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的由来

　　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李自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李自成；张献忠等约在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加入了不沾泥张孟存的队伍。在起义的过程中，在牛金星等人的辅佐下，提出＂均田免赋＂＂平买平卖＂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
　　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致使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是为甲申之变，至此明朝灭亡。一片石战役后，李自成退入北京称帝。
　　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鹜声色，贪财货，分不利。北方的劲敌只余驻防山海关外的明总兵  吴三桂。自成虽认识到三桂拥有重兵，事关边防，但失于轻敌，仅派降将﹑权将军唐通和降官﹑兵政府侍郎左懋第携金银锦缎前往招抚。三桂先接受招抚，后闻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饷，并闻家属被拘，遂归山海关起兵反叛，并向清军求援。自成大怒，率刘宗敏﹑李过东征，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关。为防三桂东退，自成出奇兵二万绕至三桂军后，自己则率大军从西面合围夹击。在吴三桂军动摇之际，清  多尔衮发兵夹击。因众寡悬殊，两面受敌，农民军势渐不支。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纷纷南逃，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败退北京。攻克北京后被清兵趁机而入，隐遁于河南。
　　1644年八月；  兵祸连结，战火不休。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为避朝廷锋芒，挥师突入四川，将西蜀大地，裹入无尽的战乱中。
　　富饶的天府之土，为张献忠部队提供了充足的物资补给。于是，张献忠索性于在成都称帝， 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自称老万岁，建立了大西政权
　　张献忠在四川称王称霸，好不快活，可四川人民却苦不堪言。随着张献忠入川，四川硬生生地成为了大西军与清军交战的主战场。等到张献忠兵败战死西充凤凰山时，四川早已在漫天的烽火中，蒿草满地，人口凋零了
　　等到康熙初期，四川的人口已从明朝万历六年的600多万，锐减到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重庆城中只剩下数百家人，而重庆下辖的有些州县，有些甚至只剩下十几户人了，真是＂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
　　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
　　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
　　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
　　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
　　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
　　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
　　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户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包括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
　　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到陕南山区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
　　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及陕南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当然，陕南在清代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
　　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