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之祀

　　好端端的东都洛阳被毁，西都长安被烧，再一次烧出了汉王朝体制之＂痛＂。其实东汉并非中央集权制，2500多平方公里疆域，朝廷的治理手段一是军事征剿，但它没有军队，而是通过发布号令，指挥调动军队；二是吏治，即对朝廷三公九卿和郡国官员的任免，地方管理则由这些官员自行决断。这就容易出现令行不止、拥兵自重的窘境。从士族到贵族，再到＂寡头＂，前有董卓、袁绍，后有曹操，莫不如此。
　　汉献帝＂圣德伟茂，规矩貌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有周成之懿。＂
　　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认识汉献帝，认为他令不出宫门、政不出左右，甚至从未见他有真正的决策旨意。实际上他号令全国、勤于政事的手段并不在前任父辈之下，无奈贵族势力割据，缺乏共识和威权，朝小野大。刘协本有底蕴，想当初登基之时，＂圣德伟茂，规矩貌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有周成之懿。＂也有奋发，面对李榷、郭汜初乱，也曾登宣平城楼大声喝止：＂卿等放兵纵横，究怀何意？＂更有长安城灾荒之年，赈济灾民，宫门前安置粥棚的忧民情怀。这时候的汉献帝更是只身出朝，历经艰难险阻，还都东京。
　　虽然出了长安，却发现前无接引，后有追兵。直落得内臣流离，后宫被虐，所有御物国籍抛弃殆尽，单剩得帝后两车，辛有近臣伏完、董承保护，由孟津渡黄河逃至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此时已无处栖身，没奈何露宿郊野。从金枝玉叶到丧家之犬，可怜见地，献帝自己住的是篱笆荆棘，门无关闭。群臣议事在茅草房内，甚至所授官印，也是用铁锥简单画出来，字迹模糊便及颁发。
　　一边是新婚的妻子伏后，一边是黄河北的旷野，虽然惊险，但犹如初出樊笼，在安邑呼吸到了自主的空气，也割除了外官牵制。河内太守张扬，河东太守王邑，听到献帝蒙尘的消息，驻守野王的张扬派人送来米面，王邑派人送来布帛。这时候的献帝手里只有空头支票，那就是封官许愿，他毫不犹豫地封张扬为安国将军，王邑位列侯爵。
　　东汉最后一位皇帝，在位三十二年，被迫退位。
　　真正的生猛，那是要用血来祭祀的。有人说汉朝是一个盛世，在刘协为帝的时代，更不乏英才辈出，从三国的刘备、关羽、张飞，到孙坚、孙策，从董卓、袁绍，到曹魏诸将，哪一个没有手刃过对手？哪一个没有见过喷溅的鲜血？所以，后汉的天空是弥漫着血腥的天空。男有吕布，女有貂蝉，有血性的忠烈，也有血性的鬼魅。
　　但是，刘协恰恰缺少了那么一种野性，他的手上没有血，他内心的忧和善，他的为君之道在这样的群雄乱世，恰恰是一种软弱，是豺狼登堂入室、兴师问罪的借口。
　　应该指出，也许正是没有集权的禁锢，宫廷之外，早已众星璀璨，波澜壮阔。除了政治上的三国鼎立、群雄割据，文学上以建安七子为主流的＂建安文学＂，军事上一些著名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渭南之战，科技民生上建安三神医华佗、张仲景和董奉都在这一时期。刘协个人在这样的时代，最后以禅让谢幕，让人唏嘘无能，还是让人礼赞文化开明？我想，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这又有什么，岂不都是在汉家舞台上演的吗？而这个舞台的主人正是汉献帝刘协。
　　从深宫后院到布衣草民，谁也没有汉献帝的落差大，谁也没有汉献帝的感触深，谁也没有汉献帝的含辛茹苦，从单骑东归到后来宁愿被挟持，落得安定和体面，以江山换平安，蒙上了一层失败的人生灰色，而他的澹泊宁静回归平凡，又为山阳国的乌托邦奠定了亲民的亮色。
　　汉献帝刘协退位后，他的山阳国封地其境域应包括今河南焦作市区和修武县西部、北部，国都浊鹿城
　　汉献帝刘协退位后，他的山阳国封地其境域应包括今河南焦作市区和修武县西部、北部，国都浊鹿城，应在今天的焦作修武五里塬。除城址台地外，还残存有高五六米、长数百米的西城墙，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作家马伯庸说:＂刘协本人资质并不差，也曾试着奋力反抗，重振汉室荣光。奈何天不佑汉。从史书上对他有限的记载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位末代帝王聪慧、倔强、痛苦和不甘心。倘若他生在治世，未尝不是个文、景、明、章那样的明君。可惜他生不逢时，陷于乱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汉室沦亡。曹魏给他议定的谥号是献，聪明睿哲曰献，知质有圣曰献，算是个公允的评价。＂
　　刘协和他的那个时代在怀川大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留下必须反复思考、证明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正面回答。
　　问题一：汉王朝在刘协手里是怎么断送的？我们写来道来，一路铺陈，献帝既有皇位先天不足，也有汉王朝体制的不足，外官是推到它的直接根源。所谓＂外官＂，就是封建时期的贵族和士族统治，这些藩镇诸侯不但拥有财政、人事、地方发展权，甚至拥有军事指挥权，魏、蜀、吴就是壮大的权贵。拥兵自重，甚至以下犯上就不失为汉民族朝代更迭的一大宿命。美国人戴维.约翰逊曾经系统研究中国先秦到宋朝 这段历史，以官吏治国的＂官僚政治＂和以门阀士族为基础的＂贵族政治＂，两种模式相互博弈与融合。宋以后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上升，才逐步削弱贵族、藩镇力量。 在中国，适度的强权、集权未必是一件坏事。
　　问题二：汉献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刘协无疑并不昏庸无能，这是许多史学家的基本共识，相反，他是一个勤明贤能的皇帝，甚至是开明君主。但他的不足和局限在于：一是没有接过改革的大旗，快速削弱外官，相反延续前朝体例，毁于外官势力。二是他的和平新政，绥靖软弱，他的手段和个性更像当代的戈尔巴乔夫，因为一场轻率的改革断送了前苏联帝国，也断送了自己。所以，因时因事，在正确的时候干正确的事何等重要。
　　问题三：汉献帝东汉，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汉献帝九岁即位，在位三十二年，与他个人的平凡、悲戚相对，汉末尤其是建安25年，是中国历史流光溢彩的时代。不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我们要肯定建安辉煌，也要肯定汉献帝的丰功厥伟，这才是对历史人物的正确定位。
　　问题四：怎么看待中国历史朝代的禅让？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暴力摧毁，另一种就是和平递让。禅让也是一种痛苦，但避免了生灵涂炭、种族灭绝、百姓遭殃，也避免了对国家机器的破坏。所以，禅让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历史一种成功的权力特征，值得肯定、研究，对现当代中国特色顶层权力架构，值得借鉴。一种为禅让，尧、舜、禹的时代更迭是颂扬和肯定的，一种是晋末、明末为外夷挟持的降让，后者事实上是被骂名的。即使满清逊位民国，也是一种禅让，绝非苏维埃大炮轰开的冬宫。我们且不说这种历史评价的对错，只说刘协的禅让，一方面保证了汉民族的嬗变传承，另一方面从这次禅让的时代影响看，我们说它是积极的，符合孔子所说的仁爱，是值得肯定的褒益之举，应与总结。
　　立在汉献帝陵，透过一蓬蒿草和残树，我们看见一个灵魂，一个在历史上隐隐绰绰、模糊不清的东汉末代皇帝，禁锢与抗争、人性与君权的清晰身影。看见一个活的灵魂，正与我们一起共舞。
　　云台山百家岩，他经常回望东汉洛阳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