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虽短暂精神却永恒记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

　　1938年中共胶东特委成员在黄县城合影，前排右一为王文。
　　王文
　　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 胶东红色文化专委会
　　从陕北到胶东，从黄土高原到黄渤海滨，王文同志一路走来，从一个苦孩子一步步成长为中共胶东特委书记、中共胶东区委第一任书记、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主任，他为胶东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1943年11月16日，王文同志因病去世，年仅32岁。生命虽短暂，精神却永恒，他的事迹悲壮感人、可歌可泣，他的英名永留史册、千古流芳。值王文同志逝世79周年，谨写此文作为纪念。
　　善恶分明 投身革命
　　王文（1911年-1943年），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人，家境贫寒，学习非常勤奋，16岁便考入了绥德师范。王文在读书期间，受到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影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入绥德师范不久，就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在绥德师范发动的进步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斗争。由于他旗帜鲜明，不畏强暴，在与学校反动当局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很快被共青团组织接收为团员。同时，他的活动也引起了学校反动当局的注意。1927年7月，绥德师范被国民党查封，王文被开除学籍，武装押送回家。
　　王文失学了，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下去，反而增添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坚定了革命意志。他走东串西，秘密打听，希望找到党的组织。1928年，他终于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李景林。在他的影响下，王文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1929年，王文和李景林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办起了一所学校，李景林当校长，王文当教员。他们在课堂上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民众的觉悟，并在进步的学生中发展团员，建立共青团组织。学校办得很好，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
　　1930年，王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了党的工作上。1933年，刘志丹领导陕北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王文在李景林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搞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广泛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从此，他离开家乡，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党的教育和革命事业的磨练，使王文迅速成熟起来，变成了一位刚毅果断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
　　1935年，王文24岁时，就担任了绥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的职务。1936年8月转任吴宝县县委书记，同年12月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10月，他又调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
　　1937年，王文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时，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只身冒险到国民党统治区跟国民党专员进行谈判。谈判中，对方提出了二十多个问题来刁难王文，王文毫不惧怕，从容不迫地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讲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目的，讲到合作抗日的伟大意义。他对国民党专员的无理质问一一作了解答，既使与会的各界人士心悦诚服，又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会后，双方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使米脂地区的抗日高潮迅速形成。
　　策马胶东 领导抗战
　　在胶东工作期间，王文同志的最大特点是既注重对工作的统筹部署，又注重亲力亲为一线工作和调查研究，胶东大地处处留下了他忙碌工作的身影。他曾多次到胶东各地宣讲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策，组织和发展抗日积极分子，组建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力量和影响力，使胶东区党的组织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1938年春，王文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山东，随后到胶东担任特委书记。他跋山涉水昼夜兼程，一路上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于同年6月来到胶东。这时，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刚刚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胶东特委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西上蓬（莱）黄（县）掖（县）与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会师，部队迅速扩大，急待集训整编，实行统一的指挥；而国民党胶东的各级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也趁机招兵买马，抢占地盘，各据一方。胶东的形势纷繁复杂，问题极多。王文来到胶东后，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果断扎实的工作作风立即与其他特委成员一道，开始有步骤地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问题。
　　随着各地抗日武装的蓬勃发展，统一胶东的武装力量成为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8月，王文作为胶东特委书记，亲赴掖县与三支队领导人郑耀南等面商并促成部队合编事宜。8月12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合编为新的三军，统一归中共胶东特委领导。9月18日，新三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五支队。五支队的成立，标志着胶东抗日武装力量的空前统一，也凝结着王文同志的辛勤汗水。
　　王文同志重视加强党的建设。1938年12月，王文在掖县葛城村主持召开了胶东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胶东区委员会，并担任区委书记。中共胶东区委隶属山东分局，这是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中成立的第一个区党委。1939年4月，按照上级指示，王文亲自主持召开了胶东各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会议，认真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部署了胶东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使胶东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9月，胶东成立山东省第三军区，统一领导除原五支队外的各地方武装，王文兼任政治委员。1940年，胶东原五支队编为山东纵队第五旅，王文领导的第三军区又先后组建了三个团，仍沿用五支队的番号成为胶东的第二支基干化部队。王文在担任新的五支队政委期间，对胶东地方武装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1942年春天，为了消灭驻防现乳山市海阳所镇海阳所村的国民党顽固派丁綍庭的十四支队匡玉洲部，五支队政委王文、东海指挥部副指挥于得水来到现白沙滩镇一带部署工作，发动群众支援战斗，指挥部设在堕固山下的霄龙寺。王文同志的这次活动，并不为一般群众所知，群众只知每逢宫家村集市，总有一位干巴老头（化装）躲在宫家村宫龙保开的饭店吃火烧，喝开水。他一边吃饭，一边与其他就餐者交谈，体察民情。群众知道他就是王文同志时，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
　　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王文同志尤为关怀和重视。1940年夏天，胶东区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到平（度）招（远）莱（阳）掖（县）的大泽山开辟根据地，王文亲赴大深山区观察周围地形，调查社会情况，认真听取地方党委的汇报。在此基础上，他又先后派出二百多人的工作团，来重点开辟这一地区，使胶东半岛的西部有了一块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王文风尘仆仆地来到现乳山县午极镇上万口村，主持召开了牟海县委选举准备工作会议，研究新成立的牟海县委的干部配备工作，并代表胶东区党委宣布中共牟海县委成立。会议期间，他和工作人员吃住在一起，是那样亲切、和蔼，一点没有大干部的架子。
　　正是在以王文为首的胶东党组织的关怀和指导下，胶东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许多为建设政权、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法令得以制定，根据地不断扩大并得到长时期的坚持和巩固。这期间，王文还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狠抓了根据地内的各项经济建设，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出版了多种抗日报纸和刊物，组成了各种形式的文艺团体，使胶东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加紧了与胶东各顽固派的勾结，疯狂＂扫荡＂胶东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蚕食、分割和扫荡，胶东区委根据上级指示实行精兵简政，于同年7月成立了胶东军区，同时成立了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王文任主任。他根据胶东区委的指示，提出并强调把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用人民武装保卫人民利益；要处理好军队与地方、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他在1942年亲手拟定的《一年来财政经济工作的检讨》提纲中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生产利益要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要照顾自己，照顾人民，今天尤应强调的是照顾人民。＂他的提议得到各级党委的支持，受到了胶东八百万人民的一致拥护。在胶东区委和王文的领导下，胶东根据地内实行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等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保证了军粮民食，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春季和秋季两次大扫荡，保卫了胶东抗日根据地，闯过了抗战中最艰难的一年。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38年王文同志来到胶东后，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很少休息。1942年9月，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他担负起主任的重任。同年冬，早先患有胃病的王文同志，这时又染上了肺病。由于各种疾病的纠缠，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时常吐血，身体渐渐地消瘦了，但他坚强的党性和忘我的工作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弱，工作更加积极认真。他的爱人和同志们不时地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着说：＂我只有工作才能忘掉病痛啊！＂从陕北一起来胶东、跟随他5年之久的警卫员白光年深情地说：＂王主任白天到各部队、机关去检查工作，连饭都顾不上吃，经常是边吃边谈。晚上回来看文件、写总结，有时通宵达旦不休息。煤油灯熬干了，把我叫起来到总务科去领，继续办公。他的身体是为革命累垮的啊！＂
　　曾任王文同志警卫员的马少平在1944年胶东公学举行的悼念王文同志的大会上回忆到：＂王主任不是病死的，是累死的。他不论白天黑夜地坐在椅子上写东西，发表了许多篇指导性文章，强调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为我党日后战略决策积累了经验。我是王主任的警卫员，他黑天工作时，我就站在他旁边，他常催着逼着我早点睡觉。有时我实在是困了，就把他需要的东西准备好，然后去睡觉。睡觉时，我盖着自己的一床小被。到了半夜，我醒了，发现他还在继续工作，而我身上又多了一床小被。这是他把自己的小被悄悄地盖在我身上。每当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催着他早点休息，可他总是说你先睡吧，我再工作一会儿。这样的事情在我身边经常发生。王文主任几次要送我到学校念书，因为我没有文化。但是我不愿意离开他，所以我就不愿意去上学。最后他逼着我到胶东公学附属小学念书。我永远忘不了王主任。他是胶东八百万群众所敬仰爱戴的英明领导者。＂
　　1943年春，区委书记林浩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领导胶东党政军的重担，大都落在了王文的肩上。繁重的工作、艰苦的斗争和极差的生活条件，使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但仍然坚持党的工作。到8月间，他的病情日趋恶化，在组织的一再催促下，才住院疗养。即使在患病疗养期间，王文仍然关心着党的工作和人民的生活。他经常找有关干部到他病床前来谈工作，了解和处理各种问题。
　　克己奉公 廉洁自律
　　王文是一个视党的政策如生命的人。他常说，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不管是生产打仗，还是发动群众，主要是靠党的政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在1935年，王文在绥德领导反＂AB＂团斗争时，从蒋管区来了一个货郎，有的同志怀疑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把他抓起来，没收了他的东西，还要杀头。刘志丹同志得知此事后，严肃指出：＂敌人封锁我们，好不容易来个货郎，把他的东西没收了，还要杀头，这不是自杀政策吗？＂但主张杀货郎的同志还是坚持要杀。临刑前，王文闻讯火速赶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犯政策性的错误，一定不能杀，马上送交上级处理！＂
　　他身居要职，却从不要求额外照顾，不浪费一点公物。他亲自检查行署机关每月的伙食账目，不准为他多花一分钱。他身患重病，但心里总是牵挂着百姓和同志。在他住院治疗时，每次去看望他的同志会带点有营养的东西，他却总是分送给住院的其他病员，或是拿到伙房里和大家一起吃。
　　他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住院疗养期间，他盛情难却收下了行署机关同志为他募集的五十九元五角慰问金。他自己不但分文未花，反而又加上五角，凑足六十元，捐给了灾区的灾民。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老马同志，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他得知后，便千方百计地帮助老马解决。
　　1943年11月的一天，王文把爱人叫到床前，勉励她说：＂为了我的病，你也耽误了不少工作和学习时间，将来我的病好了，让我们都好好地为党和革命努力工作和学习。＂在这深情的嘱托之后，不到二十天他便与世长辞了。
　　据说，王文同志得知自己病入膏肓、不久要离开人世时，曾嘱咐亲人和身边守护的同志说，如果自己死了，不要惊动家里人，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
　　王文同志为胶东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虽然只有短短32年的生命，但他的伟大精神永远活在胶东人民的心中。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王文同志就是一只春蚕，一支蜡烛。
　　百姓爱戴 薪火相传
　　王文同志病逝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了弘扬王文的革命精神，胶东区决定把原来安葬在牟海县（后改为乳山县）东浪暖口村沙河边的王文同志的灵柩迁移到北面不远的爬山前，并于1944年5月13日下午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大会，胶东区党政军代表千余人参加了悼念活动。
　　安葬王文同志的灵柩是用32个杠子、由胶东军区连长以上级别的部队干部抬的。在过去，抬棺的人越多，意味着出殡之人的身份越高贵。王文同志的灵柩用32个杠子来抬，是胶东人民给予他的最高礼仪，也是胶东人民给予他为胶东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最高规格的表彰。
　　＂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流血是可以的，但不可流泪。我们要以王文同志的斗争精神去工作、去战斗……＂这是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王文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台下每一个与会者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1945年10月，为更好地纪念王文同志，胶东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又将他的灵柩迁移至栖霞县英灵山的胶东革命烈士陵园。他的灵柩西迁经过乳山县多个村庄，沿途数万名干部群众纷纷扶灵哀送。
　　姜天玉作为胶东公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王文同志的祭祀仪式，并向王文同志敬献上花圈。花圈是同学们用松树枝扎的，纸花很少。
　　姜天玉说：＂当时王文同志的灵柩被运到东珠塂村北的沙河边，要举办祭祀活动，并通知胶东公学附属小学安排学生代表参加。那时候我十一二岁，央求老师安排我参加。老师嫌弃我岁数太小，不同意我参加这个活动。我为什么非要参加这个活动呢？因为我听了王文同志的警卫员马少平给同学们作的关于王文同志事迹的报告后，深深被王文同志的事迹所感动，所以我想要送他一程。＂
　　于连芝,女，乳山市冯家镇高家台村人。她曾参加王文同志的灵柩在北线向西转运中举行的迎接活动，当时她担任村儿童团团长的职务。
　　于连芝说：＂我们村在冯家镇最东头，所以王文的灵柩先经过我们村。当时他的灵柩在村西南的小河旁停下来，我们村的群众和小学生提前在此等候。是学校组织我们小学生参加这次活动的，我们站在河边每人手拿一个小白旗等候着。当时一共来了三辆小车，当车停下来时，我们高呼：欢迎烈士路过，送烈士一程。那个场面十分震撼。我们一边呼口号，一边哭泣。后来王文同志的追悼会在花家疃乡公所驻地砦里村举行，许多群众参加了，都哭了。我代表全乡儿童团在追悼会上讲了话。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永远忘不了。王文同志是胶东人民的好干部，为了我们的解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执笔：李岩 郭玉文 于家广）
　　原文发表于2022年11月25日《烟台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