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老兵沦为通缉犯，两次找开国中将，求老首长为他证明

　　朝鲜战争中，有那么一批志愿军，他们被美军俘虏，直到停战谈判签字，互相交换战俘，才辗转回国。
　　张达是60军的一名志愿军，1951年4月，他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交战过程中失利，张达所在的180师折损将近七成，5000余人被美军俘虏，张达正是这一批不幸被俘的战士中的一员。
　　然而，待到张达1953年经过板门店回到祖国，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沦为通缉犯，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当年的第60军的军长，后来的开国中将。
　　入朝作战不幸被俘，历经万苦矢志归国
　　张达出生于一个国民党少校军官家庭，1950年，他考上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在学校加入了共青团，他被校友师长视为＂有觉悟的新一代＂。
　　此后，他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某团军务股当见习参谋，1951年4月，张达作为志愿军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张达所在的180师势如破竹，一行人突破敌人阻击，直闯釜谷里，度过了汉滩川，占据了永平、东豆川里，直入北汉江以南地区。
　　北汉江源自金刚山，是汉江的主要支流，其在汉城东侧于汉江汇合，是汉城的一道天然屏障。
　　在这里，美军以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发起了反击，首先切断了第60军的左右两翼，毁掉了我方电台车，使得第60军变成了一支孤旅。
　　军长韦杰当即命令张达所在的180师在北汉江南侧修筑阵地组织防御，拉长战线，然而，美军显然不作此想，当下包围了180师。
　　此时，180师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集中力量，突出重围；二是化整为零，将部队化成小股，最大程度保留有生力量。前者最有可能杀出一条血路，但是毫无疑问会造成大伤亡，后者可能会减少损失和牺牲，但将削弱一支队伍的整体战斗力。
　　最终，180师选择了后者，劲旅分散成三个、五个一拨，结局十分之惨烈——除了师机关和少部分战士得以逃脱，5000余人被美军俘虏，全师折损将近七成，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一大伤痛。
　　此役之后，第60军撤回后方，进行整训，而军长韦杰也被撤职。
　　随后均为从四川调来了三个基干团补入了180师，1953年5月，整编过的第60军击退韩军数百次进攻，扩展阵地45平方公里，歼灭敌人14800余名。
　　而180师趁着夜深人静，以2000余人马夺取了敌人的阵地。
　　第60军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但是张达和其他志愿军被俘人员则在战俘营里接受非人的折磨。
　　1951年5月26日下午，张达接到分散突围的命令，他记不清自己走了多远，只记得一脚没踩稳，掉进了一条山沟，醒过来之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他挣扎爬了起来，他记不得自己多久没吃东西，一边耐着饥饿，一边侦察附近。
　　看到不远处由一处茅草房，他便走了过去，屋里有个大婶，张达向她比划着，说着刚刚学会的朝语，当大婶拿出一袋玉米面，递给了张达，指了指锅灶，示意他自己动手。
　　然而，饥饿过了头的张达并没察觉大婶是何时离开的，没有察觉，为什么锅里的水还没烧开，美军的枪口就抵住了他的后背。
　　张达后来回忆起刚刚被俘的那一刻：＂我浑身没一点劲，他们把我拖走，就像拖死狗一样。＂
　　不久，他被押送到了韩国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釜山。
　　＂我上战场的那一刻，只想过两种命运，一是死掉，二是回来，凯旋归来。我从没想过，还有第三种命运。＂
　　多年后，张达再回想起被押往釜山的道路，那是他一生中走过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段路程。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在釜山及巨济洲海岛上修建战俘营，用来关押17万中朝战俘，釜山战俘营主要用来关押女战俘和伤病残疾战俘，而大部分战俘会被转押至巨济岛战俘营，张达和其他志愿军战俘被押送至巨济岛第七十二战俘营。
　　一个营团住八千多人，营团下分六个大队，大队里的战俘同住一个大帐篷。
　　一个四十平米的帐篷要住五六十个人，大家挤在一团，如果晚上起夜，回来后便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铺盖了。
　　虽然苦涩，但是张达认为，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中方和朝方坚持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这一条例严格遵循《日内瓦战俘公约》，但是美军为了丑化共产主义，推出了所谓的＂自愿遣返的原则＂。
　　当美方在战俘营推行＂情报和教育计划＂后，张达和他的战友们所遭受的折磨从肉体苦难，恶化成了精神洗脑兼之酷刑拷打。
　　台湾当局派出了75名特务，进入战俘营，建立了反共组织，为的就是扶持反共势力，令尽可能多的战俘拒绝遣返回国。
　　张达遇见了他父亲手下的士兵，他指着张达的鼻子骂道：＂小娃子，回什么大陆，共产党能给你什么好处？＂
　　张达只觉得可笑，那是他的祖国故土，若是不回去，那才是彻彻底底的流寇鬼魂。
　　1951年8月，中朝施压，催促美军释放战俘之际，张达所在的七十二联队的反共头目联合美军，强迫战俘们在＂誓死不回大陆＂的请愿书上签名。
　　对于反抗激烈的＂顽固分子＂，要在身体上刺上＂反共抗俄＂的字样。
　　像张达这样的＂硬骨头＂，一定要刺在显眼的地方，他被美军列为＂共产党死硬派＂后，胳膊被按住，强迫着刺上了＂反共抗俄＂四个字。
　　张达看到胳膊上屈辱的四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带着这个印记回到祖国。
　　红眼咬牙，他用刮脸刀的刀片，连皮带肉地剔除了这四个字。
　　1951年10月，张达组建了＂共青团敌后斗争小组＂，组员都是矢志归国的战友，眼看着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越发见好，小组的行动却被叛徒出卖了。
　　张达和他的组员被反共头目关进了监狱，他们用烟头烫他，用直流电电得他手指发乌，身体颤抖，动不动就用棒子殴打他，至于吃喝更是不用说，连日不让吃饭，为的就是摧毁张达的意志。
　　1953年4月8日，经过＂战俘自由遭返甄别＂的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坚决要求归国。
　　8月6日，朝鲜交战双方开始遣返战俘，张达和其余130多名志愿军战俘骨干、地下党领导人却被美军扣押了下来。
　　直到中国红十字会按照停战协议来到张达关押的巨济岛，进行他闹呢，张达才看到了希望。
　　9月6日，张达和一百多名志愿军战俘、地下党领导作为最后一批遣返战俘，被押送到板门店战俘交换区。
　　当张达走着走着，看到一块大牌坊，上面写着四个大字＂祖国怀抱＂，他和战友们扯掉了美军给他们换的新衣服，蹬掉了脚上的新皮鞋，以最干净、最虔诚的姿态，回到了祖国。
　　那一年，张达20岁。
　　物是人非心伤悲，求助昔日老首长
　　回归的心情是激动，几乎一连几天，张达和战友们都又哭又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家乡或军队中，而是被集中分配到了辽宁省昌图县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学习整顿。
　　在这里，张达和战友们起初受到了尊敬和礼遇，慰问演出一场接一场，学生献上的鲜花，归管处颁发的纪念章，所有的一切都让张达感动熨帖。
　　直到一天夜里，被俘归来人员的＂控诉交代＂开始了。每日八小时，反复让被俘归来人员＂交代＂在朝经历。
　　事实上，这是为了杜绝＂谍中谍＂的存在，但这对于受尽折磨的张达来说，是一种比在美军战俘营受刑更心痛的经历。
　　审讯到最后，张达的家庭出身被挖了出来，鄙视、谩骂、怀疑的目光令他心如刀割，但是张达似乎天生就善于自况自解，他迫使自己冷静下来：＂人家一步走到的，我要走两步、三步、甚至是八步、十步才能抵达，我愿意去接受这个考验。＂
　　半年多的＂揭发控诉＂后，被俘归来人员中约七百人被开除军籍，四千六百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两千九百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
　　四百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复员回家，但是每个人的档案中还装着写有＂特殊党员＂、＂内控＂、＂特嫌＂的材料，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至于，张达，作为前国民党上校的儿子，他比之其他战友更为艰难。
　　他被开除团籍，只好回到家乡，他曾经两次参加高考，却都因为政审问题未被录取。
　　为了谋生，他到县城去教中学，然而，当他的过往经历被曝光后，很快就被辞退了。
　　他还能去干什么呢？似乎，和身份有关的职业，他都不能从事。
　　川渝一带有句老话：＂拉船的人是死了没有人埋的人。＂
　　当年人民革命大学的高材生来到了岷江沿岸，当了一名纤夫。
　　他每天要蹬烂两双草鞋，如果是淡季，船靠岸了，还要去收过的庄稼地里去刨红薯根和萝卜根。
　　他打着几分零工，到化工厂去当挑水夫，到二郎山上去干临时工，去凉山修路。
　　在凉山修路期间，张达遇到了他的妻子谢兰芳。
　　可日子稍稍好过一点，张达又碰上了十年特殊时期，他的孩子不幸死亡。
　　张达忍受着丧子之痛，同时意识到，如果坐以待毙，等待自己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观察了关押地附近的地形过后，做足准备，在一个上厕所的间隙逃了出来，此后，他东躲西藏，被打成了全国捉拿的通缉犯。
　　然而，这个二十多年来工资没有超过30元，深山峡谷中躲匿的苦命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也没有放弃建设祖国的心愿，他在此期间读完了四川师范大学的函授课程。
　　同时，他想到了真正可以证明他的身份的人，原六十军的老军长韦杰，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
　　张达逃到成都后，在成都军区的大门口苦苦守候了三天，终于，一个干部见他实在可怜，便通报了韦杰将军。
　　韦杰在自己家中接见了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张达。
　　张达看着衣着朴素，面容清癯的老军长，一时间，热泪淌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是六十军180师539团的张达，老军长。＂
　　韦杰见了张达，还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他看一眼张达，便叹一口气，听张达讲了他这么多年的经历，拿个小本子，有时会记一下。
　　吃饭时，韦杰叫人添了一碗饭，唤了张达一起用餐，即使后来张达不再为吃喝发愁了，他也忘不了那一餐的滋味：＂莴笋炒肉、腌小菜、炒鸡蛋，还有花生米，味道真好啊。＂
　　他吃了一碗又一碗饭，当天晚上，他和韦杰的警卫员一起住，干爽的被褥，一下子就温暖了那露透江浸的骨头。
　　第二天，韦杰仔细看了张达带来的复员军人证等证明，当即让秘书起草了一份报告，请成都军区出具了书面证明。
　　韦杰亲阅秘书起草后的草稿后，亲自批示道：＂张达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被俘，停战后遣返回国，组织决定作复员军人处理，不属投敌叛国分子。＂
　　看着张达将这份报告捧在手中，视若珍宝的模样，韦杰叮嘱道：＂你先回去，如果解决不了问题，还可以再来找我。＂
　　不久，张达又来了第二趟，原来，他的问题被当地有心人士一拖再拖，没能得到解决。
　　1974年，张达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起来到了韦杰家中：＂老军长，我，我又来了……＂
　　张达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心下明白，老军长想帮他，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韦杰依旧是温和地接待了他，一问才知道，张达的问题不仅没解决，而且还被四川省交通厅公路局开除公职，一家人简直吃了上顿没下顿。
　　韦杰听了之后，一气之下给四川省交通厅厅长邱先忠写了信，请他站在党性立场上，为张达做出合理的安排，张达没有罪，他应该有恢复工作的权利。
　　邱先忠在受到信后，安排张达去川藏公路上的二郎山则多山上，当了一名养路工；尽管条件艰苦，但是一家人有了稳定的饭碗。
　　三十年风雪岷峨路，终甘来苦尽
　　1984年，志愿军被俘人员得到平反，张达彻底恢复名誉。
　　张达和当年战俘营中的战友张泽石在成都会面，张泽石也正谋出路，他对张达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我们这些人要赶快从历史的悲痛中走出来，为国家干点事情。＂
　　两人谈了两天，决定要去北京办一家四川风味的餐馆，张达带着家人离开了二郎山，来到了北京。
　　张达贷了五万元贷款，聘请了几位大厨，和北京市宣武区修理公司下属的一个旅社合办了＂东坡餐厅＂，餐厅里的厨具和配料都是从四川运到北京的。
　　创业初期，日子并不好过，张达被来路不明的匿名信举报过，餐厅也停办过，但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张达却没有倒下，他依旧给厨师开工资，挺过了艰难的时光。
　　张达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他的餐厅成为了王蒙、叶浅予、黄苗子等大批作家、画家和影视界人士的聚餐场所，就连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也慕名而来，专门访问张达，并将他的经历写进了《漫长的战斗》一书中。
　　每年的寒暑假，张达都会安排家庭困难的大学生来餐厅打工，定期回到家乡，为家乡失学的孩子慷慨解囊。
　　张达的一生，不可不谓传奇，从志愿军到战俘，从战俘到通缉犯，从通缉犯到养路工，从养路工到商界名人，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数不清的坎坷和高山，但他置于绝境之时，总有一股韧劲，支撑着他，爬过高山，翻阅险阻，探索新的风景。
　　2000年,67岁的张达再一次踏足韩国巨济岛，他看着呼啸的海浪，心情复杂地挥洒着鲜花，苍老的声音回荡在巨济岛上，一声，两声……那是战友们的名字。
　　参考文献：阎欣宁著. 韦杰故事[M]. 2014大鹰著. 志愿军战俘纪事[M]. 1997朱虹，赵谦改写. 冷暖人生2006 21世纪中国民间档案[M].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