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为何会出现爆炸式增长，从7000万激增至4亿，原因很简单

　　位于中国西南方的印度与中国西藏接壤，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建立著名的孔雀王朝。由于印度在梵语中有＂月亮＂的意思，所以又称＂月亮之国＂。
　　印度拥有100多个民族，除了恒河水以及摩托车多人表演闻名于世以外，不得不提的就是种姓制度。极其森严的种姓制度是印度的特有产物，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雅安人的迁入。
　　在种姓制度之下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非常缜密，甚至可以称之为严苛，时常引发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而见诸报端。不同种姓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这样分工是难以逾越的。
　　苛刻制度，限制百姓人身
　　六百多年前，朱元璋也曾经制定类似印度种姓的户籍制度。朱元璋以职业为根据划分大明百姓的户籍，农民被划为民户且只能世代为农，祖祖辈辈都要种地，向朝廷缴纳农业税。
　　军人是军户，手工业者则是匠户，他们与民户一样，其后代子孙世世代代都要从事祖辈的事业。在没有特许的情况下，是绝对很难脱离自身户籍的，是自出生便拷下的枷锁。
　　朱元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革，是因为他认为当初元朝统治下的百姓能随意切换职业身份，不利于管理，元朝亦因此农民起义不断，对社会治安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明朝百姓若远行超出一百里，则必须到官府开路引，没有路引的会被当作流民逮捕。明朝法令还规定，农民平日活动范围不出一里者，早出晚归，邻里之间也要互相监督。
　　假如对明朝百姓进行一次关于幸福感的街头访问，百姓们会有怎样的回答呢？光是严格的户籍制度就是一道难以挣脱的束缚，更别提吏治腐败、阶级矛盾以及苛重的赋税。
　　与历朝历代开国之初一样，朱元璋采用了始于西周末年的人头税法制。明朝后期，＂一条鞭法＂试图将征税的对象转向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将人丁税摊入土地税。
　　＂一条鞭法＂合并了部分税收种类，却并没有明确规定每年的丁税总额，以至于官吏为敛财而随意增加丁税额，但明朝的地主和官僚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同时，又拥有优免税收的特权。不彻底的改革，弊端频现
　　明末，朝廷又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增加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近20项。据地方志记载，一名底层明朝百姓要缴纳的其中包括夏税、秋粮、马草、力差、听差等等。
　　明朝统治阶层漠视民生，不断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迫之下，寻常百姓家谁敢多生孩子？
　　中国自西汉以来就一直征收丁税，这对百姓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交不起丁税的百姓要么举家逃离隐匿山林，要么是直接瞒报，甚至出现＂生子不举＂的现象。
　　百姓家每多生一个孩子，每年就要多缴纳一大笔的丁税。哪怕生再多的孩子，可受自身的户籍所限，很多百姓的后代子孙仍是难有出头之日。
　　随着明朝的日渐衰败，天灾与明末的动乱导致人口锐减。公元1661年，清朝估算全国人口约为6500万至7000万，恢复民生成为康熙皇帝面临的首要问题。
　　顺治作为清兵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沿袭明朝的＂一条鞭法＂，规定凡是记录在籍的16岁至60岁男子都要缴纳丁税，但每人具体征收的丁税额是多少则由地方官府决定。
　　公元1651年开始，清朝开始进行丁口统计，以便征收丁银时有据可依，但地主、乡绅、官吏等都刻意隐匿人口，更有不堪重负者直接选择逃亡，这些人逃掉的税便摊给了未逃丁税的人。
　　人丁税的征收不只加重社会矛盾，还引发百姓逃亡，造成社会动荡。公元1712年，康熙颁布＂永不加赋＂的政令，以1712年统计的人口数量为依据征收丁税，此后增加的人丁皆不再收税。
　　康熙规定＂永不加赋＂，但各地丁税征收标准仍未统一。朝廷规定人丁不足的可以让人丁多的来＂顶补＂，乡绅官吏却利用＂顶补＂将丁银强行摊派在农民头上。废除人头税，释放生育压力
　　康熙朝的户部尚书赵申乔在任浙江布政使时，曾经痛批当时施行的赋役是虐政，令百姓生活憔悴困苦，其中最祸害百姓的就是私自摊派丁银。康熙末年在四川、广东试行＂摊丁入亩＂之后，但阻力甚巨。
　　雍正于公元1724年在河北强力推行将丁税摊入土地税，其执行标准是每地赋一两税银，摊丁银二钱二里。
　　公元1731年，全国大部分省及地区都实行摊丁入亩，而山西、贵州等省是到乾隆中期后才落实此项税收新政，但雍正在位期间切实实现了＂摊丁入亩＂的普及。
　　雍正废除了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人头税，富人手里的田产多，需要缴纳的赋税就多，农民则不然。无须缴纳丁税的情况下，农民多生孩子等于给家里增加劳动力。
　　丁税摊入土地税之后，人口编审制度也随之取消，明朝勒在百姓身上的那条绳松动了，人头税的废除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的生育压力，农民也无需想方设法隐匿人口。
　　税收政策的放宽，促进百姓生育的积极性，但如何养活增长的人口也是无法忽视的问题，必须保障粮食的供给。
　　明末时期，红薯、玉米、土豆等农作物引入中国，这些农作物生长周期短，产量和成活率都很高，在清初已经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降低百姓的生存压力。
　　鸦片战争爆发的公元1840年，清朝全国人口统计达4亿12810万人，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前所未见的生育高峰。此时距离康熙宣布＂永不加赋＂仅仅过去128年。
　　这一场税收改革是康乾盛世其中一项主要成就，令社会更加公平，只有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百姓才会有意欲生育二胎甚至三胎，古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