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祧并娶的两房妻子真的是两头大吗？非也！先娶为妻，后聘为妾

　　兼祧制度是明清时期在传统立嗣承继中兴起的一种特殊方式，就是几个亲兄弟中只有其中一个有独生子，在诸兄弟的协商下，通过宗族，让这个独子同时承继叔伯们的宗祧，以达到各房都不绝后、且兄弟资产不外流的目的。
　　因为兼祧制度的出现，随之兴起各房父母分别为兼祧子娶妻、生子，各自承继本房宗祀的习俗。
　　兼祧子的各房妻子，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凭庚帖礼帖的明媒正娶，相互之间以妯娌相称，各自奉养各自的翁姑，管理各自的家事，各自所生的孩子算堂兄弟，这种双娶并嫡的现象，即民间俗称的＂两头大＂。
　　尽管兼祧并娶的现象在民间很普遍，但兼祧子一夫两（多）妻的形式，明显与传统礼法不符，是违背礼无二嫡之义的。
　　平时不觉得＂两头大＂有什么不对，但在遇到服制问题和刑事诉讼时，一夫二妻的弊端就暴露出来。
　　乾隆晚期在兼祧制度推行之初，朝廷并没想到民间会出现各房都为兼祧子娶妻的现象，所以没有出台针对性的相关规定，因此，兼祧子各自娶妻以图生子续嗣的行为在民间非常普遍，一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
　　嘉庆十九年是兼祧制度史上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出现两宗特殊案例，都是兼祧子多妻并嫡现象引发的，正是这两宗案子，推动朝廷对独子兼祧制度作出更进一步的完善。
　　其一就是黄氏三祧案：
　　山东济宁有富翁黄某，生有三个儿子，唯有第二子生有独生子，这个独生子一人兼祧三门，而三对父母都为兼祧子娶妻，又各置一妾，以图继嗣。（抹汗，小黄这是被三家爹妈当种马了）。
　　在兼祧子小黄的努力下，三妻三妾都生有儿子，黄氏三房都各自有后了，完成任务的兼祧子就亡故了（······）。
　　然后呢，二房之妻又去世，长房的嫡子黄廪生，表示不知道该怎么为父亲的二房妻子服丧，就向时为山东学政的黄钺请示，自己是不是应该比照为嫡母丁忧的成例来为父亲的二房嫡妻服制。
　　在这里要插个话，猴格以为，本案就是这个黄廪生不厚道才爆发的。
　　如果按照民间习惯法，黄廪生他爹的三房妻子是以妯娌相称，那二房妻就是长房子的婶母，明清服制中，侄子需要对伯叔父母服齐衰不杖期的，所以，黄廪生满可以为父亲的二房妻服期年，但他偏偏闹到见官。
　　学政黄钺第一次遇到这种兼祧子多妻的问题，有点懵，就咨询礼部官，礼部官也懵，为之＂语塞气结，无以应之＂，因为自从乾隆帝允许独子兼祧至今，才堪堪四十年，没有前例可循，所以各级官员才不知道如何处理。
　　要按礼无二嫡之义，想多生娃你们就多纳妾啊！搞什么三祧！但兼祧是先帝乾隆御旨批准的，既然允许一人双祧，又凭啥不让人家一人三祧呢？
　　不管是双祧还是三祧，多半都是富户之家才搞，因为不想家产流失嘛。而富人的联姻对象，也多半都是富人之女，如果简单粗暴地按礼无二嫡之义，把兼祧子后娶之妻视为妾室，也实在说不过去，有违情理，人家明明是明媒正娶的嘛。
　　如果按＂有妻更娶妻＂的律条，让兼祧子的后娶之妻离婚归宗，但两个当事人均已经亡故，＂无可言离＂。
　　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但问题总得解决，没有前例可循的礼部官，只能期期艾艾、含含糊糊地让长房嫡子黄廪生，援引为养母服制之例，为其父二房嫡妻服斩衰三年。
　　其二是余氏兼祧案：
　　河南宝丰县余氏兄弟，长房余成江，二房余成海，长房无子，二房有独子余笃生，出继大伯余成江。余成江不忍心弟弟无子，就让余笃生兼祧两房，两房各自为他娶妻。
　　长房为余笃生娶妻张氏，没有生育就病亡，又续娶王氏，生儿子余万全，继承长房之嗣。
　　二房为余笃生娶妻雷氏，雷氏没有生育，又为余笃生纳妾杜氏，生儿子余万德，继承二房之嗣。
　　如今二房雷氏亡故，二房庶子余万德按庶子为嫡母例服制，长房的余万全也和黄廪生一样，表示不知道该如何为雷氏服制，就向河南学政请示，河南学政也去咨询礼部。
　　经过礼部裁决，认为余笃生在长房已经娶嫡妻张氏，又继娶王氏，二房就应该只为余笃生纳妾，而不应该为他娶妻。
　　雷氏生前号称嫡妻，已经是混乱嫡庶，如今亡故，长房嫡子余万全就不能将错就错再为她服斩；二房余万德既然已经报丁忧，可以比照慈母之例为雷氏服斩三年，余万全则不用为之持服。
　　如果说山东黄氏三祧案时，礼部还茫然无措、稀里糊涂地处理，把黄氏三房妻子都视为正妻；
　　到河南余氏兼祧案，礼部就高举＂礼无二嫡＂的大旗，把后娶之妻视为妾室处理了，并批评余笃生二妻并娶、混淆嫡庶是错误的，但念及他已经亡故，就既往不咎了。
　　礼部还同时宣称，民间为兼祧子各自娶妻，是愚民不知道嫡庶之礼所致，是不对的，不能视同有妻更娶之例。
　　礼学家胡培翚并不认可礼部对余氏案的裁决，他认为雷氏没有生育，而余万德还有生母杜氏，不能视雷氏为慈母并持服三年，应该加服小功五个月，就足以申情报德了。长房的余万全虽然不用为雷氏丁忧，但也应该为雷氏服庶母服。
　　不管怎么论，余氏案的裁决都对雷氏不公平，人家生前以正妻自居，没想到死后却变成妾室，实在是令人同情。
　　因为黄、余两案的出现，朝廷开始注意到兼祧子并娶的问题，随即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礼部则例》中明确规定：
　　独子兼祧两房，只应娶嫡妻一人，其置侧室以广嗣育，在所不禁，不得两门均为娶妻，有违定例。
　　尽管朝廷出台明文规定，但对老百姓来说，有几个通晓律例的？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在民间习惯中，仍旧承认兼祧并娶都是嫡妻，对这种民间约定成俗的现象，朝廷其实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到见官，你们爱咋滴咋滴。
　　但是，如果因为服制问题和刑事诉讼闹到见官，那后娶之妻的嫡妻地位，就多半是保不住了。
　　道光元年（1821）山东出现一起兼祧子两妻的刑事案件：
　　彭文汉一人兼祧两门，由生父彭自立做主为他娶妻郑氏（先郑氏），郑氏亡故后，又续娶王氏；彭文汉的兼祧母彭高氏，也为他聘娶郑氏（后郑氏）。
　　后郑氏和先郑氏的儿子彭某发生冲突，彭文汉的本生父彭自立为孙子出气，就把后郑氏杀死。
　　当地官员在审理本案时，遵从民间习惯法，把后郑氏视为嫡妻，因此，将彭自立判为父杀子妻论罪，将彭某判为子犯母例论罪。
　　但刑部在复审本案时，推翻了地方上的判决，援引嘉庆末年《礼部则例》的明文规定，以及礼部对余笃生兼祧案的处理结果，认定：
　　彭文汉先娶先郑氏，又续娶王氏，已经有嫡妻在位，彭高氏为他聘娶的后郑氏就只能算妾，一夫只能有一妇，断没有二妇并称妻子的道理，应该参照礼部对余笃生案的处置，后娶之妇作妾论。
　　地方拘泥于有妻更娶条例，把彭自立比照父杀子妻论罪，并不妥当；把彭某比照八母中的慈母、养母办理，以子犯母例论罪，也不合适。
　　后郑氏既然是妾，就和先郑氏有嫡庶之分，彭某身为嫡妻之子，和父妾发生纠纷，是不能比照慈母养母之例办理的？
　　因此，彭自立杀后郑氏一案，应该比照礼部处置余笃生兼祧案处理，改判彭自立以父杀子妾论，先郑氏之子彭某与后郑氏的冲突定为子犯父妾论。
　　从彭案的处理可知，官府的处理方案就是把后娶之妇作为妾室来对待，并不判离婚。
　　就从本案开始，兼祧子多妻的情况，一旦有事见官，把后娶之妇以妾论，就成为官府处理兼祧案件中的常态。
　　道光二十四年（1855）修订《礼部则例》时，又进一步明确规定：
　　如两房均为娶妻，除主婚者照违制律治罪外，所娶仍以先聘为妻，后聘为妾。
　　所以，不要在律法面前说什么兼祧并娶的妻子是＂两头大＂，你在家称妻号嫡怎么都行，但一旦见官，就不存在两头大的情况，只有先聘娶的才是妻子，后聘娶的只能算妾。
　　当然，法理也不外乎人情，有时候遇到讲人情味的官员时，后娶之妻面临的结果也会有不同。
　　咸丰元年（1851）保定府发生一件类似彭案的刑事案件：
　　王廷庸兼祧两门，本生父王宗闵为他娶妻在先，兼祧父又为他娶张氏在后。王宗闵奸污张氏未遂，事后，张氏与丈夫王廷庸发生口角，随即自杀身亡。
　　当地官员审理本案时，参考《礼部则例》的规定，并援引余笃生案，把王廷庸后娶的张氏做妾论，因此，将王宗闵判为父调奸子妾未成，杖一百、徒三年。
　　案子报到保定府，复审的官员很怜悯自杀的张氏，不赞成地方官的判决。
　　他认为：虽然礼法和法律都不认同两位正妻共存，但张氏毕竟也是明媒正娶的，具有正妻的外在表现形式，不能简单地视为妾室，应该比照有妻更娶律，把王宗闵判拟满流（流放罪人以三千里为限，称为满流）。
　　该案送到刑部复核时，刑部就支持保定府的意见，并进一步对本案做出解释：
　　之前礼部处理余笃生兼祧案时，以礼无二嫡之义，把后娶之妻作妾论，那是专门针对丈夫的子女为后娶之妻持服而言的。遇到后娶之妻与丈夫亲属发生纠纷时，如果还把后娶之妻作妾论，就很不妥当，毕竟事关人命，名分的不同，对罪名的判定区别就大了，所以，王案应该比照有妻更娶律处理。
　　清末董沛撰写的《汝东判语》卷二中，曾记载一则更复杂、更罕见的兼祧并妻案子：
　　王景曾以独子兼祧两房，两房各为他娶的妻子又刚巧是两姐妹，大李氏被长房本生父母所聘娶，小李氏被二房兼祧母洪氏聘娶，属于比较罕见的兼祧子并娶两姐妹。
　　长房妻大李氏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王惟忠，一个叫王惟恕；二房妻小李氏只生育一个女儿。
　　王景曾亡故后，小李氏也亡故，但王景曾的兼祧母洪氏还健在，眼看二房又要绝嗣，就想立长房次子王惟恕为嗣孙，并为二房主母小李氏主丧。
　　也就是说，把长房的次子王惟恕过继给二房为嗣子，那（姨妈兼婶母）小李氏就成为王惟恕的嗣母，即所后母，他要以嗣子的身份充当丧主，以后要以小李氏为嗣母，以亲娘大李氏为本生母。
　　族人对洪氏的决定觉得不妥当，就向县令咨询，王惟恕到底应该以什么礼节为小李氏举行葬礼。
　　该县令根据《礼部则例》的规定，认为两妻并嫡，是律法所不允许的，先娶为妻，后娶为妾，小李氏既然是后娶的，就不能被视为王景曾的正妻，所以，从长房过继到二房的王惟恕就不能视小李氏为母，不过是父妾而已 。······
　　从上述案子看，真让人忍不住为那些后娶之妻抱屈，明明是明媒正娶的正妻嫡室，不想却一辈子不能见官，实在是悲剧。
　　虽然在民间习惯法中，承认兼祧子后娶之妻的嫡室地位，但国家律法并不承认，这也充分体现了礼法律法和民间习惯法之间，有时候真的存在不好调和的冲突。
　　但鉴于现实需求，官方对兼祧并娶现象，也多半采用默认的态度，只要当事人不涉及服制问题和刑事诉讼，没有主动去告争，没有引发公权力的介入，兼祧子后娶之妻的地位，就不会被迫变动。
　　一旦引发公权力介入，官方也多采取变通的做法，就是既不承认后娶之妻的正室地位，也不愿意因兼祧子并娶多妻构成重婚罪、去判决他们离婚。
　　因为，礼无二嫡之义，一夫岂能有多妻？所以不能视后娶之妻为妻。又因为女性多半是遵从父母之命出嫁，有从一而终的义务，怎么能轻易判决他们离婚呢？
　　所以，只能委屈那位倒霉的后娶之妻，被迫变成妾室，以此维护宗法的威严，以及男权的利益。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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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清·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清·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十二·礼政十二服制下·河南余氏服议·胡培翚、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九十二刑政三律例下·审办独子承祧两房各娶妻议刑部说帖·阙名、郭骏娣《清代独子兼祧制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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