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央首长告诉她，毛岸英的事保密期已过，你可以说出来了

　　古今中外，在革命事业中，要想从事谍报工作，必须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守口如瓶，这是地下工作的第一法则。
　　在1988年，上海一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家中来了几位中央首长。
　　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中央首长此行主要有两件事情，一是来看望这位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做出过特殊贡献的红色特工；
　　另一件就是特意来告诉她：＂现在是和平年代，社会氛围好了许多，您年轻时在中央特科时期工作的事情都已经过了保密期限，如今可以不用顾及党的保密条例，毫不保留地同别人讲了。＂
　　听完之后，这位名叫李云的女性特工眼含热泪，紧紧握着来访首长的手，激动的神情溢于言表，说：
　　＂入党几十年，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组织纪律。旁人都仅仅知道我只是在中国福利会工作，并不晓得当年我曾经在上海滩救助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事情，更不了解组织当年派我去宋庆龄先生身边充当联络员的往事。＂
　　救助伟人后代
　　据李云回忆，再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执掌政权，发动了＂四一二＂事件。
　　在1930年11月，杨开慧惨遭逮捕，随后牺牲，留下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个未成年孩子。
　　湖南省党委领导下的地下党组织为了孩子的安全和未来，于1931年的春天，通过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上海。
　　当时上海属于租界的管理之下，蒋介石的爪牙一时之间还不能在上海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毛主席的三个孩子在上海生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并且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都是身经百战的优秀谍报人员，也能够尽心尽力地保护这三个孩子。
　　经过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严密安排下，三个孩子进入了大同幼稚园，暂时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大同幼稚园是我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
　　该幼儿园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1930年春天，董健吾按照上级交代的任务，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开办了一个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子女的幼稚园。
　　那时党的经费拮据，各处地方都要花钱办事，无法及时筹得开办资金。
　　董健吾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更是出于保护这些可怜的遗孤，将他老家的几十亩祖传田产房屋都悉数卖掉，换得500多大洋。
　　再加上革命互济会（又被称为＂赤色救济会＂）出资一部分，大同幼稚园才能得已开办成功。
　　前前后后大同幼稚园共救助了30多个烈士遗孤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
　　那时的毛主席正处在人生低谷期，妻子被杀害，儿女不在身旁，政治上失意。
　　而国民党又大肆宣传要活捉＂朱毛＂，悬赏金额高达25万大洋。
　　这三个孩子来到上海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上级向董健吾介绍情况时，也只是简单地说是烈士遗孤，每月也只提供30元生活费。
　　两年之后，大约是1932年的春夏之交，上海的氛围也不同以往，变得愈发险恶。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
　　更不幸的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毛岸龙因为疾病的缘故过早夭折。
　　至于园内的孩子分别作了安置。
　　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经过组织的再三考虑，认为暂时放置在董健吾的家里比较安全。
　　原因有二，一是他在社会上是以牧师身份示人，蒋介石自己就是个基督徒，国民党的军统间谍看在基督教的面子上也不敢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上门拿人。
　　二是董健吾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小孩，岸英两兄弟在董健吾家中生活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其实董健吾自己的家里也不是个安全之所，表面是个牧师之家，做点文物倒卖的小生意，名叫——＂松柏斋古玩号＂。
　　流动性大，来往人员多，里子却是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点。
　　更何况董健吾是个七尺男儿，对照料孩子一事不甚熟练。
　　两个孩子又是处在活泼好动、天真率性的年纪，时不时在大人眼皮底下溜出去，万一被便衣警察留心观察到，就会顺藤摸瓜，后果难以想象。
　　董健吾和联络点的同志商量后，还是将两个孩子交给了居住在上海凤阳路12号自己的前妻黄慧光的手中。
　　人生的改变就只在不经意间，这就成了岸英两兄弟流落街头的导火索。
　　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听说这两个孩子是烈士遗孤，知道事关重大，一定要保护好岸英和岸青。
　　为此她把两个孩子看管得过于严密，不准两个孩子出家门半步，这就使得孩子和大人之间产生了矛盾。
　　不久董健吾也辞去了牧师的职务，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家里连带着自己的孩子共有5、6个，而且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生活变得难以度日。
　　为此，董健吾的孩子和岸英、岸青都学会了扎纸花，然后卖给烟杂货店换几个小钱贴补家用。
　　之后在生活中岸青和岸英和黄慧光之间发生了分歧，岸英和岸青两兄弟离家出走，流浪在上海街头。
　　解放后，毛岸英和刘思齐在看了电影《三毛流浪记》，心中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对妻子刘思齐说：
　　＂我除了没有当过小偷，没有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电影里三毛干过的事情我都干过，不管是饿肚子时用绳子勒住腰减缓饥饿感，还是在街头捡废品卖钱。回想起来，那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毛岸英两兄弟负气出走，董健吾随即报告特科领导。
　　当时特科的总负责人当时是邱吉夫，主管情报的是李云的丈夫徐强（对外自称老金，同时也是李云的直接上级）。
　　一天，徐强突然严肃地对李云说：＂云，现在组织上有一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不好办，而且情况紧急＂。
　　李云也是一个老地下党，在1930年，年仅15岁的李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又调入中央特科工作。
　　她还记得进入特科工作的第一天，上级就郑重其事地告诫她：＂该你知道的你知道，不该知道的一律不许过问。＂
　　又说：＂咱们搞情报工作，送情报的，可能不知道情报内容，取情报的，可能不知道情报来源。这都是尽最大可能保护情报，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
　　李云见老金从来没有这样过，内心知道事情不简单，便斩钉截铁地说：＂你说吧，我保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我有心里准备。＂
　　老金接着话茬：＂这任务风险不高，就是有点难办，在街上找两个十岁出头的男孩子。孩子的具体身份，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两个烈士的后代，大一点的大约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
　　人海茫茫，又危险重重。李云接到任务，便赶紧上街，可上海地方大，人口又密集，说不定两个孩子在不在上海也很难说。
　　一找就是大半年，还是一无所获，找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这天，李云又一次走出联络点，踏上寻找两兄弟的路上。
　　又是耗费了一个上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饥肠辘辘的李云于是想走到城隍庙附近，买碗粥充饥。
　　碰巧看到卖粥的摊边有两个半大不大的男孩，这两男孩看着十分消瘦，像根竹竿，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
　　卖粥的摊主说：＂这两个孩子，从来不说话，只有在过节时，知道我在城隍庙出摊，才到我这里讨碗粥喝。我想着肯定是父母都离去了，成了孤儿，流落街头，看着可怜极了，不过这世道，也是常有的事。＂
　　随后李云请他们吃了两碗粥，开始耐心询问他们，只是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说，机警得很。
　　李云也不敢多问，担心两个孩子起了疑心，先将两个孩子放在摊主边，嘱咐摊主暂时看管一会。
　　李云急忙回去向上海的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汇报了这一情况。
　　冯雪峰和李云两人便带着两个孩子去澡堂洗了个全身浴，换了身新衣服，不断和兄弟俩套近乎。
　　就这样两个孩子逐渐放松了戒备之心。
　　冯雪峰趁热打铁，问兄弟俩是哪里人，叫什么。
　　其中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夹带着湖南口音说：＂我们是湖南人，我叫毛岸青，这是我哥毛岸英。＂
　　这下真相大白，李云和冯雪峰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两个孩子找到后，董健吾通过张学良，将这两兄弟在1936年6月经法国送往了苏联。
　　抵达莫斯科以后，他们被送到了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几十年之后，在上海华东医院，一位长相敦厚的中年人走进了华东医院。
　　这位中年人不是别人，就是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此番前来就是特地来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
　　在会议室，毛新宇见到了李云，握着老人的双手，对老人当年的义举感恩不尽。已是暮年的李云对毛新宇说：＂你不必感谢我，这都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我应该做的。＂
　　在完成这一任务后，李云又投入到新的事业中。
　　在1936年5月，宋庆龄对冯雪峰提及，自己有事和党联系时不太方便，希望派一位党员协助联络，冯雪峰便动员李云承担了联络员这项任务。
　　解放胜利后，在1952年6月，组织上调李云到中国福利会工作，宋庆龄安排她担任了中国福利会秘书长，两人又重新聚首，长期工作在一起，续写了深厚友谊。
　　2013年8月16日，李云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李云将纪律视作比生命更珍贵，几十年来缄默不言，对救助毛主席后代的事情只字不提，将第一天进入特科上级交待的话牢记在心，是一位优秀的特科成员。
　　参考资料：
　　《是谁在上海街头找到了毛岸英兄弟》 黄爱国
　　《访有八十一年党龄的中央特科成员李云》 王国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