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产队长父亲

　　一
　　我的父亲生于1953年，家里三兄弟，排行老二。
　　从湖广填四川开始，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四川省重庆市铜梁县这个叫楠竹村廖家塆的小山坳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廖姓都消失不见了，房前屋后都是陈姓人家。往上三五辈，都是一个祖宗。
　　很好奇爷爷辈竟然没有一个男性主动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抑或是被刘湘抓了壮丁去。就算在一些缺粮的年份，似乎也很少听说族中有饿死的。因此这方圆几里的陈姓都波澜不惊的活了下来，当然都活得平庸无奇。
　　二
　　父亲13岁，小学念到五年级就戛然而止，运动开始了。很幸运汉字基本上认得全，其他啥也不会。
　　全国年轻人南征北战搞得轰轰烈烈，爷爷不准儿子们瞎掺和，摁在生产队的地里老老实实务农。因为大伯上过高中，农闲时间父亲将三国水浒、增广贤文之类大伯能寻到的书拣着读了一些。当然，主席的著作和语录自不在话下。
　　在后来跟他逐渐长大成人的俩儿子聊人生时，会适机提到诸葛亮的老婆人丑，或是朱元璋的马皇后脚大，并告诫儿子们不要太看重容貌。
　　当然，有些历史的边角料，也未见得是他从书上读来的，很有可能是在这大半生中跟他的亲哥和生活中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唠嗑时交流积攒而来。
　　三
　　到了1970年，父亲17岁了，干精火旺的年纪，挣那点工分确实吃不饱。凭着在地里刨出来的一身力气，父亲参加了民兵招募跑去修襄渝铁路。
　　因为有那么点小学文化，脑子也好使，除了挖隧道铺铁轨，还帮着记账派活。
　　对上到管事的精明干部、下到干活的本分汉子，父亲说话办事都有理有节，待人接物也公平周到。常常跟人聊些历史趣事，也是不带冷场。
　　到两年后民兵团建设任务完成回乡的时候，工程队的领导还不吝为父亲写了一封推荐信，大意是小伙子有些才干，可以培养。
　　除此之外，日复一日记账下来，父亲兼习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也是自豪了好些年。
　　四
　　1972年，父亲回到家中。
　　拿着红封印的推荐信，经过了乡里的面试审查，19岁的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
　　经过几年的折腾，农村里人心涣散，农事荒废，给生产队干活就是磨洋工，村里的粮食和财产总是捉襟见肘、左支右绌。
　　父亲借着在铁路工地习得的一点管事经验，组织社员大会提振士气，严格劳动考核落实奖惩。
　　那些偷懒耍滑的老油条日子难过了，挨了批评罚了工分，总想给父亲使绊子，但是又总找不到机会。
　　其一父亲是正规官派上的岗，其二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单挑也不虚，其三家里三兄弟关系亲密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好惹。
　　但是归根结底，父亲干起农活来总是冲在前面以身作则，评起工分又总是严于律己，就算自家兄弟也占不到生产队的一点便宜，让人挑不出毛病。慢慢的老油条们也就没了脾气，只好老老实实埋头干活。
　　这样干了一年两年，生产队的粮食连获丰收，社员的脸上也有了精神气儿。虽然离共同富裕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除了解决温饱，集体还有了盈余。在丘陵地带，田土散落分割，一禾一麦都是靠一锄一犁挖出来，实属不易。
　　五
　　凭着实干出来的成绩，也是借了十年运动中拂过的一阵和缓春风，上面对干出成绩的基层青年才俊也是关爱有加。父亲与乡上县上的领导混了个脸熟，时不时跑人领导家里求工作指导，兼聊三国。
　　父亲也是在这个时候习上了抽烟。毕竟基层工作纷繁芜杂，何以解忧，唯有焦油。
　　作为生产队长最风光的时候，父亲还在省里召开的大会上，向地委书记当面汇报了工作。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父亲的工作作派既让他赢得认可，也让他遭受打击。
　　有一段时间生产队地里的瓜果总是莫名其妙被偷。集体的东西，丢点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父亲眼里容不得沙子，带着几个信得过的社员，晚上悄悄埋伏在地里。守了几个晚上，终于把偷瓜人抓了个现行，竟然是村里一名有身份的人物。也许正是仗着这层特殊身份，觉得没人敢动他，才致于没了顾忌失了分寸。
　　父亲也没有把事情闹大，只是用学过的毛选狠狠的批评了偷瓜人一番，盘算了一下生产队的损失，象征性的扣了工分处罚。然而这事终究还是结下了梁子。
　　1974年，运动中的一场倒春寒袭来，这位社员首先跳出来＂揭发＂父亲的罪行。之前干活耍滑头被父亲教育过的社员看到时来运转，也纷纷加入讨伐阵营。这两年吃饱穿暖的社员没有人站出来帮父亲说句公道话，曾经私交甚笃的县乡领导也无暇自顾。
　　社员纠集起搞了几场群众批斗，幸而没有动武，只是各种信口栽赃。调查组下来查了一番，父亲两袖清得漏风，没查到半点依据。
　　然而21岁的父亲正血气方刚，想着为生产队日夜操劳为社员挣得一口饱饭，竟落得无端受此委屈，一气之下甩手不干了。
　　向前看，此时父亲上任生产队长不过两年有余。向后看，距离运动结束也仅两年。若是看1975年伟人复出调整风向整饬经济的时间点，仅仅只差几个月。
　　六
　　虽然没有走出过家乡，爷爷却一再叮嘱自己的儿子们：铜梁这个地方穷乡僻壤，几辈子也活不出个名堂，能出去就不要留下来。
　　1973年，老三送去参了军。
　　1977年，老大作为老三届参加高考去了大学。
　　父亲留在村里结婚生子，和母亲、奶奶一起操持农活，养育幼子，照顾健康欠佳的他的父亲。
　　老大在大学求学，老三在志愿兵任上，都无暇顾及家里。一直到1981年，爷爷最后的两年里瘫痪卧床，父亲也就没有出过远门。
　　实行了联产承包，地里的产出解决了家里的温饱，却覆盖不了一家子的开销用度。不能出远门，农闲时，父亲就在周边几个县做了些小买卖，像鸡蛋、猪肉这些当时还不太丰富的农产品，在合川、江津、北碚、铜梁这些县城间游走。没有赚到什么大钱，仅仅是补贴了一些家用。
　　七
　　1980年代，国内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大小儿子也相继进入学校。
　　农闲季节，村里的劳动力过剩，大部分既没有钱，也没有什么技能。父亲算是见过一点世面，也做过一些小买卖，自然而然的便和村里二三十来岁的青年人凑到一起做生意。
　　父亲就在里面担任总调度，去哪个地方进什么货、找哪个铁路段要车皮指标、拉到哪个地方批发、谁负责干什么活，甚至找乡里有名的易经先生挑出门日子，都是父亲一手安排。
　　没有钱，就从乡上信用社贷款。一人贷一两千块，凑到一起也有上万。如果这趟赚了，回来就连本带息一起还上；如果这趟亏了，还不上的部分就欠着等下趟。
　　进货的地方一般是四川的西昌、米易，山东的德州、泰安等地。也可能是这些地方的人普遍淳朴又豪爽，父亲的酒量也渐渐的大起来。
　　他们找当地的农户把大蒜、土豆之类一筐筐收购上来，凑成整火车皮，发到北京、有时候也发到西安、济南等地的批发市场，批发给中小商贩拿去做二道批发或是做零售。
　　父亲每趟生意出门，短则两月，长则四月。
　　赚了钱回家就整修房屋、添置家具或者给我们添些学习用品。就算没赚钱或者蚀了本，父亲也会不忘买些新奇的玩意给我们哥俩，比如从泰山买的大理石镇纸、在北京邮币市场买的外国邮票。
　　八
　　然而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父亲每次回来给我们娓娓道来这趟生意中间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和形形色色的人，至今还有好些事像亲眼所见一般历历在目。
　　说是一次，父亲将上千现金卷在蛇皮口袋里去收货。登上绿皮车，因为路途也不远，脏兮兮的蛇皮口袋又不好放，父亲和同行的生意伙伴两人便靠在车厢的接头处抽烟摆龙门阵，蛇皮口袋就扔在脚边。那时的绿皮车走走停停，见站停车，上来了几个本地衣着的壮汉。
　　那个年代老百姓穷，有干正经生意的，专事偷抢的也不少。
　　父亲一看几人神色不对、四下在搜寻目标，就给了伙伴一个眼神，两人提高了警惕。果然，几人搜着搜着就转到了父亲两人身边，上下打量一番，用听不懂的方言沟通了几句，竟然不走了。
　　父亲暗暗叫苦，然后迅速的镇定下来，既不能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盯着脚边的蛇皮袋，也不能跟那帮人对视。装着若无其事的把老式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上的四个大口袋掏了个底朝天出来，用都听得懂的四川话跟伙伴问道，那边联系好了没有，要来人接我们，不然住店的钱都没得了。
　　伙伴心领神会，也慢悠悠的把几个荷包一一翻出来看，愁眉苦脸的回道，应该会来接，不然硬是要睡大街了。
　　就这样一番表演，那几个壮汉又用方言嘀咕了一番，见两人如此穷酸，便往下一个车厢去了。
　　九
　　又一次，父亲几人收了几车皮土豆，在火车站等调度中心安排发货。那时正赶上阴雨天，土豆受了潮，得赶紧运到站卸下来通风，不然就要霉烂。
　　本来排好的车次，调度员却不给安排，一问便是车皮紧张等明天。
　　那个时候，运力稀缺，列车货运调度员掌管着车皮调度大权。个别调度员就是仗着这个大权要好处费。面子还得要，不给你直言。你要脑子不开窍就得傻等。
　　这样连等了两天，父亲明白遇上坏茬子了。然而以父亲的性子，车次是提前约好的，有理走遍天下，行贿是不可能行贿的。
　　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管制刀具，社会也不像现在这样安定，几个年轻人出门做生意都是随身带着刀子防身的。几个合伙的小年轻被个调度员这么明着欺负，吵着要抄刀子上门收拾他，人家里住址都打听好了。
　　父亲叫上合伙人开了个小会，讲了三点。第一，刀子可以带上；第二，绝不能动粗；第三，其他一切听我招呼行事。然后就带着几个小伙上调度员家里去了。
　　刚敲门人家以为是送钱来，结果门一开几个小伙径自进屋找地方，或坐或站，刀子要么鼓鼓的别在腰上，要么拿手里剔着指甲缝。
　　父亲负责跟调度员交涉，好兄弟，你看我们安排好的车次，货都装车停站里两三天了，再不发走就烂这儿了。我的兄弟们都是贷款出来做生意的，这趟要是亏了怕不好回家交待…
　　没等父亲说完，调度员连忙道歉，实在不好意思哥，不是我不给你安排，确实这几天运力太紧张。哥你别急，我马上给你查下车次。
　　于是当天就把货发走了。
　　十
　　由于一直做的农产品生意，父亲的生意经不少跟蛇皮口袋有联系。
　　一次父亲又将卖完大蒜来不及存的现金卷在两大捆蛇皮袋里。到了晚上只身找了个小旅馆，衣兜里的钱还不够付住店的押金。
　　要付钱只能拆蛇皮袋，但是这事不仅费力气，重点是只身一人这大晚上的，钱财露白是件挺危险的事。
　　父亲跟店家说，钱没带够，明天早上生意伙计过来结账。我呢身上也没啥值钱的东西，这两捆蛇皮袋虽然不值几个钱，抵房费应该勉强够。这样子，把这蛇皮袋搁你柜台上抵押金，明早伙计来结了账再还我。
　　店家瞅了瞅这么两大捆，虽然裹了不少泥土印子，看上去还算完好，也挺干脆的答应了，让父亲拎到柜台最里面角落里放着，别碍着事。
　　于是父亲不仅住了店、赊了餐酒菜吃，还让店家帮他看守了一夜的钱财，这比搁到自己房间里提心吊胆的守一晚上可轻松多了。
　　睡了一宿好觉，等天大亮了，父亲才到柜台里将蛇皮袋拎出来，不紧不慢的拆开。
　　看到从破烂里掏出的一卷钞票，店家惊得连连摇头，你这哪里是没带钱，这钱都够住几个月了，搁我这儿你竟也睡得着觉，没见过胆子像你这么大的。
　　父亲这出空城计唱得不错，不过也是情势所迫。他也经常教育我们，做事就是要胆大心细。
　　十一
　　那时通讯不发达，行情传递都得靠电报，电报内容要尽可能简短，毕竟每个字都要算钱。
　　几个农民合伙，既没有供应链的话语权，也没有销售端的定价权，农产品生意行情又很不稳定，获取市场信息也不够及时和完整，因此生意总是有赚也有亏，并不能完全在父亲的掌控之中。
　　所以也可以理解每次出门看日子都要请易经先生，三分天注定的事，只好让它交给玄学。
　　有一年父亲他们将货从山东拉到北京，没料到遇上连续多日阴雨天气，当地的客商都不怎么出门。市场上冷冷清清不说，每天还有同行源源不断的货拉进市场，价格一跌再跌仍无人问津。
　　父亲一刻没闲着，请在几个地方生意上结交的朋友每天都帮忙跑市场看行情。最后瞅着重庆的行情还行，果断找车皮把货拉回重庆市场。这样折腾一圈下来，利润都付了运费和耗损，好在没有蚀太多本。据说那年在北京犹豫不决等天老爷放晴的好多同行都亏得很惨。
　　十二
　　行商的生意不好做，坐贾的机会就来了。
　　经常跑北京，一来二去父亲跟批发市场管理处的人混得熟了。1988年，市场搞扩建，管理处的人建议父亲买两个铺子。铺子价格不菲不说，还很抢手。父亲琢磨了一阵，最终没有下手。
　　原因可能有多方面的。做行商走南闯北、调兵遣将，上兵伐谋，父亲擅长的是动脑子、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买了铺子就得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起早贪黑，跟更多的小商小贩去斤斤计较。
　　套用时下的模式，本来干的C2B要换成B2C，有点像1688要换成淘宝。根在重庆，举家迁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毕竟买铺子就要先欠下一笔债。
　　关于这件事，父亲只提过两次。最近一次是近两年，父亲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抉择时说，这应该是最遗憾的一次错失机会。
　　毕竟，那是在北京的新发地。
　　十三
　　进入90年代，大的商人已经形成规模化。许多坐贾行商连为一体，手中有铺的商人甚至自建生产基地完成了商业链条的闭环打造。小打小闹没有了成本优势，生意越发难做了。
　　原来一起做生意的同乡陆续找了新的门路。有的套上白大褂拎上医用工具箱当起了＂牙医＂，有的学了驾照贷款买车跑起了运输生意，有的南下广东做起了产业工人。
　　父亲拣拾起过去的小买卖，有时候下种季节，就在乡场上卖点土豆种。记得有时学校假期，一家三代出动帮父亲看场子，防人浑水摸鱼了去。
　　那时父亲的三弟早已经转业在市里安了家，在工作之外立了个酒水批发的铺子让父亲去主持。当初重庆城还是山城啤酒的天下，火锅流行三拖一。酒水批发的生意跟火锅一样热火朝天，尽管竞争不小，但是同行之间总是一边打一边合，生意都还过得去。三弟负责搞定供应关系和同行协议，二哥负责跟同行暗中较劲挖终端墙角。
　　然而两兄弟人生经历大相径庭。一个十几岁便在外行走不受人约束，爱讲江湖义气；一个十几岁便入伍进入＂职场＂，跟领导学了很多职场规矩。
　　其他的事上，两兄弟都还互相谦让，但是终于在一个事情上较上了劲。靠着酒水生意，啤酒可以放开喝，三弟也不管。但是二哥要喝白酒，三弟就不同意。
　　父亲不愿意受约束，一怒之下不干了。
　　十四
　　90年代后期，城市大兴土木。
　　曾经有几年，父亲帮着做包工头的表侄带班。招工、分派工作、记账、收发材料、发工资…打理一应事务。40多岁，父亲体力拼不过干活的工人了，但是脑子清楚，工地上的一应麻烦事父亲总有办法。
　　有的重车司机知道父亲好抽烟，塞两包华子给父亲，拉的土石方想瞒混多报两车。父亲把烟塞回去，还倒给人递上一颗烟。我的烟便宜，将就着抽，土石方数该多少多少，也不会少你的。司机也不会难堪，试过两次知道父亲脾气，也就放弃念想。
　　工地上的施工员不少是学土木的大学生，跟文化不高的工人聊不到一起去。有时施工员遇到难题了，父亲却能凭着在工地上天天见识来的经验，和着小学那点几何知识帮忙出些主意。工作之外跟施工员谈古论今，让人拿不准这大哥到底是什么学历。
　　招徕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同乡，有时候拖欠了工资，父亲会出面给工人解释。工人也服气，不会紧着追讨。
　　那时我已上高中。有时寒暑假，父亲会安排我上工地。也不是干活，就光让我看看他和工人们工作，和大伙儿一起吃大锅饭，在未竣工的清水楼层里铺上床板就是个临时的居所。
　　父亲常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让我体验工地生活，是希望我好好考大学，以后挣轻松些的钱吧。
　　带班的工钱和工人差不多，父亲比较知足，毕竟人家干的是体力活，他只是动动脑子。
　　我曾问过父亲，你把工地的管理工作干完了，好多工人也是你招来的，为啥不自己出来拉个摊子。
　　父亲说，给你表哥打工，就不能抢表哥的生意。
　　十五
　　1993年，我上初中，我哥上高中，都是住校。
　　父亲当时的小生意，要支持两个儿子上学有些捉襟见肘。
　　县里只有一所重高（重点高中），上重高就意味着一只脚跨进了大学校门，而普高是个未知数。
　　当时还算不错的镇初中，只有5%能上中专，10%能上重高。我哥考重高差了一点，读了镇上的普高。
　　我念初一那年十一月的一天，正上着课，哥穿着一身绿军装来学校看我。他已入伍，就要出发了。
　　我知道，父亲提到过的＂舍卒保车＂变成真的了。
　　哥在部队的几年吃了不少苦，有些可能后来我们都没有谈及，但是我能感觉到。
　　在服役中间，哥给首长当了一年警卫员。任务结束时首长给哥指了三条路，上策考军校，中策转志愿兵学电工，下策学驾驶到期退役。
　　哥选择了学驾驶。
　　那时农村安装一部电话需要两三千，也就没有普及。如果能打电话聊一下，父亲应该会有不同的意见。
　　然而哥未必会听，可能吃了几年的苦，厌倦了吧。
　　十六
　　1996年，我上了重高。高三那年冬天，得了肺炎。
　　辗转几个医院，从青霉素用到头孢，各种抗生素试了都控制不好。
　　后来转到重医附一院，医生一面开病危通知书，一面回过头来重新用青霉素，病况奇迹般的好转了。
　　转院的代价是只能报销一小部分费用，哥将复员回来后打工挣的几千块钱都交给父亲给我治疗。
　　我们哥俩和父亲站在住院部外的黄桷树下，父亲说，明年要上大学，我得把烟戒了。
　　知道父亲的生意没挣到什么钱，偶尔问起，父亲总是说，二少爷，家里的经济不要你管，只管读书。
　　每年暑期看电视里面的高考招生，总会重点关注复旦、同济。但是从未与父亲认真谈及。
　　经此一病，内心不免惶惶。
　　1996年开始大学提高学费，不再分配工作。1999年，大学扩招，高考改革。我们这一届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少有的考后估分填志愿。
　　考试完跟父亲谈及志愿，父亲说，重庆有个防空学院了解一下。高中三年里压根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知道父亲的意思，一是免学费，二是出来有工作。
　　没想到不用操心家里的经济真是一出空城计，有史以来第一次跟父亲大吵一架，当然吵架只是我单方的。父亲只是说，二少爷，我只是让你了解一下，并不是让你就要报这个。
　　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提前批，不要学费，包分配工作，选了一所稳操胜券的学校。
　　十七
　　高考揭榜，超常发挥了，除了专业，学校随意。
　　开学得比较早，后来父亲领了高中学校发的五百块奖金，给外公包了红包分享了喜悦。
　　大概是1999年前后，父亲也没去工地了。舅舅出门打工，留下村里的房子和商店，村里的留守人员总是聚到一起打麻将。父母就搬到舅舅家住下，照看一下商店和麻将馆，一个月有些收入，加上自己种点粮食蔬菜，日子就这么过着。
　　2002年，家乡安置三峡移民。父亲和一家移民谈好，将家里的老房子和土地转让了。然而更多是名义上的，移民为了拿到补贴，总是需要有个安居的凭据。很多人只是落了一下脚，就跟着子女迁徙去了其他地方。
　　后来很多原住村民又想方设法把房子转回自己名下，父亲没有要拿回产权证，而是将户口转到了县城。
　　从此，哥已成家独立，我也看得到未来，父亲终于和他的大哥三弟一样，至少在户籍上摆脱了日渐凋零的农村。
　　落在廖家湾的老房子就这么荒废着，慢慢朽烂掉了。
　　十八
　　2003年，我临近毕业，真不想继续一眼看到底的未来了。
　　22岁，终于有了勇气换条路走。
　　突然的变故令父亲猝不及防，在床上躺了几天，一夜白头。
　　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父亲经常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要太看重财富，有碗稀饭喝就行了。说多了，我们也懒得反驳。
　　曾经跟母亲聊起父亲在90年代后期那些年的变化，母亲给我说，父亲找人算过命，说他只能活到四十九岁。所以也慢慢理解了那些年父亲提前躺平的状态。
　　而被我的折腾又惊又气到一夜白头的时候，父亲虚岁五十，实岁正好四十九。
　　十九
　　父亲五十以后，更加干不了什么体力活。农村人陆陆续续迁往了城里，剩下的人打麻将爱往新上任的生产队长家跑。舅舅的商店和麻将生意日渐没落。
　　农村的房子卖了，也办不了退耕还林的补贴。父亲间隙给一些包工的同乡管管工地，攒了点钱给自己买了社保。原来只是名义上的城镇户口，六十五岁以后每个月终于可以领到固定工资了。
　　刚进社会的几年，我也顾不上父亲。哥嫂也一度到广东打工。父母、哥、我，就像三条平行线。
　　2010年，我在成都，哥在铜梁，各自买了房。父亲念叨着背那么多的债，比我哥俩还焦虑。
　　2018年，我创业遇到点波折，开车载着父亲和哥跑了一趟若尔盖散心。路上又聊到了房子。舅舅打工多年，虽然帮着我的表兄弟在城里安了家，抱了孙子，但总是要回老家的。我哥一双儿女，房子也偏小。
　　从若尔盖回到铜梁，我拿出创业折腾剩下的钱，全款给父母买了套小户型。哥也在同一个小区升级了个大户型。
　　尽管父亲仍然为我们担着房贷摇头不已。
　　二十
　　2018年冬天，六十五岁的父亲患了膀胱癌。
　　查了资料，膀胱癌跟长期抽烟史有关系。
　　我在杭州出差。
　　父亲说，没关系小手术，你忙工作不用回来。
　　做完手术，父亲听医生的话，总算是把烟戒掉了。
　　尾声
　　从若尔盖回铜梁的路上，父亲答应写一写自己，一个小老百姓的回忆录。
　　然而癌症之后，健康愈况不佳，每天靠药物维持，回忆录一事便此搁置。
　　明年父亲就七十了，而我也已过不惑之年。怕有些记忆会模糊，总想写点什么记录一下我的父亲。
　　于是有了此文。
　　父亲没有活成我的榜样，儿子也没有活成你的骄傲。
　　可是你们顶着计划生育的压力生下了我，拼尽力气抚养我们长大，希望父亲母亲身体健康，未来的日子，云淡风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