　　图表一：发达经济体就业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OECD
　　从失业率的数据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降低至疫情以前的水平，加拿大和美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失业率显著攀升，而欧洲和日本在此期间的失业率曲线更为平坦，这与疫情期间这些国家出台的不同的刺激政策和不同国家雇主辞退员工的裁员成本有关。疫情爆发后欧洲和日本普遍依赖员工保留计划，以英国为例，其工作保留计划在高峰时期覆盖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而加拿大和美国则主要依赖于延长失业福利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和支票发放（尽管PPP计划也挽救了部分工作岗位但相比于欧洲日本而言，这一计划的覆盖范围更小）。最后，在疫情之前，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裁员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都更高，有时还需要与工会协商，而美国公司的裁员成本则会相对低很多，因此在疫情爆发时，许多欧洲公司只是给员工减薪留职，政府补足一定比例的工资，而美国企业则更倾向于解雇员工再排队申领失业救济金（图2）。
　　图表二：发达经济体失业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OECD
　　以职位空缺数和失业人数的比值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指标，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劳动力市场在疫情之前就已经紧张，而自疫情以来甚至变得更加紧张——在2019年四季度，美国每一个失业的人对应1.2个职位空缺数，这一比例在2年后进一步上升至1.5，这一比率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也出现了显著上行，体现出这些国家劳动力市场在疫情后劳动力市场短缺的程度较高。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动力市场也有所收紧，但在疫情前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也与疫情期间向家庭提供的财政支持的规模呈正相关，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所出台的财政刺激力度更高，其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也要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
　　图表三：职位空缺数/失业人数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OECD
　　图表四和五：职位空缺数/失业人数vs财政刺激力度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OECD
　　01 美国劳动力市场分析
　　从图4和图5来看英国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较高，且存在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就业率的恢复并不完全，仍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这表明除了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匹配成本有所上升之外，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也出现下降。美国整体劳动参与率相比2019年12月仍低1.2个百分点（约300万人），其中2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降低0.5个百分点，16-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致与疫情前持平，而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幅降低1.7个百分点（图6）。其中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人口构成的变化将继续使劳动力参与率每年减少约0.2个百分点。因疫情导致的一些其他影响劳动力回归市场的临时性因素——例如照顾孩子、上学等影响逐渐消失回归正常，退休成为离开劳动力市场新增人群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原因（图7）。综上，在美国劳动参与率低于疫情前的1.2个百分点中，大约一半来自于正常退休，而剩下一半来自于各年龄阶段的提前退休（2/3为疫情开始时年龄大于65岁人口的提前退休，剩下1/3来自于55-64岁人口）。
　　图表六：美国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BLP
　　图表七：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原因（百分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美联储
　　疫情后的财富效应、长新冠和对疫情的担忧都可能是导致150万劳动力人口提前退休的理由，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大约有200-400万规模的劳动力人口因长新冠而离开了劳动力市场，约占美国劳动力人口的1.2%-2.4%，其他一些研究的估计低一些，在30-80万人，约占美国劳动力的0.2%-0.4%。
　　02 英国劳动力市场分析
　　上述特征在英国的数据上也能够得到一些印证。英国将在过去四周内没有找过工作或者在未来两周内无法开始工作的16岁及以上没有工作的人定义为非经济活动人口（inactive people），主要包括学生、照顾家庭的人、长期患病和残疾的人、暂时患病或残疾的人、退休人员和找工作失去信心的人。
　　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报告长期患病的人数自疫情以来增加了37.8万人，过去3个月为16.9万人，老年群体的增幅尤其大，这部分群体再次回归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较低，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图8和图9）。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学生的数量也有所增加，但这部分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会出现逆转，此外来自退休人口的增加较为稳定。
　　相比于疫情前，英国劳动力人口下降大约50万，非经济活动人口增加了约60万。在疫情后的第一年，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增加主要集中在16-24岁的人群，自2021年初以来，这一群体总体上一直在减少，但最近一段时间有所增加，自2021年以来的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增加主要由50-64岁人群推动（图10）。
　　图表八和图表九：英国劳动力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英国统计局
　　图表十：不同年龄阶段非经济活动人口（不含65岁以上）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英国统计局
　　非经济活动人口中报告长期患病的人数的增加可能是受到NHS等待时间变成和长新冠的影响。英国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0-65岁自疫情以来失业或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中，有约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在NHS的等待名单上。与此同时，四分之一的英国公司表示长时间的长新冠是员工长期缺勤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表十一：NHS等待时间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NHS
　　03 其他部分OECD国家
　　和美国类似，加拿大在疫情期间也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向失业群体发放了慷慨的补贴和失业救济金，放开后也同样面临劳动力市场紧张和供给短缺的情况。加拿大今年6月和7月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导致在这两个月内分别意外减少了4.3万个和3万个工作岗位，而失业率大致稳定在4.9%。就业岗位的减少完全来自于服务部门，包括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来自这些行业的职位空缺数也不断增加。
　　图表十二和十三：加拿大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加拿大统计局
　　由于不同国家疫情期间的刺激政策、疫情前的人口、经济结构、疫情后经济恢复的程度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并非所有国家的劳动力人口都出现了类似于英美的显著下降，各国面对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澳大利亚、欧元区和日本的劳动参与率已经回到并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出台的财政刺激的规模较大，且同样向居民部门发放了高额的现金补贴，而澳大利亚在疫情前的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相比美国而言更低，在2019年四季度，澳大利亚和美国职位空缺率/失业率的比值分别为0.3和1.2，疫情前两国失业率分别为5%和3.5%，截至2022年10月，两国失业率分别为3.4%和3.7%。此外受到移民减少和疫情的影响，尽管澳大利亚的劳动参与率相比疫情前有所提高，但仍面临着劳动力市场较为紧张的局面，尤其是在一些直接面向消费者接触密集型的行业。
　　图表十四：澳大利亚和日本劳动参与率相比2019年12月的变化（百分点）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彭博
　　图表十五和十六：欧元区和法国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欧洲统计局
　　相比之下，欧元区和日本的财政刺激力度更低，相比于英美而言疫情放开的时间更晚，劳动力市场供需紧张的程度和薪资增长的压力要小于上述提到的其他国家。而这一点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更为明显，反映出它们的政策应对的能力和经济恢复的程度更为有限（图17和18）。
　　图表十七：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就业率水平变化（相比于2019年四季度）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ILO
　　图表十八：不同地区和收入水平国家工作时常变化（相比于2019年四季度）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ILO
　　04 对不同行业
　　和收入群体的影响
　　最后，我们分析比较了从行业层面而言，疫情对不同行业和不同收入人群的影响。OECD国家职位空缺的平均数据显示接触密集的行业更为缺人，例如住宿和食品服务行业（图19）。大多数国家的住宿和食品服务行业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大幅增加，部分国家一直面临卫生和护理相关工作的劳动力短缺，疫情后进一步加剧了在疫情之前就存在的紧张趋势，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护士短缺人数创历史新高至4.7万名。美国在教育、交通、食品服务、酒店、医疗服务和社会护理等接触密集型的行业面临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其中医疗和酒店食品服务业的职位空缺率分别为9.2%和8.7%，高于6.3%的全行业职位空缺率，这两个行业职位空缺数分别达到200万和137万，占全行业的1/3左右（图20）。在欧元区国家也显示出了同样的趋势（图21和22），食品住宿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比下降，而信息通讯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比上升，显示出不同行业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不同。在接触密集型服务业之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在制造业也出现劳动力短缺。
　　图表十九：不同行业职位空缺水平（2019Q4=100，OECD国家平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OECD
　　图表二十：美国医疗、酒店和食品服务业、制造业和全部行业职位空缺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彭博
　　图表二十一和二十二：欧元区国家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欧元区统计局
　　劳动力市场的紧张推升了美国居民的离职率，＂大离职（great resignation）＂背后存在周期和结构性两方面的因素。供需关系紧张增加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和选择机会，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容易在市场中找到更好的工作。此外，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者的偏好选择，劳动者从薪资更低、健康风险更高的行业流向福利待遇更好、工作环境和风险更低的行业。美国零售业、食品和住宿行业、制造业离职率增长最快，这些行业往往也是收入水平偏低的行业（图23和24）。离职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体现在工资增速上美国低收入行业工资增长是平均行业的两倍多，而在英国差距甚至更大。
　　图表二十三：美国不同行业离职率（2019年12月- 2021年12月变化）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OECD
　　图表二十四：不同行业离职率和薪资水平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研究所，OECD
　　05
　　总结
　　综上我们对比发现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放开后，疫情期间的财政补贴刺激力度更大的经济体，放开后的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程度也越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程度相对更低，反映出它们的政策应对的能力和经济恢复的程度更为有限。从行业角度来看，所有国家接触密集型行业和制造业受到疫情的影响更大，放开后这些行业劳动力短缺的程度也更高。但如我们在分析中提到的，疫情期间对保障就业政策的不同、放开后疫苗的普及程度和病毒的变异程度、经济恢复的程度和经济产业结构、疫情前劳动力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的趋势不同，甚至是不同劳动法下企业裁员的难易程度不同等等因素，都会对开放后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我国而言，我们认为在奥密克戎致病性相比于阿尔法和德尔塔原始毒株更低的情况下，以及我国在疫情期间推出的财政刺激力度相对克制，参考越南在经验在外需回落的背景下，放开后整体劳动力紧张的程度将有限，但对于放开后短期内接触密集型的行业仍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对于受疫情影响更深风险更高的行业，可以适当进行政策的倾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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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变异超预期
　　原文报告
　　报告：经济复苏观察系列（二）——海外放开后不同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比较
　　时间：2022年12月14日
　　机构：东北证券
　　研究员：蒋佳秀 S05501201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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