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唐山红色故事洋八路刘汝林的故事

　　在艰苦的冀东抗日战争中，有一位穿西装、戴墨镜，坐软席、睡卧铺，精通日文、英文，经常以日军军官、高级医生身份出色完成秘密抗日任务，先后受到第五专员公署和冀热辽军区表彰的＂洋八路＂。他叫刘汝林，化名刘玉泉。
　　刘汝林，1913年出生在迁安县毕新庄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住在姑奶家中，表叔杨十三经常给刘汝林讲革命道理，给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他立下了为祖国献身的决心。
　　15岁的刘汝林背着父亲来到天津，经杨十三介绍在河北工学院图书室当勤杂工。他一面辛勤工作，一面刻苦自学，在193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工学院。九一八事变后，刘汝林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天津各界人民的抗日游行示威。1936年，刘汝林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到日本人开办的金山洋行当推销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汝林在杨十三的影响下，参加了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组织。他以＂合法＂身份，开展秘密抗日活动。1938年春，为准备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命刘汝林回到家乡，收集敌人情报和动态。他在迁安县开办了一个小肥皂厂，建立秘密联络点，将敌情和迁安各界的动态，及时提供给杨十三。
　　冀东抗日武装暴动时，刘汝林奉命隐蔽，没有参加暴动活动。暴动队伍西撤后，刘汝林回到天津潜伏。1942年冬，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大封锁，我冀东八路军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刘汝林设法从天津购买大量药品和军需物资交给我冀东第三专署迁（安）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第一总区区长李焕章。
　　以后刘汝林又陆续从天津运回两支崭新的手枪、200发子弹、一批蓄电池和医药器材交给总区长李焕章，并转给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兼十二团团长曾克林和迁（安）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领导人高敬之。当他了解到八路军战地卫生所因简陋医药奇缺，有些伤员的伤口化脓的严重情况后，冒着极大的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在天津建起了八路军物资转运站。
　　他广交社会名流，买通了天津铁路局运输部部长日本人坂田中佐，并托人从天津宪兵司令部搞到一个特别通行证。从此，他畅通无阻地往来于北平、天津、唐山，为冀东八路军十二团和县民主政府购买电台、弹药、蓄电池、医药器材等军需物资。
　　他利用自己精通日语、英语的条件，经常化装行动。有时穿西装、剃光头，扮成日本商人；有时穿上白大褂，提个红十字药箱，扮成高级医生。他利用敌人的活动规律和心理特点，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他乘火车时，经常坐软席、睡卧铺，在车上利用日语和一些日本军官攀谈、拉关系，这样，乘警对他携带的军用物资不敢盘查。一次，他携带一部电台在滦县火车站下车，日本军官送他到车门口，并向他招手致意。站台上的日军哨兵不但不检查他的皮箱，还向他举枪敬礼。
　　刘汝林的装束显得很特殊，群众误认为他是汉奸，或是日本战俘，常叫他＂高丽棒子＂，他满不在乎。在解放区活动时，他与八路军战士一样，帮群众担水、扫院子，有时与房东老大爷聊天，有时教儿童团唱抗日歌曲。群众熟悉他以后，把他称之为＂洋八路＂。
　　1943年，刘汝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动人事迹和工作业绩，得到军区领导的称赞。不久，刘汝林调往冀东军区司令部和第五专署焦若愚专员处工作。他按上级指示，多次从北平、天津敌占区采购到敌人严密封锁的电台用蓄电池、天线、变压器、电子管、线圈等军需物资，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4年，刘汝林到冀东第三专署工作。他利用电话机，一面监听敌人电话，收集军事情报，一面用日语向敌人喊话，瓦解敌军。为了保证刘汝林的安全，八路军派了一个班的战士，保护他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
　　此间，他天天摸进敌占区，用电话线接在敌人的线路上，忍受着蚊虫叮咬，整夜接听敌人电话。1944年，刘汝林从敌人的电话里接听到一个重要情报：第二天迁安日军将派出宪兵，到爪村渡口迎接从唐山开会回迁安的日本顾问和伪县长。刘汝林把这一情报及时报告上级。我八路军连夜设伏于距县城仅有五华里的挪河村，一举全歼敌宪兵27名，俘虏一名日本宪兵及伪军一个中队。战士们抬着战利品，数着快板：＂洋八路，真灵验，顺风耳，千里眼……＂
　　此后不久，＂洋八路＂刘汝林又接受任务，赶赴天津。他在敌情复杂、环境残酷的条件下，舍生忘死，经常往返于北平、天津与解放区之间，采购大量无线电器材、枪支弹药、医疗器材和药品等，对突破敌人经济封锁，坚持冀东的抗日战争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4年冬，以＂通共嫌疑＂罪被日本天津宪兵队逮捕的日军坂田供出了刘汝林。11月26日，他在天津被捕。刘汝林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1945年5月4日深夜，日军将刘汝林残酷杀害于唐山马家沟八路军战俘收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