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刘青山涉案170亿被处死刑,13年后儿子考上清华不敢去
天津解放之后,1950年的一天,共产党机关食堂里跑来了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吵着要找到小灶,和爸爸一起吃饭。
在食堂的干部们一眼认出,孩子名叫刘铁骑,是去年9月份被派到天津地委担任书记的刘青山之子。刘铁骑本来跟着妈妈范勇在中灶吃饭,因为嫌弃肉少,所以想来找爸爸改善伙食。
有同事们护着,刘青山只得让刘铁骑吃完了这顿饭。
可是当天晚上他回到家,就和妻子范勇两个人,因为没能看好儿子被迫搞了特殊,你一言我一句顶嘴吵架,闹得整个地委大院的同事们纷纷跑来劝架才罢休。
然而到了1965年,20岁的刘铁骑手中拿着足以报考清华大学的成绩单,却出乎意料地把志愿填成了北京石油学院。因为招生表格上,写着一串让他无地自容的文字:"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
几十年后,刘铁骑对着镜头,谈起了这不堪的点点滴滴。
好爸爸的背后
刘铁骑"搞特殊"的那个晚上,范勇不仅遭了丈夫的骂,还挨了他的打,委屈得当众哭了出来。
这件事倒并没有造成夫妻的隔阂,范勇通情达理自知理亏,很快就原谅了丈夫。
在革命年代,刘青山曾经进过国民党的大牢受过酷刑,身体从此落下了病根。当时地委石家大院所在的杨柳青镇距离天津市区有20多公里,医疗条件非常不好,因此刘青山在大院里住了没多少日子,就搬到市区马场道18号休养。
风波过去之后,刘青山很快就返回天津市区上班去了,范勇和两个孩子刘铁骑、刘铁甲依旧住在杨柳青的石家大院里。
在地委大院居住的干部和家属们,无论职位高低,一律都在简陋老旧的环境中相互照顾,吃着中央在供给制下配发,仅够饱腹的口粮。
只是母子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刘书记居住的18号小洋楼则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这里在解放前是天津国民党达官贵人居住的上流社区,装潢考究,设施高档豪华,每餐饭桌上鸡鸭不断,食堂小灶多的那几块肉比起来也十分寒酸。
刘青山每次来这里"养病"短则十天,多则半月,才勉强回到地委大院过上一夜。这里的花花世界,他瞒着所有亲戚家属。
刘青山老家在河北安国南章村,雇工出身,自1931年15岁加入共产党,到当上地委书记,他在南章村的三间破旧老房子一直由弟弟刘恒山守着,连翻修的念头都没动过。
解放时河北闹了水灾,范勇的父亲、哥哥等亲戚来到杨柳青投奔女婿避难,刘青山连一次也没有邀请这些亲戚们吃过饭。范勇想把外甥女转成供给制,也没有得到丈夫的批准。
这么一个根正苗红,公私分明的党的好干部,什么时候成了一个"两面人"?
分道扬镳的同志
1949年天津地区临时成立,新的天津行政班子由"三驾马车"领导,分别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副专员李克才。
刘青山读书不多,做事不拘小节雷厉风行,张子善正好是读书人,外表文质彬彬,心思缜密细腻,两人性格正好互补,战争年代两人相互间配合一直十分亲密。
张子善的专员一职,正是刘青山向河北省委极力推荐,由秘书改任而来的。上任第一天,两人亲亲热热,一起带着自己手下的老班底,搬进了石家大院。唯独李克才,除了夫人李冰之外,什么下属也没带。
很快李克才就发现,他这两位上司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简单。
刚解放的天津,百废待兴,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又不完善,许多事情只能是刘张两人拍板定案。渐渐地,两人就把整个天津地区的大权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成为天津地区父母官不久,刘青山在张子善陪同下,乔装打扮来到了天津南市"巡视"。
解放前,天津是北方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南市地处日法租界交接处,是著名的"三不管"地带,反而吸引到地产、报社、杂货、娱乐等多种产业畸形成长,是当时天津人著名的休闲中心。
雇工出身,在农村乡下艰苦环境中奋斗了十几年的刘青山,双脚一踏入南市地面,满眼是灯红酒绿的酒楼茶座,妓院赌场。
细皮嫩肉、肤白貌美的太太小姐们点头哈腰地迎上来讨好奉承,一声声娇美轻柔地"刘书记、张专员"充斥耳边,一顿饭能吃掉自己全家一个月的肉钱。
从南市回来,刘青山对着老朋友张子善,毫不掩饰自己的心理落差,自那以后刘青山时时就想着再去南市"训查"。
1950年秋天,刘青山把马场道18号小洋楼装修一新,迫不及待地借"养病"名义,搬进了新居。
刘青山的变化,正是张子善需要的。刘青山沉迷于澡堂戏院之间,天津地区所有的政府公文、行政事务,处理权就全部落入了张子善之手。
地委石家大院的同事们明显感受到了两人的变化。张子善虽然依旧住在大院,经常却有车子从天津满载着鸡鸭鱼肉,香烟啤酒专程给他送来享用。
刘青山则把配备给天津地委的一辆公务用美式吉普车,变成了他个人的专用车。他就经常开着车前往南市"微服私访"。
后来他眼光高了,连这辆吉普车也看不上眼,不知道又从哪里变出来一辆崭新的豪华劳斯莱斯代替,身上穿戴的手表、钢笔、皮鞋、衣物,也是更新换代,越来越高档考究。
以刘张的家庭和工资,这些东西的花费当然不是他们能承担的,于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两人面前:购买这些奢侈品的钱从哪里来?
疯狂敛财
1950年的夏天,一场暴雨袭击了天津14个区县。天津是著名的北方泽国,境内较大的河流就有9条,解放前就多次闹水灾。
为了同时解决水患和灾民温饱问题,中央决定专门调拨一批救济粮,在1950年秋开展"以工代赈",治理天津的5条河。
结果当满怀干劲劳累了一天的农民们,拿到分发到口粮一看,心里凉了半截。到手的口粮掺杂许多霉变的坏粮,份量也比规定的少了许多。
少掉的好粮去了哪里?全都被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瓜分变卖,换成了购买奢侈品和山珍海味的钱款。
这两人第一次联手,就干了一票大的,足足贪污了220万斤口粮,工地上的几万农民却要忍饥挨饿干活,甚至有人吃坏肚子丧了命。
克扣救济粮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随着新中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这样的"发财"机遇可遇而不可求,刘张二人要长期维持奢侈糜烂的生活,必须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刘青山手上正好有这么个趁手的钱袋子,名叫"机关生产"。
机关生产是从红军时期就继承下来的传统。由于中央机构长期在艰苦环境中作战,难以募集到足够资金支援地方,因此毛主席亲自带头,由各级机关自行开展生产活动,赚取革命经费。
建国初,国家主要收入投入了朝鲜战场,中央财政十分紧张。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机关生产筹措自己的办公经费。
1951年治理海河工程开工,还是采取"以工代赈"的老办法,在中央安排下,1800万斤原粮从东北运抵天津待发。
要刘青山和张子善白白看着这座金山不动心是不可能的,可再像上次那样玩克扣又容易出事,怎么办呢?
精明的两人打出了"机关生产"的名义,开办起了一家机米加工厂和河工供应站,把这些原粮磨成面粉,再发到农民手里,本该交公的加工费,就落入了两人的腰包。
这些机关生产活动的一小部分利润,被刘青山和张子善拿来买了西瓜、汽水、糖果等福利,发给地委大院里的同事们,既名正言顺照顾了自己的亲属,又收买了人心。
随着滚滚收入而来的,是更大的商机。不久,天津地委机关搬迁入城工程启动,需要采购大量木材,当地木材价格疯涨到200万元每立方,而在木材主产区东北,价格仅有72万元。
一个拿着天津地委介绍信的采购木料小组带着60亿巨款来到了东北,把巨量的优质木材运回了天津。刘张把木材倒卖给高价采购的当地农民,又狠狠捞了一笔。
此次投机实在过于疯狂,很快引起了中央注意,人民日报专门发出报道,对天津倒卖木材进行批判,也等于向刘张二人提出了严厉警告。
只是事到如今,无论是刘青山还是张子善,已经无法回头了。
在马场道18号,刘青山有一位不敢怠慢的"贵客",女商人张文义。张文义靠着一笔高价收购复写纸的生意,让刘青山赚了一亿多元的利润,从此就把天津市两个最大的官员牢牢捏在手心。
当张文义第二次向刘书记提出要做国家管控物质"马口铁"的生意,刘青山毫不犹豫就批下了几十亿的资金,然后美美地坐等分红。
谁知这一次,张文义迟迟没有消息,后来案件败露才知道,她拿了这笔巨款,存银行的存银行,挥霍的挥霍,根本没有去办什么"马口铁"的事,国家白白损失几十亿的财富。
身败名裂
刘青山和张子善如此疯狂,难道周围的共产党干部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吗?
其实早在1951年初的时候,就有经办财务的办事员向张子善提出,报销帐目核对不上,却反而招至对方的大声训斥。
办事员据理力争,随之遭到了两位顶头上司的合力排挤,向上级反映问题的申诉信也莫名其妙消失在了文件堆。
小小的办事员奈何不得这两个在天津一手遮天的攻守同盟,但另外有一个人,令两个贪污犯十分忌惮。
天津专区副专员李克才,是个意志坚定,见过许多有钱人依旧保持艰苦朴素的真正老革命。身为副省级地委干部,他乐于待在水泥地面、破烂家具的寒酸小院里,十分看不惯刘青山和张子善在短短两年间的迅速堕落。
李克才先是对两人当面提醒无果,只好开始不断向河北省委反映天津的严重贪腐问题。
为了拉拢李克才,1951年7月,张子善利用李冰生第二个孩子的机会,把200万元送到李家"补充营养"。
从灾区回来了李克才看见了这笔钱,当即发了怒火让李冰把钱送回去:"这不是他的钱,他没钱,都是非法做买卖,贪污公家的钱!"
既然收买不了李克才,刘青山和张子善也干脆撕破了脸,抢先向河北省委告起了李克才的状。
1951年夏天,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张的工作,把一人调离天津,两人都准备提升职位。谁知这个本该皆大欢喜的调动,却遭到了两人的激烈反对,原本攻守一致的同盟瞬间瓦解。
张子善引诱刘青山享乐,本就为了方便独揽大权,为日后步步高升铺路;而刘青山既舍不得天津城的花花世界,更担心走后贪污罪行被曝光,双方开始互相拆台。
河北省委这才意识到,李克才长久以来反映的问题,极有可能是事实。
最后,刘青山被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于此同时河北省委派出检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到天津地委立案调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新中国贪腐第一案的种种骇人内情,就如同被捅破的窗户纸,彻底曝光在检查组眼底。
1951年12月14日,中南海,毛主席面对办公桌上一封加急电报,一字不落地看完,勃然大怒。
这封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联名发出的电报,就是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的调查结论。
"刘青山、张子善…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人民币旧币)的巨额,借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
"…刘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瘾,据他们现在自供,刘、张二人开支及送礼即达3亿多元。为消灭贪污罪证,张子善亲手一次焚毁单据378张。"
河北省委最后报批的处分是:开除两人党籍,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
根据刘铁骑的回忆,得知自己被判死刑的当晚,父亲刘青山对看守人员表示不服,要"上告毛主席"。
刘青山知道,以自己过去立下的赫赫功劳,一定会有老同事、老上级为自己求情说话,争取一个改过的机会。事实上也的确有高级干部尝试这样做。
看守人员便给刘青山当场打开批示,看着那再熟悉不过的"毛体字",刘张二人沉默了许久。
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我可以给他们一次机会,可台湾蒋介石不给我们机会…帝国主义也不给我们机会…反革命也不给我们机会…"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入京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和张子善在保定体育场经过公审大会,被押往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之进入高潮。刘青山死后,刘铁骑、刘铁甲兄弟由国家出资,抚养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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