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明朝洋臣，清朝红人！为何最后却投靠了清朝？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既是一名神父，又是一位皇帝的顾问。这就是两朝洋臣-汤若望。
　　汤若望，原名是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是一位德国籍的神父。受天主教耶苏会的派遣，他于明朝天启二年(1622)来华传教，翌年抵北京。汤若望第一次声誉鹊起的原因是，准确预测到当年的日食。在3年后的9月，日食的日期又给他成功预测到，因此他的声名远播。徐光启和李之藻两大臣趁势向天启皇帝推介这洋人，阐述他在武器和天文学的成就。因此，他也颇受朝廷的重视。不过在 1627年，汤若望被派到西安传教，直到 1630年(崇祯三年)才返回北京。次年，他正式开登上两个朝代的政治舞台。
　　汤若望这次回京，除了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之职外，还进入历局成为徐光启的助手。他协助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仪器，成绩斐然，曾获崇祯特赐＂钦褒天学＂匾额一块。汤若望不仅是个天文学家，也是个军火专家。当时袁崇焕用来对抗清朝军队的＂红夷大炮＂就是他的杰作。所以他的名字在明朝和清朝之间享誉甚隆。
　　崇祯十七年(1644)，多尔衮打进北京城。汤若望上书请求保护。多尔衮早就知道他的大名，对他特别重视和礼遇。所以他的教堂内的一切，包括三千卷书籍以及《崇祯历书》刻板都得到妥善安置。及后，汤若望几次入宫讲解历法，还献上了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
　　改朝换代后，清朝要编制新历法来代替前王朝的日历。这件工作本是全由钦天监官员负责。但多尔衮多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的技术问题，这样做法引致许多官员和亲贵大臣的不满和阻挠。多尔衮不为所动，反而要主张大统历和历的钦天监官员和汤若望共同对当年八月日食时间进行测定。结果大统和两历都有偏差，而汤若望的＂西洋新法＂的测算结果丝毫不差。于是，汤若望制作的历法得以颁布施行，名为＂时宪历＂。不久，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即国家天文台台长。同时，他在军火方面的专长，也对清廷的军备作出一定的贡献。顺治四年(1647)他官至四品。再过两年，他获准在北京宣武门内建立天主教堂，并获赐白银一千两，以供建设所需。汤若望的声望红遍整个京城！
　　在清宫内，汤若望也是个红人。多尔衮对他十分敬重，给他超规格的待遇，如特别优待他不必每日朝见，并由内廷替他准备三餐等。还有孝庄太后让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玛法＂。在满语中，＂阿玛＂是父亲；＂玛法＂是爷爷。这样，论辈分，汤若望跟努尔哈赤同辈，比孝庄太后自己还高。为什么呢？据说，汤曾经治好了孝庄侄女(亦即后来顺治帝的皇后)的病。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孝庄对汤若望所传的天主教义很感兴趣，成为他的信徒，拜他为教父或义父(即今日天主教的代父)云。
　　顺治帝也为汤若望的博学所折服，对他极其崇拜，常常召他入宫讲解天文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对顺治来说，汤若望可以说是亦师亦友，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所以先后赐其：＂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等封号，官级更升至一品。到后来还下诏允许他＂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径入内廷，不循常例＂。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如此礼遇的臣子，汤若望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传教方面，汤若望也获得重大的进展。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帝御笔亲书＂通微佳境＂的匾额被悬挂于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汤若望还把顺治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竖立在教堂前面。这就等于默认了汤若望传教的自由，中国境内的传教士得到了保护。据云，入教群众达上万人。顺治十七年(1660)汤若望在一块赐给他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圣母堂，堂前树碑，以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这项殊荣，使汤的名望达到顶峰。
　　可是，盛极必衰，天下常理。汤若望的命运也逃不过这条规律。
　　就在这段时期，顺治在1661年驾崩，年仅八岁的康熙登基，由鳌拜等大臣辅政。他们都反对西洋学说，而中国历史学家更是处心积虑要夺回钦天监职位。因此，在康熙王朝的初期，大臣杨光先首先发表了《摘谬论》和《辟邪论》，内容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来批驳基督教义，又认为汤若望提议的历法是别有用心，是蔑视大清的恶毒之举。
　　到了 1664年，杨光先正式参劾。声言汤若望等传教士罪有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奏折中有段文字说，＂二十年间收徒逾百万，棋布中国，其意欲何为乎？＂。清廷公开审判此案，结果罪名成立，汤若望和五位钦天监的高级官员都被判处死刑。同时，汤的《时宪历》被废，清廷复用古历。由于孝庄太后直接干预此案，这时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才免一死。两年后的 1666年，汤若望在失望和痛苦中逝世。因为以前顺治所赐的墓地已被没收，教士们将其草草葬在他处。
　　康熙八年(1669)，鳌拜被灭，康熙亲掌政权。当年冬季即为逝世三年多的汤若望平反昭雪，归还墓地。还赐白银五百余两，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其后，康熙和孝庄太皇太后率领朝中大臣亲临墓地，按照中国礼俗，悼祭汤若望。这一举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于是，汤的所有名誉和封号都得到恢复。当时被处死的官员也同时得到了平反。翌年，《时宪历》(即沿用至今的农历)重新颁行，直至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