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回国后妻子任副部长,儿子成国家栋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著名将领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陪伴着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亲历了中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的半个多世纪。
这位在八岁之前由母亲抚养,未曾见过父亲的小男孩,终成了国家栋梁。
生于动荡年代,少小离家赴苏联求学
幼年时,陈祖涛和母亲刘秀贞生活在一起,对于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年幼的他对父亲是有过好奇的,但哪怕他问了,母亲也不曾告诉他关于父亲的只言片语。
许多年后,他才知道母亲不肯提及父亲是有原因的,万一,年幼的陈祖涛泄露了其父的红军身份,一家人平静的生活将被搅得天翻地覆。
1937年,陈祖涛见到了他的父亲陈昌浩,尽管那次会面并未给他留下多深刻的印象,但父亲的归来却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陈祖涛被带到了延安,和父亲相聚,不久,他和其他革命领袖的后代一起被送至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尽管从此远离亲人,但这趟走出国门的经历也让他打下了良好的俄文基础和增长了学识,为其回国后带领中国汽车从蹒跚学步到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祖涛居住的国际儿童院,在当时主要培育各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后代,在这里他和同伴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直至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突如其来的战争使得儿童院骤然失去了强大的支持,也让陈祖涛和小伙伴们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考验。
为了生存,这群稚嫩的孩童开始自己种土豆,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去白雪皑皑的山林伐木取暖,但即便是土豆,也得珍惜着吃,陈祖涛和同龄的小伙伴因此大多都不如父辈那样高大。
但后来回忆这段时光,陈祖涛仍十分感恩,因为那些土豆救了他们的命,这种近乎残酷的生存考验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也是在同一年,17岁的陈祖涛以优异的成绩被苏联工科类院校最高学府——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录取。
这所学院的前身是俄罗斯皇家技术学院,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后来苏联很多军工权威都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
起初,陈祖涛希望能就读该校的坦克专业,但当时苏联的军工专业只招收俄罗斯族,他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与之较为相近的机械专业。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陈祖涛每年都去当时苏联最大的斯大林汽车厂实习,他认为汽车是机械类别极为齐全的一个行业,多了解汽车对学好机械专业知识非常有帮助。
1951年2月,陈祖涛从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提前毕业,不久便在离开祖国十二年后,回到了首都北京。
回国后的陈祖涛没有被立即分配工作,一时之间竟然没有一个安定的栖身之所,他的父亲陈昌浩当时在苏联,亲生母亲没在北京,他便和父亲后娶的妻子,当时在北京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同住。
组织上对陈祖涛等归国青年给予厚望,当周恩来总理问他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想去哪里工作时,陈祖涛诚恳地告诉总理,他是学机械的,对汽车很感兴趣,在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都实习过。
陈祖涛之所以介绍自己的实习经历是因为他在苏联时曾参加了关于兴建汽车制造厂的谈判,那时,他已经萌发了投身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念头。
周恩来听了他的自述也很高兴,让陈祖涛马上去苏联,参与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相关工作。
从无到有参与筹建一汽,自主制造红旗轿车
当时,苏联给了中国一份清单,上面有一百五十六个援助项目,汽车便名列其中。
陈祖涛因精通俄文,且懂得机械技术,在机械组的谈判和选址过程中担任翻译,经过一系列的谈判,苏联将在东北地区帮助中国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
陈祖涛因参与前期筹建工作,在苏联待了三年,在那三年中,中国向苏联送了五百来名实习生,其中包括李岚清等,等陈祖涛回国时,一汽已经建到一半了,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一汽的后半期建设。
一汽开工后,陈祖涛更是主动要求到一汽基层进行锻炼,担任了一汽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和发动机车间技术副主任。
随后,经过陈祖涛等一汽人的努力,1958年,他们研发出了第一辆中国自主研发的轿车 (东风轿车),很快一汽人接到了生产更高级轿车的命令。
通常国家有重要外事活动或重大庆典时,都会使用高级轿车,能否使用由本国生产的高级轿车事关一个国家的尊严。
当时的一汽并不具备生产高级轿车的条件,研发出东风轿车已是不易,但事关国家尊严,无论如何也得拼尽全力一试。
团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一辆克莱斯勒轿车,他们将这辆车拆卸开来,把零部件整齐摆列开来,让全厂的职工都来"赶庙会",即谁要是觉得自己能做出这个零部件就签订协议参与设计和试制。
在场的员工几乎是抢着签协议,很快制造汽车所需的零部件都被制造出来了,团队再在这些零部件里,选择质量最好的,历时三十三个昼夜组装出了第一辆红旗轿车的样车。
据陈祖涛回忆,当时为了造一个V型八缸发动机,团队的技术负责人硬是从几百个铸造分厂生产的铸件里面挑出了一个合格的,这才将发动机做了出来。
这辆汽车的外壳由十位来自上海的八级钣金工制造,象牙雕刻成车灯罩,丝绸包裹着座椅,造出这样一辆车要花多少钱,就连陈祖涛本人也不知道。
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当天,由一汽制造的两辆红旗车参加了检阅,六辆红旗车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全国为之沸腾。
辗转之后重回二汽,开汽车合资之风
在一汽建设中,陈祖涛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随后成了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陈祖涛去了吉林省桦甸县,1967年他的父亲离开了人世。
当陈祖涛觉得在农村当个普通的木匠也未尝不可时,机械部和二汽派出的工作组找到了陈祖涛,力劝他重回二汽工作。
重返二汽工作不到三年,陈祖涛因病接受了一段时间治疗,直到一年多方才痊愈。
这时的红旗轿车的质量问题不断,埋怨的声音越来越多,1981年,国务院曾一度决定停止红旗车生产,到那时为止,全国总共生产了1540辆红旗车。
据陈祖涛回忆,1972年的时候,尼克松访问中国,周总理带了一批红旗车在机场接他,而他自己带了一辆凯迪拉克,尼克松在周总理的建议下乘坐了红旗车,但周总理和尼克松都不清楚,这辆车白天接送他们的红旗车,在夜晚需面对一大堆人的检修,由此来保证第二天的正常行驶。
尽管国务院决定停止红旗车生产,但陈祖涛仍然抛不下那份红旗情结,从政治任务到中国汽车的象征,红旗肩负的使命意义是非同寻常的,陈祖涛决定向中央汇报,改进红旗的制造方式。
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件,多数汽车企业并不像当时的一汽一样全部自己造,比如化油器这样的零部件,都是由专业厂制造的。
有些关键总成与其自己硬造,不如去买外国的,为此,他说服了当时的领导后,购买了美国福特公司的核心总成——发动机、转向机、刹车系统,将它们装在了红旗车上。
1984年,邓小平国庆阅兵又给红旗车的改造交代了新的任务,做出防弹保险车,更具体的要求是,底盘得炸弹都炸不坏,车窗得机枪都打不透。
当时,这项改造任务由部队的同志和一汽研究所一起做,陈祖涛还为此特意去打靶厂参加射击,看什么样的车窗材质子弹能打穿,什么样的打不穿。
这当中还有个小插曲,这辆保险车要做成电动敞篷车,要求遇到紧急情况时,车顶能自动盖上,由于该技术当时国内没有,他们就到美国去问,当时美国只有部队里有,开口就要几千万美金,因为拿不出那么多钱,部队的研究所尝试着没日没夜地试制,结果还真造出来了。
陈祖涛和一汽厂长黄兆銮将两辆红旗保险车亲自送到中南海,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红旗保险车完成了它的任务。
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红旗检阅车给了人们极大的信心,陈祖涛合作研发的思路也得到了广泛认同。
尽管红旗在接下来数年里没有得到复产的机会,但合资合作的风潮却在中国蔓延了起来。
助力小轿车发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陈祖涛就倡导大力发展小轿车,他认为真正的汽车工业不能只生产卡车,我国的汽车工业必须20%是卡车,80%是小轿车。
为了帮助小轿车发展,陈祖涛参加了很多论证会,写了很多文章,跟国家领导人讨论,要求发展轿车。
但在当时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影响颇深,陈祖涛大力发展轿车的观点不仅很难获得支持,更是时常受到批评,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轿车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
1987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风潮,轿车的大门终于打开,但由于中央担心全国各地会一哄而上轿车项目,国务院特发通知,对轿车生产实行严格控制,除已批准的六个轿车生产厂外,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厂。
这六个生产厂被称为"三大三小",其中"三大"是指的一汽、二汽、上汽,这三大生产厂分工明确,一汽生产中高级轿车,上汽生产排量为1.8-2.0的桑塔纳中级轿车,二汽则生产排量在1.3-1.6之间的普及型轿车。
"三小"则为北京吉普、天津小客车、广州组装的法国"标致"三家生产厂。
1988年,陈祖涛时年60岁,不再担任中汽联的领导,他仍在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2000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口,陈祖涛给时任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建议中国汽车业调整产业政策,取消目录等审批制度,鼓励国外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汽车工业,以免错失良机。
2003年,陈祖涛卸任国家科委专职委员,过上了离职休养的日子,除了偶尔参加一下汽车业的聚会外,便是专心在家写书,2005年他出版了自传《我的汽车生涯》。
2020年9月23日上午,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委派加瓦女士代表俄罗斯政府向陈祖涛颁授了"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奖章"已九十余岁的陈祖涛全程和工作人员用俄语交流,谈及往事感慨万分。
那个八岁前未见过父亲,十几岁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青年人,如今已垂垂老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国汽车工业仍在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陈祖涛:为中国汽车工业树碑立传》驾驶园. 2017,(04)
2.《陈祖涛:我在苏联的不寻常经历(上)》名人传记(上半月). 2015,(05)
3.《陈祖涛:我在苏联的不寻常经历(下)》名人传记(上半月). 2015,(06)
4.《陈祖涛:我是一汽第一名职工》2008年03月19日 18:27 南方周末
5.《科技部离休干部陈祖涛获授"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奖章"》2020年10月20日 09:33 来源:科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