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通济渠对淮北市的影响 一、若要了解通济渠对淮北市的影响,就要先了解隋唐大运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在隋、唐、五代、宋、金、元时期的世界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比还处在中世纪黑暗统治下的、奴隶社会末期的罗马帝国,以及欧、亚、非交界的阿拉伯帝国,华夏大地乃是世界上生产关系最先进、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 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崇尚武力,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激战正酣,著名的四次十字军东征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民族信仰之争,演化为武力征服,民族矛盾激化为战争,血腥的杀戮笼罩了整个欧洲及西亚、北非地区。教会的极端分子,左右了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首脑,导致了极端思潮泛滥,他们摒弃科学艺术,提倡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艺术和科学被贬为邪恶根源,有些类似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 在这种大的世界格局中,中华大地,不啻于是一块极乐的净土、艺术的殿堂。在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艺术家徙往东方、定居中国,加入了汉文化发展的队伍,致使汉文化、汉民族艺术、包括我国的陶瓷艺术,在这一时期继续高度发展,继续保持着海内外一枝独秀的文化大国、工艺大国的地位。 隋、唐、宋、金、元时期我国的的造船业、航海业持续快速发展,运输量、航程、安全系数,都有较大提高,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世界文化中心、艺术中心、制瓷中心地位的确立,极大地刺激了我国长达七个世纪的手工业、制瓷业的大规模发展。可以说,中华民族比之秦汉、隋唐,本已显得衰落的封建帝国,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奴隶社会在各国的复辟,而再次使中国获得了经济崛起、艺术腾飞的机遇。 通济渠开通以来,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元,从国力上看,似乎金、元时期较弱,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或偏见。秦汉以来,中国的大一统江山,均是由汉民族统治中原之地,经历一千三百年的汉民族统治,中原---作为统治江山的象征,汉民族的聚居地,在金、元时期,先后被女贞人和蒙古人占领,中原腹地转而成为被外族统治的区域。信仰和理念,由于权利的更替,(统治者的转换),而天翻地覆。 一个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附庸之后,原有的自信与自我,都发生了怀疑。传统信仰訇然倒塌,封建官僚统治的骄奢淫逸和积贫积弱,匈奴的长期骚扰和金、元的占领,动摇了中原文人士子传统理念中的那种沉稳、空灵的定力。似乎一切行将崩溃,日月亦黯然失色。 中国的史书中,总透着一股大汉文化的气味。对辽、金、西夏、元这几个朝代的统治,有些不心甘情愿,似乎是被占领的殖民地似的。其实,在华夏大地这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契丹、女贞、党项、蒙古都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外姓异族的融入,绝异于侵略占领,夫妻双方又何不是外姓异族呢?今天你当家,明天我当家,共同传宗接代,延续生命,都是龙的传人。每个人的个性,往大了说,就如同民族的特色和文化差异。它们的存在,共铸成了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彩。金、元时期中国仍然是世界的文化中心、艺术中心、经济中心;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谁敢觊觎中国的江山?!而恰恰是元代,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欧洲。 二、 漕运带给百姓的是苦不堪言 唐中晚期后,由于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中原地区严重缺粮,朝廷开始从东南富庶之地掠夺粮食,并建立漕运制度,以确保漕粮,来维持统治。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汴河(隋唐大运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至道初(公元995年),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公元1008年)至七百万石。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汴,以达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诸州泉(钱)、帛(布匹)、杂物、军器上供,亦如之。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汴河斛斗六百万石----此乃太仓积蓄之实。今仰食於官禀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梢之余,故国家之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恤水利同言也。宋时,汴河的漕运,已提至"建国之本"的高度,"国家之漕事至急至重"。 大运河纲运繁沓,舳舻相继。漕运亦给沿运河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唐史载:太和初(公元827年),(刘)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 , 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自江以南,补署皆剸属院监,而漕米亡耗于路颇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其后贷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运米至者十亡七八。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如王播议,加重刑。岁旱河涸,掊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不待覆奏。 《宋史》亦载:(通济渠)常年浮尸千余。暴政苛吏,以"至急至重"的漕运为由,"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抵死甚众。"运河沿岸的百姓,不但额外负担着沉重的役苦,而且还常担性命之忧。 三、 通济渠沿岸集镇密布 隋唐大运河开凿之前的东晋、南北朝时期,曾经是淮北地区历史上最萧杀、黑暗的时期。自"五胡乱中华"以来,黄淮之间几成"无人区",正是这一时期,战争导致大批的人口迁徙,使我市境内自秦以来,因经济高度发达繁荣,而相继成为泗水、沛、睢、临涣等郡、(国)的治所(郡治、诸侯国的国都所在地),以及在现市域范围内,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同时设置、并存长达六、七百年的相县、铚县、梧县、竹邑县、扶阳侯国等行政建置,已名存实亡。面对一座座死城、空城,至隋开皇三年,隋文帝杨坚最后撤除"睢州"及州治"竹邑县"后,古"相"繁华地,便基本沦为边野乡村了。 然而,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后,黄淮之间渐由兵家争掠的战乱之地,恢复为"纲运繁沓,舳舻相继"的人烟稠密之地;特别是通济渠沿岸,南北通衢、东西交流,当舟车之会;围绕着运输业、旅游业的消费拉动,店铺驿站渐次扩建,集镇鳞次栉比,淮北地区重新繁荣昌盛起来。淮北市境内通济渠仅40.8公里的长度,六个集镇首尾相衔,几乎类似于现今城市化了的"珠三角"、"长三角"现象。 除此六个集镇之外,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还发现在三铺镇东有一"第城"遗址,古遗址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50米,由于烧砖取土,在一些切面处发现大量的绳纹瓦片和陶片、砖块等,文化层厚约1.5米。共采集实物标本17件,其中云纹园瓦当1件,荷花纹圆瓦当1件,葵花纹瓦当1件,龙形纹饰半瓦当1件,平足碗底2件,高圈足绿釉碗底1件。瓦片颈部有长有短,沿口和纹饰有深有浅,另有素面布纹瓦。清光绪《宿州志·古地考》记载,"州西有第城,见唐书,亦无考"。由于遗址地理位置与州志记载相符,故疑为"第城"遗址,春秋时始建,从采集到的实物标本既有平足碗底,又有高圈足绿釉碗底看,该古遗址延续时代较长。 四铺镇东约1.5公里的四铺店村,宿永公路北侧,有一"蕲泽镇"遗址,该遗址的长宽各约1000米。1984年8月,中国唐史学会来此考察隋运河,在遗址内发现一条南北向宽约50米的街道遗迹,地表下密集着残砖断瓦和陶瓷器碎片。 四铺镇南约两公里的大郭家村,距离运河遗址正南2000米,有一"运粮城"遗址。该遗址为一台地,面积约9600平方米。文物普查中发现一些带有纹饰的汉砖、绳纹瓦片、宋代白瓷片、宋金磁州窑瓷片和青花瓷片,纵贯台地的"杨柳沟",南通古睢水,它可以发挥与本文第三章第四节"金代大运河运行的考证"中向"长直沟"一样沟通南北的作用。此遗址应为隋唐大运河边,一处转运粮食、物资的文化遗存。 "四铺",顾名思义:距宿州40华里。按唐宋时漕运的规定,大约是一天的路程,大小官员都是要驻留的。在这条车水马龙、穿梭繁忙的运脉上,每个点都是要津枢纽,遗留下这么多的古遗存,已可窥见其唐宋时期的规模,也可略见通济渠对它的影响。 柳孜,古称柳江口,唐、宋、元、明皆为商贾云集的大镇。镇址建于汴河南堤上。该镇最早见于史载的是:唐咸通九年 (公元869年),戍桂林的徐州部将庞勋,因长期戍边得不到轮换,便擅自率队返乡,酿成兵变。当时,已处晚唐时期,藩镇拥兵自重,已形成割据局面,庞勋秋风扫落叶般攻陷徐、宿、濠三州,进围泗、寿两州;又派部将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运,完全切断了京师粮路。唐懿宗帝遣康承训部将及沙陀兵七万镇压,与庞勋部将姚周决战于柳孜。 宋时,杨存保曾与金兵战于柳孜,亦为控扼漕运,以供京师。元至正年间,侯德源任柳孜巡检时,数与农民起义军交战于此。柳孜虽为小镇,但地当要冲,控扼漕渠,商旅要会、百货转承,为兵家必争,能屡见史载。 《宿州志》载:明代柳孜镇有"庙宇九十九座,井百眼"。明代柳江口,由于大运河湮塞而迅速没落,但仍依稀可见唐宋重镇之盛况。柳孜现存宋碑两块,其一为"天圣塔碑",完整无缺,碑文载:该碑立于天圣十年(公元1032年)二月七日,其中助缘修塔者有"右班殿直、前柳孜镇兵马监押兼巡检张处仁;左侍禁、柳孜镇兵马监押兼巡检丘裔…"兵马监押兼巡检掌管捕捉盗贼,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一般设置于州、县或控扼要害之地。柳孜镇设有"兵马监押兼巡检",可见其地冲之要害。 淮北市境内40.8公里的通济渠,聚集着众多的集镇和古城镇遗址,只可惜入元代以后,蒙古人为图谋西进占领欧洲,以长江为界,与南宋对峙长达40多年,从此,江淮之间重又成为"拉锯"的边野。淮北市境内的最后一个县级行政区划"临涣县",也在此时被"撤并"。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大运河改线;此后六百年,失去了大运河,我市更失去了繁荣的机会。 五、通济渠在淮北的历史遗存及深远影响 1999年5月至11月,配合泗(县)永(城)公路濉溪段改造工程建设,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与淮北市博物馆、濉溪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三项重大考古发现:一座石建筑码头;大批唐代沉船;全国20多个窑口的大量精美瓷器。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文章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