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纲领推动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事业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场。
　　1949年人民政协会议的《共同纲领》确定了＂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文艺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源自第一次文代会对建设新中国人民文艺的讨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团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对此前国统区、解放区的文艺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使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创作方向，并强调兼顾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共同纲领》使得建设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发展方向加以深化，并推动其成为彼时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伯渠在介绍会议筹备工作时称，1949年上半年，随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等全国中心大城市逐渐解放，＂统一全国之后，如何用最大力量来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及巩固国防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为此应尽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新政协筹备会随之于6月15日在北平宣告正式成立。政协筹备会最终确定了三项筹备工作的重心，分别是＂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各种文件＂＂推动并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会、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并协助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成立＂以及协商各单位的代表名单。9月，全国政协会议正式召开，由沈雁冰、周扬、郑振铎、丁玲、田汉、萧三、柯仲平、赵树理、徐悲鸿等代表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为与会团体之一，在全国政协会议中就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发表意见。
　　《共同纲领》文艺政策探源
　　9月23日，全国政协会议第三天，沈雁冰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首席代表参与发言，认为《共同纲领》草案＂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尤为＂迫切和重要＂。在总结此前的文艺事业时，他表示＂多年以来，我们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指导之下，经过了自我教育，和人民结合，努力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但是＂努力还很不够＂。此后文艺工作者要＂通过文艺的形象＂表现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涌现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新时代的人民的新品质，新的英雄气概＂，从而＂对广大人民进行动员和教育＂。沈雁冰所提及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工作重心，及对文艺工作者提升自我的要求，代表了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上确定的＂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
　　沈雁冰、周扬等代表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中选举产生的，1953年9月改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经过历时三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开幕，来自文学、美术、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专业领域的600余名代表参加此次大会。6月27日，文代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发表简要谈话，表示＂以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业已开始＂＂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工作部门，不同艺术作风的代表们聚集一堂＂＂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这一全国性的组织便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冯至表示该机构的任务有＂文艺理论的阐发，文艺政策的执行，对于工作者的联系与辅助，以及出版、演出、展览＂等，并且在会前已有不少代表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第一次文代会上最终确定郭沫若任文联主席，茅盾、周扬任副主席，丁玲、曹禺、赵树理、阳翰笙、柯仲平、郑振铎、徐悲鸿等为常务委员会成员。
　　第一次文代会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在一起，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成为其一致诉求。作家曹禺表示，今后＂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而作为文艺工作者＂必须在群众生活中得到教育，但作为开始，更需要在这次全国文艺干部的大会里获得初步的团结。团结需要大家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彼此在思想上与业务上的短长＂。赵树理也认为，＂会师不等于完成任务＂＂文装部队会了师，消灭敌人的文装（他们遗留下的封建思想与殖民地思想），也须彻底＂，而完成此工作尚需一定时间。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对抗战以来国统区的文艺创作进行了介绍，并对马凡陀山歌、戏剧《升官图》、小说《虾球传》等抗战文艺给予肯定，认为其风格＂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而这种新倾向之产生，源自国统区作家们＂根据群众对新文艺作品的反映＂，以及＂解放区的作品的影响＂。周扬则介绍了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解放区文艺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有了若干反映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反映农村各种斗争，反映劳动生产的比较成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言＂大众化＂问题及＂民族形式＂问题。郭沫若对此前十年中国文艺界的发展进行了回顾，认为前十年中国文艺界的论争主要发生在＂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和＂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之间，而在此成立文化统一战线之际，＂统一战线里面有着不同的阶级，就自然有着不同的艺术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不可能一下子就归于一致。因此，我们容忍这些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是我们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团结之外，还希望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恰如郑振铎所言，抗日战争以来，＂文艺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文艺是为了工、农、兵而写作的＂，这已经是实践多年的经验，在国统区大部分文艺工作者也是为＂抗日的统一战线＂而创作，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使得文艺工作者＂共同走上了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大道上去＂。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中心确立以后，接下来要探讨的便是如何使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在叶圣陶看来，＂文艺为的什么＂这一问题基本达成一致，＂重点恐怕还在怎样加深修养，提高创造，以便收到最大的效果。这需要彼此切磋观摩＂。
　　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
　　那么如何建设人民的文艺，使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文艺创作而言，首要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郭沫若认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工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艺工作者＂须了解熟悉人民群众，然后才有可能反映人民群众＂＂必须先做人民群众的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做人民群众的先生＂。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已成为文艺表现的重心，但文艺工作者自身仍然与群众有距离。作家杨朔曾从自身经历出发，谈到了自己融入人民大众中的历程，最初自己＂心里多少有点自大，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文艺的功能，以为这是属于高贵的思想领域的工作＂，这样是无法接近群众的，直到认识了群众在抗战敌后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深入到群众日常生活中，才能对群众的遭际感同身受，但仍＂怀着一种自己也不易觉察的目的性，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点什么东西，好写作品＂，这是自我改造的不彻底。由此可见，如何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是文艺工作者着重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就前述＂做学生＂还是＂做先生＂的问题，丁玲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阐释，她表示＂我们首先要抱着当学生的态度，先向群众学习，真的学习好了，了解他们，帮他们出主意，使你的主意为他们所愿意接受，这种从当学生中而又当了先生，是为群众所最喜欢的＂。此外，丁玲进一步指出文艺工作者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大群众所应担负的写作使命，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大群众＂不只要有文艺生活，也迫切要求教育指导，要求告诉他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这时及时地给他们以东西解决他们的需要。群众等不及我们在生活中去慢慢消化，去作什么永久打算，我们要做到：现在群众需要什么就写什么，而且力求写得好……假如问题写得深刻，解决的正确，有很大教育意义；假如问题是一般的问题，又是严重的问题，那么就有普遍的教育意义＂。由此可见，广泛密切地接触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现实生活，是文艺工作者从事文艺创作的基础。
　　但是只接触群众现实生活，并不等于能够完全认识现实。郭沫若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伟大的剧烈的变化之中，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比过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所面对的现实要复杂得多＂，因而必须＂学习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学习进步的文艺理论＂＂才能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现实，我们才能提高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什么是文艺作品中的＂思想性＂？丁玲从文艺工作者＂写作＂与＂做工作＂的区别出发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作家若仅仅为写作而到群众中做工作，＂常常只能搜集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见到一些人物的表面活动，也能够写出一些较好的报道或一般的文学作品，但不容易掌握政策，理解人物。参加工作，就必定使你详细地去研究问题，研究各种人物的思想，和政策执行上的正确与偏差，而且你就一定会要在作品中去解决你在工作中解决过的和没有解决过的问题。这就叫作作品中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何家槐同样肯定了学习文艺政策之必要，＂凡是对政策的重视不够的文艺工作者，总是犯片面地和孤立地看问题的毛病，很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蒙蔽，为琐碎的经验和自己的狭窄天地所限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局部而不顾大体。如此又怎能正确地认识现实，透视本质，把握特征，正确的选择题材和处理主题呢＂，但他同时又提醒文艺工作者要警惕＂只是机械地搬用政策和硬生生地凑合政策的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在这方面，苏联的文艺工作者是最好的模范，赵树理等也已取得相当成就。而在周扬眼中，＂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了各种群众斗争和实际工作，并从斗争和工作中开始熟习了、体验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则是＂解放区文艺所以获得健康成长的最根本的原因＂。
　　此外，创作文艺作品在注重思想性的同时，还要兼顾其艺术性，这直接影响着人民大众对文艺作品的阅读接受。郭沫若认为＂要提高艺术性，就必须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外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并充分肯定了＂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所做的改造农村旧文艺和改造农村旧艺人的工作＂。改造农村旧文艺关系着创作应当使用怎样的语言，是需要解决的重要的艺术性问题，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并不简单。杨朔回忆自己在矿山写作《红石山》小说时，＂一拿起笔，许多形象就在我眼前乱跳，自然而然跳到一起。最困难的倒是语言。我能听懂工人的每一句话，我为他们的富有形象色彩的语言所绝倒，但我不会那样说，叫我照样学说一遍，也会结结巴巴的，说走了样。有时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心里记，一转眼可又忘了，说不出来了。因为语言是从生活里来的，丰富的生活产生了丰富的语言，我一下子如何容易办得到？＂最终在工人的＂帮助＂和＂纠正＂下，杨朔历时数月完成这部小说，但除了人物形象不够典型之外，有些工人同志看后觉得语言＂还不够通俗＂。针对语言问题，丁玲强调文艺创作＂不是去掉一些装腔作势的欧化文字，而又换上一些开杂货铺似的歇后语、口头语，一些不必要的冷僻的方言＂，而是＂要用群众的语言来丰富自己的文章＂。此外，艺术性问题还包括塑造典型人物、借鉴民族的民间形式以及向苏联文艺学习等。总之，经过第一次文代会广泛与深入的讨论，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为文艺创作的题材之源，并兼顾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成为建设人民文艺的重要方向。
　　结语
　　《共同纲领》深化了第一次文代会所确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发展现实主义文艺＂的方向，并推动其成为彼时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新华社社论称，第一次文代会＂团结了全国文学艺术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交换了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经验和意见，确定了今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大会一致拥护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并规定了文艺工作者为执行该方针所应做的具体任务。徐悲鸿于1950年回忆，1946年自己任职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并推行写实主义时曾＂遭到一班顽固分子之剧烈反对＂，而后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接触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张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始相顾失色，极起谋改造学习＂。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中有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等建设新文艺的主张，为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也是需要承担的＂历史的使命＂。（曲 兴 刘 絮 杨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