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川法苑001你所不了解的中国古代君主理论

　　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与欧洲的一个明显不同，即：后者从亚里斯多德开始，集中探讨国家政体问题（贵族制、君主制或民主共和制），而中国数千年来集中探讨的则是君主制问题（明君、昏君或暴君）。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君主制政体，君主位居政治体制之中枢，其品行的优劣、权力的大小和政策的好坏，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君主问题遂成为古代政治思想家所热烈讨论的首要课题。他们的许多著作其实都可以称为＂君主论＂，而与土六世纪意大利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相比，是毫不逊色的。遗憾的是，中国学界系统研究古代君主理论问题的论著比较少。
　　一、中国古代君主理论的历史与逻辑的发展过程
　　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一种螺旋式 上升的运动，理论的逻辑行程以现实社会的变化为最终依据。中国古代的君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西周至西汉时期君主理论的产生和定型。
　　就目前的史料而言，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君主理论产生于西周。夏朝计有十七个君王，殷商朝则有三十一个君王。这些君主中，有明君，有昏君，有暴君。明君使国家兴盛，昏君使国家衰弱，暴君则使国家灭亡。民闻明君则喜，遇暴君则怒。民喜则君安，民怒则君危。这些事实启示周人:居于君主地位的人，未必就是合理的君主，既要忠于君主，但又不能盲从君主。于是，作为一般君主的政治道德规范就开始从具体人身上分化出来，变成凝固化的一种政治传统。西周的君主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用天命论强化和约束君主，提出了君主为政的规范——＂德＂，要求贵族一方面尊君，另一方面又要与君主＂和而不同＂，制约君权。
　　战国时期的君主大都面临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对旧的宗法贵族怎么办?是继续推行宗法分封、贵族世官制度，还是用军功起家的官僚制度取而代之?二是对传统的治国原则——德(礼)， 是因循不变，还是用＂法＂治取而代之?三是如何统一天下，是厉行耕战政策，还是推行仁攻，以道德教化和平手段感召天下?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战国时期的统治政策出现了三种类型：一是以礼治为主、法治为辅，三晋、燕、齐是也。二是以法治为主、礼治为辅，秦国是也;三是在法治、礼治之间摇摆不定，楚国是也。先秦诸子以这三种不同政策为背景，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君主理论。
　　秦王政继位后，除去了吕不韦集团，开始偏任法家，独尊法术。结果是有得有失，很快统了天下，又很快地被推翻。代之而起的西汉统治者和思想家，对秦朝的兴起与灭亡作了认真的思考，对先秦诸子提出的各种君主理论进行了冷静的评判和有机的综合，而董仲舒则是集大成者。他的《春秋繁露》所构筑的君主理论，吸取了儒家仁义教化的感情因素,但又与阴阳五行相结合，增强了君主理论的客观性；吸取了法家赏罚分明的内容，但减少了它的刻薄寡恩的残忍性。古代的君主理论到此基本定型。
　　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君主理论对佛教的吸纳与超越。
　　董仲舒对君权神化的＂天人感应＂学说，到了东汉演变成为谶纬神学，人的历史变成神的历史。东汉的君主神化理论，是一股逆流，幸而到了魏晋被玄学所阻挡。玄学针对＂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陈腐说教，响亮地喊出了＂名教本于自然＂、＂存在即合理＂、＂名教即自然＂的口号，他们不用天命鬼神证明君权的合法性。而是用玄妙的自然来说明君权存在的客观合理性，秦汉以来愈演愈烈的神化君权的恶作剧至此中止。
　　东晋时期，玄学开始和佛学结合而步入歧途。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局面。佛、道二教都要人们超脱尘世,以便进入彼岸世界的佛境或仙境。这在根本上与封建纲常秩天序相对立，对传统的以儒、法、 道为主体的君主理论也是一一个严重挑战。唐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大部分都未高度重视佛、道二教对君主政治的破坏问题。结果造成君道和臣道观念日趋淡薄。重整伦常，建立新的君主理论势在必行。于是宋代理学应运用而生，它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对＂君道＂＂臣道＂作了新的论证。对自然界来说，是＂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对人类社会来说，是＂ 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理＂的提出，克服了董仲舒粗糙的君权神授理论的缺限，使君主理论富于抽象的思辨色彩。
　　第三个阶段为明清时期对君主理论的批判。 明朝左派王学中的李贽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至黄宗羲则直斥皇帝是＂天下之大害＂，充分揭露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罪恶。主张恢复被朱元璋废除的宰相制度以分割君权，设立学校以监督君权。和黄宗羲差不多同时的唐甄大胆指出＂天子虽尊亦人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潜书·抑尊》),＂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真似深夜警钟，震人肺腑，令人深思。
　　然而批判的武器终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在资本上义生产关系尚未成熟、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尚未建立的条件下，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想家们只能是对君主制度进行批判，而提不出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它。只有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起，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为之服务的君主理论才变成了历史的陈迹。
　　二、中国古代君主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君权的合法性问题
　　君权的出现，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围绕这一问题，大体有两种观点。
　　绝太多数思想家认为君权是合理的。理由有如下儿条。第一，心理需要要说。孔子、孟子把君权的存在直接归为如同亲子之爱般的生活情理，诉之于人们的心理依靠。第二，人类群体生在需要说。墨子认为远古先民没有统一的思想信仰，＂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上天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便选择了天子。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以＂明分使群＂为已任的君主便应运而生。韩非认为最初的君主是由于适应人民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韩非子. 五囊》)第三，天命说。如董仲舒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四，＂理一分殊＂说。宋代理学家认为＂理＂是一个统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的本体，而君权的存在则是这个理的一种具体表现。
　　有一部分思想家认为君权的出现是不下合理的。理由是君权伤害了人们的自然天性，这种思想是从道家一系演进下来的。《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在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后来晋朝的鲍敬炎将庄子的这种思想发展到了＂无君论＂的地步，幻想回到那＂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陶然自乐的远古社会(《抱朴子.诘鲍>)。无君论提出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正面主张，而是在于它揭露了君主制度的罪恶和阶级社会的苦难。
　　2. 君主的类型
　　不同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理想中的君主。大体而言，古代:思想家设想的君主有下列几种类型：
　　第一，道德型。持此说的思想家要求君主从自已做起，先＂修身＂，次＂齐家＂、次＂治国＂、次＂平天下＂，以自己的优良道德去感化教育别人，不要轻易动用刑罚。
　　第二，暴力型。法家创立此说。他们认为君主之所以为君主，靠的不是什么道德，而是权势和权术，因此，君主应牢牢抓住刑、赏二柄，使臣民不得为非。
　　第三，劳动型。农家许行主张君主应为农业劳动者，而不享有什么特权。他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
　　第四，知识型。清代的曾静说，皇帝应该由学者做，如孔子、孟子、朱子＂，而不该给＂世上英雄＂、甚至＂老奸巨猾＂做(《知新录》)。
　　3. 君主的统治手段。
　　老子主张君主实行＂无为而治＂。君主必须＂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不管，实际却无所不管。心里很清楚，表面上却装糊涂，＂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因此老子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一种阴谋诡诈之术;孟子等主张德治，重教化，轻刑罚，行仁政，贱功利;法家主张在尊君的前提下，＂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赏罚分明;荀子及汉儒主张德、刑并用。汉宣帝所说的＂霸(刑)王(礼)道杂之＂实际上是汉以后的历朝君主所奉行的统治原则。
　　4. 君主的集权与分权
　　韩非主张君主绝对专制，不受任何限制;董仲舒、朱熹等虽主张君主专制，但又要求君主须受道德、先王之法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孟子、黄宗羲主张分割君主的权力，孟子要求君主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贵族)，处理政务要同大夫商量并需经大夫许可，才能颁布政令。黄宗羲主张宰相应当与天子＂同议可否＂，设立学校监督君权。
　　5. 君主的世袭与更替
　　大多数思想家是赞成君主世袭制的，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争夺君位的混乱；有些思想家反对君主世袭制，他们提出三种君主更替理论。第一，禅让说。即原任君主将君位让给其他贤才之人，传者与被传者非属同一家族，《论语》《孟子》皆有此说。第二，传贤说。柳宗元、黄宗羲等此说。他们反对传子，是否可传除子之外的君主的其他亲戚成员，未作说明。第三，＂革命＂说。先秦儒家主张，对暴君可以推翻，并取而代之。《易传》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梁惠王》解释＂汤放桀＂＂与武王伐纣＂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
　　中国古代的君主理论，有力地抵抗了宗教(佛、道)势力对世俗君主政权的进攻，使得中国的封建帝王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政治事务的处理上，具有重人事的现实态度，避免了西欧中世纪教皇与君权并立和伊斯兰政教合一局面的出现，成为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但是，中国古代的君主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它逐渐变成一种僵化的封闭的政治规范体系，一个君主继位后，马上就被它所束缚，欲图革故鼎新，何其难也！它要求君主率由旧章，墨守成规，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熟视无睹，抑制了君主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中国历史上常常是开国君主敢作敢为，而其后代则一代不如一代，昏君、庸君不断。还应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君主理论没有转化为一种对君主有约束力的制度，不能阻挡住君主的态意妄为，暴君虽然少，但又是不能避免的现象。
　　郝铁川 简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河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曾任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法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等职。1983年以来，先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个人学术著作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