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

　　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载泽告诉慈禧，可以借助＂立宪＂把权力从地方督抚手里夺回来＂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其实很有诚意。
　　但引用者们忽略或者故意无视了载泽这句话的背景。1905年，慈禧派了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自该密折。引用者往往只顾着拿这句＂名言＂来证明清末新政的诚意，却忘了去领会载泽为什么会得出＂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这样一个结论。个中逻辑，其实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
　　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 [注: 或称＂虚君共和＂，是一种国家的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 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泽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从地方督抚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但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完全是错的这个逻辑显然是错的。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八个字;至于＂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则是不一定的事情。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明治维新 [注: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抗。] 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就君主立宪的客观需求而言，天皇确实需要增强一些权力，清廷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如此荒谬，其＂名言＂——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自然也说明不了清廷有多少改革诚意。
　　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这种特殊历史现象，只会出现在日本近代那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载泽以日本作为立宪可以＂巩固君权＂的有力证据，其见识之浅陋，可见一斑。但吊诡的是，恰恰是载泽这份浅陋乃至荒谬的密折，打动了慈禧。究其原因，一者，载泽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则是光绪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二者，慈禧本来对立宪知之甚少，一直担心立宪会损害君权;自庚子年体验了一把督抚们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筹划＂东南互保＂后，削弱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又一直是她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载泽密折里一番天花乱坠，不但极大地消解了慈禧的戒心，还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故而，载泽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的实质性内容由此开启。载泽也一度被时誉称颂为立宪的＂开幕元勋＂。
　　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 [注: 伊藤博文(1840——1909年)，长洲藩人，生于日本天保十一年，幼名利助后改俊辅，又改博文，号春亩。生父为一农民,名林十藏。] 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1905年受命出洋，载泽的任务是＂考察各国政治＂，并不专为＂考察立宪＂。回国后，载泽之所以对立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伊藤博文等人的影响关系甚大。先是伊藤博文告诉载泽，＂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而后，当载泽不断问及立宪对皇权的影响时，伊藤又一再肯定回答：＂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载泽密折里所列举的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其实全都是从伊藤博文那里听来的。
　　载泽曾询问伊藤博文所言是否都已付诸实施，伊藤告诉他，自己所说的这些，都已＂实行有效＂，绝非一般＂学问家＂的空谈。伊藤没有欺骗载泽，他替日本设计的宪法，的确保证了军政管理大权牢牢掌控在天皇手里。但伊藤没有告诉载泽，中日两国改革的起点完全不同，而以他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的载泽(前排中)一行在英国伯明翰。02看清＂立宪＂的真相后，慈禧临终前表示相当后悔迫不及待用＂立宪＂向地方督抚夺权，结果惨遭失败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了，史称＂丙午官制改革＂——载泽、端方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很明白：＂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块。中央这一块，＂略与日本现制相等＂，换言之，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地方这一块，＂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具体的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的理念，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是一种＂政治正确＂，督抚们自然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就成了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当然，也有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