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五）

　　与其他朝代不同，蒙古人的元代始终缺乏一个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类似的盛世时期，除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政治架构过于简单、财政结构过于粗暴之外，还和元代的开过皇帝忽必烈有直接关系。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发展出盛世，都要有一个较长的休养生息时期，努力建立一套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行政架构，并利用这个架构获取常规的税收，并保证民间经济的繁荣，但元代是个例外。
　　建国者忽必烈长于军事从上台起就一直穷兵黩武、挥霍无度，没有关注如何建立这种结构，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终元一朝，政府始终没有掌握好南方的经济，正规税收不足，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措施获得收入。但政策的随意性又破坏了民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导致人民的反抗。说到底元代还是没有摆脱掠夺的生财模式，没有从行商转变为坐商，包括任用中亚的色目人征收的包税制手段等，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地方上榨取财富，将短期收益最大化，却破坏了帝国长期地经济发展和征税能力。
　　到了最后一个皇帝元惠帝上台时，元代经济已经近于崩溃，丞相脱脱进行了一系列地改革，利用政府的一切资源，一方面加强维稳力度镇压反抗力量，让社会暂时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加快改革进度，加强水利运河等基础建设和经济指导，即通过政府花钱地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但脱脱筹钱的方式却主要依靠加印钞票的方式，加速了恶性通胀，金融秩序乱套导致人们对政权丧失信心起义频发，最后军事动乱时又罢免了脱脱，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全部疆域，元朝瓦解。
　　脱脱的例子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政府往往会大手大脚花钱，大手大脚花钱导致它必须尽可能地捞钱，捞钱最简单的方法是加税和印发纸钞，这些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朝代中期，导致的是经济抑制和社会衰落，而如果发生在朝代末期，就是直接的崩溃。
　　明朝拥有着最严密的集权手段，也拥有着最笨拙的财政工具。千代的许多财政经验，到了明代却成了累赘。明代皇帝由于对金融无知，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的概念，成了空头纸币，在明代初期就已经崩溃，变得一文不值。民间为了避免通胀，不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而是自觉采用白银作为货币。白银的采用是民间自发抵制政府掠夺的行为，纸币被抛弃后，由于政府缺乏制造通胀的能力，明代反而成了金融秩序最稳定的朝代之一。
　　宋元时期发达的对外贸易，到了明代也被做成了亏本买卖，明太祖重视农业，敌视贸易，禁止中外普通贸易，只准外国人以进贡的名义前来，而又给予进贡人士过高的奖励，导致各国纷纷进贡。当政府无力支付赏赐时，又开始禁止朝贡，导致日本人只好铤而走险，开展私下贸易，被称为倭寇。明英宗被俘虏的土木堡之变，也是由于贸易问题引发。由于财政失控，明朝政府对于商业和贸易的态度愈加敌视，并最终把中国送入了闭关锁国的轨道。
　　在这之前，整个汉唐宋元时期中国社会无论是科技还是经济相对于世界都是繁华和先进的，从明朝闭关锁国开始，中国相对于世界的发展慢慢停滞，而整个世界正经历着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大贸易。到了清朝时期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乾隆固步自封再次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的经济科技彻底落后于西方国家，为大清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更是将清朝拖入了落后挨打的无尽深渊。
　　明代财政严重依赖于土地，使得政府收入不具有扩张性。明代规定了严格的户籍和土地清查制度，却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变成了形式主义，到了明中期之后，户籍与土地已经无法查清，土地数据下滑严重，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困难。明后期，大学士张居正为了整顿财政，试图改革税法，增加财政收入，采用了＂一条鞭法＂将加税的工具赋予了政府。万历后期，随着战争的开启，这些工具逐渐被滥用，军事行动带来的财政失衡导致民间经济崩溃，带来了造反潮，加上满清的压迫，使得明末在一片加税声中灭亡。
　　如果仅仅在所有集权社会中作比较，清代已经达到了中央集权模式的最高峰，它兼具了稳定和繁荣两个特点，在康乾盛世的百年之后，经过了多次战争消耗，仍然能保持财政盈余。只可惜，此时的西方已经发展出代议制宪政模式，将这个稳定的集权帝国抛在了身后。
　　人们不得不承认，清代的财政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里做得最平衡、最简洁、也是最高效的。它摒弃了一切华而不实的形式，只认准了土地，建立最方便的制度对土地征税，其余的税种都是辅助性的。前期继承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做到了税制简单，征收方便，加上清代进行的三大改革：新增人口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使得政府的财政长期保持盈余，人口快速增加，民间经济保持了百年的稳定繁荣，史称＂康乾盛世＂。康乾盛世虽然是君主专制发展的顶峰，却成为近现代生产力的阻碍，让曾经领先世界的文明落入停滞的状态。
　　盛极而衰，接下来的嘉庆道光时期，清政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出现了第一次财政危机，白莲教等叛乱对清政府财政出现了巨大的破坏，但是随后慢慢得以恢复到稳定的轨道。
　　公元1840年，中央帝国终于迎来了与西方的首次冲突，这次冲突以割地赔款为结局，也结束了中国社会与世界之间的隔绝和孤立状态。战争给清政府带来了赔款压力的同时，却又带来了巨大的机会。随着海关的打开，中国和外国的贸易额呈直线上升，中国由闭关锁国走向了开放。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也破茧而出，中国的社会转型由此展开。工商业的活跃也让政府征收商业税成为可能，使政府能够获得更大的收入。
　　真正让清政府受到重创的是随后爆发的太平天国等数次内乱，内乱对于清政府财政破坏之剧烈，已经超出了原始农业型财政能够承受的极限。但是，清政府再次经受住了动荡的考验，而且在危机中，一系列与西方接轨的财政制度正在摸索中被采纳，危机反而成了中国财政近代化的起点。除了外债的使用之外，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向着近代化转变，开始了商业税的探索。
　　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中国恢复了稳定，重新进入了一个发展期。在海外冲击带来的商业繁荣之下，财政状况得到了连续的改善。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甲午战争巨额的赔款，以及高昂的军费，终于让中国财政彻底失控。甲午战争之后的群情激愤，也已经让政府无法安抚民间。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化派与保守派都向更极端的方向演化，保守派默许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再次重创了财政平衡，清政府再也无法从巨大的失衡中脱身而轰然倒塌。
　　清朝的灭亡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再也贸易获得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