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和东吴都能多次恩赦，诸葛亮为什么却很少做这种事情？

　　古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常会用到＂大赦天下＂的手段。《尚书·吕刑》中也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的说法，可见在上古时期，宥赦制度便初具初始形态了。
　　所谓＂赦＂，即免除刑罚，大赦天下只是其中一项;此外还有＂曲赦＂，即赦免部分地区罪犯的刑罚。至于＂宥＂，则取＂宽宥＂之意，意为减轻刑罚，从宽处理，如朝廷发＂德音＂，就是对重刑犯进行减刑、对轻罪者进行释放。
　　两汉以来，儒学大兴，据相关统计，两汉共赦218次。及至汉末三国，无论是曹魏、东吴，还是诸葛亮之后的蜀汉，皆曾多次恩赦。唯独诸葛亮执政期间，却极少言赦，只有蜀主刘禅即位当年才出现了一次。诸葛亮气度恢宏，世所共知，可他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一、诸葛亮＂赦不妄下＂
　　诸葛亮对大赦的态度，见于《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丞相亮时, 有言公惜赦者, 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宜于治!’＂
　　诸葛亮出身名门，通晓儒学经典，但又不是一个标准＂儒生＂。其一生所学庞杂，颇有法家、名家、纵横家、道家等学说的影子。在蜀地时，诸葛亮曾担任太子刘禅的老师，为其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等各家典籍，还传到了刘备耳中。申不害、韩非子为先秦时期的法家代表，管仲又是诸葛亮的＂偶像＂之一，诸葛亮不言赦的做法，显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韩非子曾云：＂今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自古以来，刑与法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措施。一旦国家疏于刑罚，习惯用大赦来维护其统治，奸邪之人就会趁机作乱，侵吞良善之人的利益。换言之，国家频繁宥赦，小人犯罪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而这种约束一旦降低，拥有权力与武力的豪强地主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公然践踏法律。时间一长，不仅会导致社会动荡混乱，也会大大降低官府的公信力。
　　这绝非是妄言。东汉桓帝时，社会昏暗，朝堂不得不经常大赦，以达到树立恩德、强化皇权的作用。当时，有个名叫张成的术士，因＂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其实，所谓的＂占卜＂只是一种借口，按范晔《后汉书》与《太平御览》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张成正是宦官集团的附庸。利用自身职业的特殊性，张成可以轻松接触到把持朝政的宦官，然后利用＂大赦＂做文章，或攫取私利，或杀人泄愤。
　　面对这种行为，别说其他人了，就连陈纪、郑玄这样的儒道宗师，都＂曾不语赦＂。而这，正是诸葛亮用来反驳朝臣的一个有利论据。此处所言＂不言赦＂，正是刘备与他共同制定的基本国策，不容动摇。君不见，刘表、刘璋虽然善待部属，但仍有不少豪强暗藏异心，意图颠覆他们的统治，以致政局愈乱。
　　《管子》云：＂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胜其福。＂诸葛亮自比管仲，深受其说影响，对此观点深以为然。裴松之注引＂郭冲条亮五事＂其一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诚然，诸葛亮以法治蜀，招致了不少非议，就连法正都劝说过他。然而，诸葛亮始终都认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并再次强调了＂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的观点。
　　这种颇有法家手段的执政理念，与曹操25年未曾一赦倒有异曲同工之妙。说白了，东汉后期以来，日益膨胀的豪门大族已掌握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资源。魏、蜀、吴三国建立时，虽得到了豪族地主的支持，但为了巩固皇权，曹刘孙三家也仍要采取各种办法对其进行抑制。
　　这是因为：频繁的大赦，显然会破坏法制的公平;而法纪一旦松弛，就会助长这些豪门大族的嚣张气焰。乱世须用重刑，为今之计，只有一视同仁，限制他们利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来干预社会的正常运行。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
　　二、蜀汉后期何以大赦
　　蜀汉自建立以来，到诸葛亮去世，期间只有两次大赦。一次是刘备登基，一次是刘禅登基。从某种程度而言，大赦其实是皇帝的特权，是他们用来强化皇权、彰显自身权威的关键手段。故天子践祚，常通过大赦天下来表现其统治力。
　　也正因大赦是皇帝的＂专利＂，所以诸葛亮就算想要大赦，也不能＂越俎代庖＂，直接跨过刘禅来做决定。在此情形之下，诸葛亮才会搬出先帝刘备为他＂背书＂，以证明其无意染指＂大赦＂这项权柄。只可惜，诸葛亮去世后，开始掌权的刘禅并没有他这种强力手腕掌控朝局。故在此之后，蜀汉便经常见到大赦了。
　　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共进行了十二次大赦。且不难看出，伴随着大赦而进行的，是一次次的政治、军事行动或星象灾异。这不由令人联想到，东汉后期桓、灵二帝在位时，朝政渐乱，皇帝几乎一年一赦，如此高的宥赦频率，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政治的黑暗。同理可知，蜀汉后期的大赦，亦是刘禅对益州本土势力的一种变相妥协。
　　陈祗、董厥、诸葛瞻执政期间，＂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以致政刑失和，人心向背，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土著势力抬头，并趁机鼓吹＂投降论＂，引起朝局内外一片动荡。
　　在此情形之下，蜀汉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执政长官与地方大族、平民百姓与大族之间的矛盾，都需要一次次的大赦来进行暂时性的缓解。而这，正是刘禅不得不频繁使用恩赦手段的根源所在。
　　只不过，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虽暂时缓和了政局，却在无形中再次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益州土著更加肆无忌惮，进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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