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

　　#头号周刊#
　　十 位卑未敢忘忧国
　　第一颗实用型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部队开始整编，发射测试站扩编为技术部，所有的单位都提升一格。就连发射测试室也要一分为二，变成两个正团级单位。因为职位空缺很多,不管是一线还是二线，绝大部分军事和政工干部都被提升一级任用。张如柏站长本来就是副师级的站长了，为人又很正派，这次被任命为技术部主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说句心里话，我自己还以为作为01号发射指挥员，这次任务完成得也很漂亮，虽然得谦虚点，没敢奢望能继续给老张当副手，被任命为副师级的技术部副主任，就算是吃大锅饭，被提拔到正团级的某个岗位还是肯定无疑的，很可能还是回到将被一拆为二的发测室去当主任吧。真是有点搞笑，我担任主任时，全室曾经被总部授予过集体一等功，现在这个室主任的权限和责任都比以前小了一半，还得算是被提拔重用。不过我在心里也琢磨好了，等命令宣读完毕，别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机会一定要谦虚几句。这么些年了，随着年龄和职务的增长，又受到过那么多的锤炼，咱怎么不也得更加成熟老练些不是？对我这种人来说，必要的虚伪就是成熟的开始。我连台词都编好了：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重用，把我放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来。今后要把它作为新的起点，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厚望，……。
　　长长的任命名单念完了，不但没有被提拔任用，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我的名字，平级任用也不行。反差是那么的大，完全没有想到。好在平时我总喜欢板着个脸，谁也看不出此时我内心的诧异和疑惑。张站长看着我苦笑地摇了摇头：＂你的任用我根本就插不上嘴，事先也没有征求过意见。＂
　　团职干部被撤职应该不是件小事情，但奇怪的是，一直就没有任何领导代表组织和我谈谈话，哪怕是指出缺点和错误，让我改正并且以观后效也好。我始终认为政治工作应该能出战斗力，平时还是比较注意部队的思想工作，但轮到自己的时候，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
　　我被免职后不久，一个被提拔的老部下偷偷告诉我，某个上级授意成立了一个调查组，了解在这次发射试验过程中，我的指挥是否有差错。幸亏这次发射指挥任务，我完成得还不错。紧急情况下处置得当，采取人工强制点火的方式，推迟一分钟，成功发射。事后还自以为是，美滋滋地认为，此处可以有掌声，个人是能够改写历史的。这就是说，部队打了胜仗后，上级先把指挥员免职，再派人调查是否因为指挥失误而导致了胜仗？好在大家都是实话实说，调查组一无所获。上级对我的处理方式是：先免职、不查办、莫须有、不谈话。
　　中午吃饭的时候，团职以上干部就餐的小食堂里，人数比往常多了好几倍，更多出了几分喧闹。新上任的干部当中，有些是从基地机关＂空降＂下来的，大部分还是从原来发射测试站营级岗位提拔上来的。大家都知道在此刻应该谨言慎行，就省去了相互间那些多余的相互祝贺，但脸上还是会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精神焕发。我搞不清楚自己的级别和岗位，又何必去扫别人的兴呢，自觉地坐到大食堂的角落里，来到了战士们的中间，一起吃着八人一桌的桌餐。张主任走进来后一言不发，拽着我的手走进小食堂，把我拉到部领导就餐的桌前，对通讯员说：＂李副站长以后就挨着我坐。＂人在倒霉的时候，别人给你个笑脸，多少年以后都忘不掉啊。
　　有个过去部下的部下，事后好几天才通知我，我的编制放在了他的组里，没有职务，就是个技术员。我当副站长的时候，有套住房外加个小院，被要求交出了一半。不久又有人通知我，再分配个新来的干部与我一起同屋合住，被我严词拒绝了。我知道上面的潜台词是：就是不想用你了。我自认为是属于士可杀不可辱、宁折不弯的那类人，给上级打了个简短的报告：如果组织上认为我没有用或是不堪使用，请让我转业！但还是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难道要我主动去找领导汇报思想？也许领导并无恶意，只是有意要刹刹我的傲气；也许我要是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基地机关找了领导，一个大大的误会就会被破解，我的工作经历就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时候还不兴＂买官＂，但经常主动找领导汇报思想还是可以的；而且也大有人在，效果还蛮好的。可这偏偏不符合我的性格。我认为当兵就是打仗，打好仗就行；喜欢把任何事情都放在桌面上，光明正大地进行。我只是在反思：我犯了什么错，还是为什么事得罪哪个领导了？但怎么也想不明白。
　　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前途在哪里？在人前，在面对着过去部下关心、惋惜和猜疑，甚至个别人嘲笑的表情，要装出一幅无所谓的硬汉样子。在人后，还要忍受着浪费青春、思念家人的痛苦。我们那一代的军人，像我这样军人家庭出身的技术指挥干部，并不很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更看重的是从事伟大事业的荣誉感，享受着书写和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那份快乐。此时无助无望的我，空有一番抱负，却有劲无处使，内心的痛苦常人很难理解。就这样没有工作，无所事事，甚至政治学习也没有人通知我参加，荒废了将近两年的时光。
　　1988年初，部队接受了发射第二颗实用型通信卫星的任务。我仍然没有职务，甚至没有安排试验任务中的具体岗位，只好就在阵地上随便溜溜。过去我远远见到部队领导，喜欢绕个弯走；现在呢，领导见到我，都知道我急眼了，也开始绕弯。过去的部下们还是习惯地叫我李副站长。航天部的同志还是把我当作01，见了面格外地亲热，老是01长01短地叫个不停，他们就是故意说给别人听的。任新民总师见了我的面，仍然还是叫老李，但是我从他的眼神中，能够看到内心的疑惑与不安。
　　在技术阵地的水平测试阶段，航天部12所负责综合测试的高智告诉我，陀螺平台有点异常，虽然输出信号仍在合格的范围内，但略微有点波动，又解释不清具体的原因。老高是老严手下一名资深的高级工程师，性格却和＂严大炮＂截然不同。老高是个慢性子，思维缜密，说起话来慢条斯里，即使是在和大家一起讨论技术疑难问题的时候，说话的口吻也好像是在向青年人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部队里人喜欢起外号，有人私下管他叫做老太婆。
　　＂你和老严向总师系统报告了吗？＂
　　＂报告了，只是叫我们注意观察，可我还是不太放心，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和老高是多年的老战友，相互间非常了解，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觉得事态有点不妙。我从事发射试验工作快二十年了，飞行、发射控制系统，是我最擅长的专业。经验告诉我测试信号发生变化的规律性，要远远重要于信号变化的幅度是否在合格范围内。况且，陀螺平台又是飞行控制系统里最关键的一个部件。搞我们综合测试这一行的,有时候更多需要的是经验、直觉和悟性。
　　接替我担任01指挥的是个副师级别的老同志，是长期在首长身边工作的机关干部；虽然对于发射流程很清楚，人品也很好，但未在基层从事过技术指挥工作。而且按照规定，技术责任应由航天部负责，部队只管操作即可，所以这时他也束手无策。
　　这时候我办事不计后果，不考虑身份的老毛病又犯了，好像自己还是个01。＂老高，立即通知航天部试验队，在二楼会议室开会,讨论陀螺平台的事。＂
　　＂通过调度系统，说是军方通知召开的会议吗？＂
　　＂不行，还是实话实说，就说是86届01个人召开的吧。＂
　　航天部的同志们都知道我的处境，更了解我的为人。当听说是老01召开的会，也就半个小时，有关部门的各级总师，谢光选总师、范士合总师、王之任总师、总体部部长龙乐豪、12所潘所长、冉所长，来了好多人，当然也少不了严殿起和高智。就是部队的人都没有来，因为我没有调动部队人员的权利，也不想在没弄清楚原因之前，把动静搞得太大。我先讲了开会的目的，经过讨论，大家的认识趋于一致，认为可能存在着故障隐患，应该立即向上级汇报，停止火箭由水平测试的技术阵地，向垂直测试的发射阵地转场。这时候**听说我在召集开会，赶了过来，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虽然他也认为我们的建议有道理，但问了个问题：＂测试数据是否在操作规程规定的合格范围之内？如果测试数据是合格的，你们仍然要求停止转场，查明原因，那还要测试大纲干什么？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能够听懂**的意见：远望船队都出海了，中央关于发射的日期也初步确定了，这时候没有确切的根据就要求推迟发射，将如何向中央报告？看得出来，严殿起和高智两个人心有不甘，嘟嘟囔囔地还想再争争，我坚决地宣布散了会。这个会是由我组织召开的，本来就有点不伦不类，况且又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判定陀螺平台就一定有故障，仅仅是有点怀疑而已。他们俩要是惹得领导们不高兴，最后还得由我来背黑锅。当然了，这件事要是搁在以前，要是我稍微还有那么点权利，要是我没有吃过那么多的霉头，要是我还是01指挥员，我肯定是不会放过去的，即使那样又会迎来一场＂暴风骤雨＂。不在其位，无法多谋其政。这时候的我，可是要比从前＂稳重＂多了。
　　曾经有个哲人说过：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但哲人却忘了告诉人们：平等的机会带给每个人的结果，却并不总是平等的。这个机会带给我的仅仅是个苦涩的回忆。
　　还是出了大事！火箭在发射阵地进行临射前的最后一次总检查，全面模拟火箭飞行的全过程，地面供电转换为箭上电池供电后，陀螺平台的输出信号突然出现了较大抖动，致使整个飞行控制系统失稳。初步判断问题出在陀螺平台系统。但糟糕的是，连续更换了两个备份的陀螺平台以后，故障依旧，再也没有可以更换的备份仪器了。这些平台在地面单元测试的时候都是合格的，不可能同时失效，那么造成信号抖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只有在最后一次总检查时才出现？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种故障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无更好的办法了，发射场陷入在一片茫然的气氛中。
　　中午吃饭的时候，张主任向技术部的几个领导介绍了上午开会的情况：＂刚才发射指挥部紧急开会，研究了火箭故障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形势很不好。从现在的情况看，发射程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除非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的原因，并且在现场解决问题。经过分析判断，都认为这个故障属于火箭研制阶段未暴露出来的重大隐患，在靶场现有条件下，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谢总的意见是：这种故障属于非线性的小信号抖动，美国NASA的文献里曾有过类似的记载，但人家是如何解决的却对外保密，没有透露。任老总的意见是：取消这次发射任务，火箭拉回北京，远望观测船队返航；组织全国的专家在实验室里分解陀螺平台，进行技术攻关，争取在六个月内给中央拿出结论。中央专门下发过一个独一无二的文件，规定在试验任务中，任新民同志有最后的拍板权。其他老总和部队领导们都同意他的意见。只是因为时间紧，程序没有进行完，指挥部下午还要继续开会；但如果没有别的意见，今天就要向中央正式报告，取消这次发射任务，三天后试验队返京。＂
　　美国人给过我一个公式，是专门用来计算火箭在试验场，每推迟一天发射，直接和间接的损失有多少。我也曾经用它给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计算过，那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可要是取消一次发射，六个月或者一年后再重新组织发射，损失该如何计算，我就不知道了。听了张主任的话后有点着急，随口说了句：＂这样一来损失就太大了。什么NASA、SANA的，这种故障也没什么了不起，让我来鼓捣鼓捣，有个十天半月的兴许就能解决。＂
　　从业多年，我经历过发射试验失败，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火箭或者导弹坐在发射台上打不出去，又查不出具体的原因，只好灰溜溜地拉回工厂去的情况。这对于发射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次引发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凭着一种直觉，不服气地随便说说。反正是无职无权，不负责任地发发牢骚而已。张主任了解我，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没有说话。
　　晚饭前，张如柏主任突然把我叫住：＂指挥部开会决定了，由你负责解决故障。有什么条件？＂
　　我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听了就犯傻。更着急的是我没有参加这次测试的全过程，对于平台故障没有丝毫的破解线索。这么大的事，我开的一句玩笑话你怎么就认真啦？怎么事先也没有和我商量一下？况且我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自动控制，陀螺那是另外一门学问，有着专门的学科教研室，里面的道道儿可深着呢！我真后悔自己说话直来直去的毛病，又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给你三天的时间，要是三天之内解决不了，再正式向中央报告，取消这次发射。＂
　　＂为什么时间这么短？老总们说过组织全国的专家，在实验室里攻关还需要六个月呢。＂
　　＂没有时间了。今天是2月底，原来预定的是3月4号发射，所以必须在三天之内给中央拿出明确的意见，打还是不打？＂
　　这时候我还能说什么呢？说干不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我既没有职务也没有岗位，况且又不是在开会时的正式发言。可张主任就尴尬了，而且交代不了，他是指挥部的正式成员，是领了军令状回来的。我后来听说，在当天下午的指挥部会议上，张主任和基地、甚至更大的军队领导之间，为了要不要利用最后的三天时间，由部队来负责查找故障，再拼一把，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争执，最后还是任老总拍板支持了他。张主任资格老，组织能力强，为人正派，在部队里威信很高；与我完全没有私交，但工作关系却非常融洽。他有个和我同样的＂毛病＂，说话直；明明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却让人觉得是在抗上，所以提拔得非常慢。
　　嗨，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呗，大不了三天后报告说没找到故障原因，又能怎么着我？大家都在袖手旁观，谁不服谁来嘛。反正我现在已经是虎落平阳，最多再变成个龙困浅滩。要是万一成功了，那可是改变我现在处境的唯一机会。来不及细想：＂三个条件。＂
　　＂说！＂
　　＂第一，因为牵涉到这个问题的机构太多，部队和地方通通听我的指挥，由我来全权负责组织查故。我要点兵点将组成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无论是谁，让谁参加谁就过来，别的人都躲我远点。＂
　　＂为什么？＂
　　＂每个人的水平我都知根知底，这个工作班子，要由我挑选出来最有能耐的设计人员组成。在这个节骨眼上，领导干部的多少和办事的效率不一定能成正比。你们是个人就比我官大，要是来了个小排长想听我的汇报，我讲不讲？不讲又是目中无人，可是我***有那么多时间给你们汇报吗？＂
　　＂同意！＂
　　＂第二，给我配个参谋跑腿，也方便向你们＂告密＂；再配辆车，便于我找人拉器材。＂
　　＂同意！叫小党跟着你。＂
　　＂第三，假如我把故障解决了，你们无条件放我转业，我受不了这样不死不活的待业了。＂
　　张主任听后愣住了，他可能还以为我会提出个人在职务或者荣誉上的要求呢；犹豫半天还是答应了我。我相信张主任是说话算数的，可是事后忘了问问，基地领导和发射指挥部究竟是如何答复他有关我三个条件的。平心而论，我当兵多年还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在我的心目中，向领导提出升职、立功之类的要求不是件光彩事,组织上应该是知人善任、明察秋毫的。我当然是在向领导讨价，只不过是在自我贬低似的还价；当然也是在借机要挟组织，只不过是要挟组织别再＂修理＂我了，放一个他们不想使用的干部转业而已。在这种情况紧急的时候，我要是要求官升一级，立个一等功之类的，恐怕指挥部也会同意呢。多少年来，我一直没能摆脱这样的心结：本分人就是吃亏，我应该提点个人要求吗？
　　就这么样，我不明不白的，既是自告奋勇，又是被逼无奈，当上了个干好了没有功劳，干坏了增加＂罪过＂（肯定会有许多不干事的人出来说三道四）；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级别，叫作什么名称的官。
　　晚上我认真地思考着明天的工作方案。基地里没有陀螺实验室，只有一个单元测试间，技术手段远远不够，我必须另辟蹊径。因为情况不是很了解，就给过去的老部下，长期主管三级仪器舱的工程师张合高，打了个电话询问一下使用情况。这时突然想起来，东风*号导弹、长征二号火箭也是使用了这种类似的陀螺平台设计，会不会有点借鉴作用呢？就赶紧追问上海航天局的同志，以前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他们查了下底档，坦率地告诉我以前只遇到过一次，更换一个备份的平台后，系统工作就正常了；都以为那只是陀螺平台偶尔出现的质量问题，所以一直没有人深究其中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已经定型生产的陀螺平台系统，尤其是包括担任战备值班任务的战略武器里，还存在着这么大的隐患，以前怎么就没有人重视呢？我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在给我三天期限的第一天里，因为大家都是毫无头绪，只好先带着上海航天局搞陀螺和北京火箭设计院搞综合测试的同志们（部队里只有作试参谋党柏稳和平台测试组长麻锁全参加），做了几十次各种不同状态下的试验，通过反复揣摩故障出现时的规律，来推断发生故障的可能原因。收获不大，仅仅发现随着供电电压的升高，平台的输出信号会开始出现轻微抖动，但具体原因还是不明。上海航天局的高级工程师祁汉祥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使我深受启发。航天部门有着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所以最初我的判断是，各个单机出现质量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生产单位点多面广，综合测试这一环节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有可能问题出在系统匹配或者单机设计指标不合理上。反过来说，如果问题不是出在这一点上，以我现有的实验条件，也不太可能查得出来别的原因。因为在宝贵的第一天里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我有些着急了，下班前，要求各有关单位发扬航天人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传统，严格检查本单位设计图纸的合理性；如有瞒报，力斩不赦（其实我一点权力也没有）。虽然都是老熟人，老朋友，甚至还有老总，但在工作时，我说起话来还是蛮狠的。索性第二天不再加电做测试，由平台系统涉及到的每个仪器的主管设计师，分别汇报设计思路和图纸，或许从中能找到些线索。
　　此时发射程序已经完全停顿下来了，整个靶场、航区，甚至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消息。我也能体会到这时候各级老总们在测试间、会议室外面徘徊，等待消息的焦急心态。都急啊，如果故障解决不了，损失太大，时间也耽误不起，航天人有何脸面回去向国人交代？这时候我无意中还听到些很难听的风言风语，又根本无法为自己辩护，身心俱疲，觉得压力格外的大，随时都有要崩溃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从不失眠，这时也患得患失起来，怎么也睡不着，想得很多很多。索性起来，把平台系统所有仪器的使用说明书、电路图都翻出来，一张张的仔细研究、预习一下，试图先找出每个仪器设计中容易发生的误区。说实话，我是搞综合测试的，因为当时元器件的质量问题，已经使得我焦头烂额，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故障；还需要以防万一，绞尽脑汁制定出各种系统故障预案。堆积如山的单元仪器图纸，大多只看过一次，甚至有些根本就无暇顾及。
　　第二天上午开汇报会，我把可疑的对象排了个队，最值得怀疑的排在前面先进来汇报。第一个汇报图纸的是负责平台回路放大器的一个老工程师，因为我对其中校正网络的相裕度指标，有所怀疑。大约讲了十几分钟，大家都认为没什么问题就放过去了。每个人的脸色都有点凝重，每出去一个人，就意味着我们离成功又远了一步。
　　系统复杂，涉及众多，有关听＂审＂的人员怀抱着图纸，在会议室的外面排了一溜。＂叫下一个＂，那场面就好像是在提审犯人。出乎意外，进来的却是德高望重的任老总。有好几个人，尤其是那个祁汉祥，看到这场面都觉得有点滑稽，想笑却又不敢，拼命地低头捂着自己的嘴，搞得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老李，我就进来听听，不吭气。＂吭不吭气是老总的口头语，老头子终于忍不住，还是闯了进来。本来我提的三个条件主要是针对部队的，怎么可能拒绝他呢？讲心里话，在任老总面前我始终就觉得自己像是个任性的孩子，童言无忌，所有技术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说错了也无所顾虑。
　　因为信道间相互干扰，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需要相隔一度，这就有了个＂预约登记、先到先得、过时不候＂的国际协议。如果发射失败，按照协议，分配给我国的轨道位置很快就要失效，外国公司定会迅速抢占，中国将永久地失去在家门口拥有卫星通信的合适位置。任老总是我所认识的科学家中最敬佩的一位，尤其是在1984年1月29日，第一颗试验型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发射取得部分成功后，他采取的一系列技术改进措施，那真是令人拍案叫绝，真正的帅才所为。很快就取得了同年4月8日，第二颗试验型卫星发射、定轨完全成功的辉煌业绩。同步轨道的通信使用权，是我们那一代航天人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
　　紧跟着，第二个进来汇报的是上海**厂负责稳压电源的董工。听着他十分自信的叙述，我却听出里面好像存在着什么问题，不礼貌地打断了老董的汇报。越是自信的地方，往往越不安全。董工的设计思想是：在满足所有设计参数指标的基础上，电源的好坏与带负载的能力有关，电源的负载能力越大质量就越可靠。总体设计部门要求的输出功率是*瓦，可实际生产出来的电源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瓦，大了十倍。
　　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采用模拟电路时，这种设计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妥，大马是可以拉小车的，但此时却不一定能行得通。因为这种电源的电路设计，部分采用了最新的脉冲数字电路。我在大学里学习时，算是个学霸，总是认为没有什么可学的，课程浅，教得慢，不爱听课。喜欢到图书馆去看各种最新书刊，印象最深是一本美国人写的，刚出版的英文原著＂最优控制论＂。而且，对兴起的一种技术，脉冲数字电路也下过死功夫。因为当时我敏感地察觉到，即使电路的逻辑图设计是正确的，但如果不对电子器件的时序，也就是与非门所需要的响应时间精心考虑，一定会出问题。
　　这种平台电源使用了一种电子开关。其原理是，当某种原因引起外部供电电压升高时，电子开关控制的脉冲宽度就要自动变窄来保持输出电压不变。话说起来太绕口，我干脆走到黑板前，画起了电路中各个节点的时序和波形图。最后，矛盾集中到了这个电子开关上。在正常情况下，控制脉冲的宽度应该大于*个微秒，就是因为盲目地提高电源的负载能力，使得电子开关的脉冲宽度，在仪器生产调试的阶段，需要调得窄一些。当负载仍然较小，但是外部供电电压变高，需要脉冲宽度进一步自动调整变窄时，电子开关的响应速度可能跟不上了，矩形波很有可能会变成锯齿波，引起平台系统输出信号的抖动。通俗一点说就是，如果你可以一秒钟开关一次门，当需要开关两次时，手劲却跟不上了。这样，由开始时怀疑的时序设计有问题起，到最后发现不是时序问题，而是设计思想有缺陷，电路设计不合理。我有种＂踏破铁蹄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预感，一兴奋脑子里就变成了一片空白，手也哆哆嗦嗦的，波形图怎么也画不对。人也极度疲劳，站在黑板的面前直发呆，说不出话来。
　　＂老李，你画反了！＂任老总笑眯眯地望着我。这个老同志，思维总是那么敏捷，别的人都还没有反映过来呢。
　　＂老总，你不是不吭气的吗＂？大伙儿全被我和任老总这一老一小给逗乐了，刚才憋了半天的那几个人这时候笑得最欢实。我们当时已经陷入时间的困境，再也没有退路了，哪怕是看到了一根稻草，大伙也会认为看到是一丝成功的曙光而激动万分。我对平台总设计师，上海航天局的许道平说：＂连转接盒，架示波器，就看这点的波形。＂大家急不可耐地跑回一楼的平台单元测试间，当看到示波器显示出来电子开关上的方波信号，随着外部供电电压的升高，逐渐地变为锯齿波形状，陀螺平台也随之产生了震荡，理论分析和实际测量结果完全相符后，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测试间里顿时沸腾了。在测试间门外，一直在焦急等候着消息的各级老总们，听到屋内的一片喧闹声，也不请自闯了进来，每个人都是喜笑颜开，欢天喜地的样子。我看见***激动得不能自抑，偷偷地站到墙角抹起了眼泪。压力越大，成功后的欢乐就越是妙不可言。
　　此时距离上级给我的三天期限还有36个小时。
　　下午写出的故障分析报告，两页纸都不到，里面个人的作用一点也没提，只是简明地给出了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案。为了避免对仪器开膛破肚后，还需要把仪器送回上海去做各种环境试验，严重推迟发射日期，我经过仔细思考和计算，又请高智核实了一下，发现在外部电缆与仪器的连接处，巧妙地串联上一个一欧姆的电阻即可。一个极其复杂的故障，解决的方案却是这么简单。
　　最后又出了个小插曲，不知道该如何署名了。虽然排除故障是我领的头，但功劳应该是大伙的，总不能以个人的名义上报吧？我唿唿啦啦地点了来自七八个单位的十几个人，一起干了两天，这时候才想起来，总得有个称呼吧？就像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群众组织起名那样，什么委员会呀攻关组的，大家七嘴八舌。有些人觉得委员会的名字好（起码在座的都能搞个委员干干）；也有人出了个主意，咱们就自封为＂平台故障排除小组＂吧。我同意了这个名称，低调。我已经被人挑毛病挑怕了。这年头真正有绝活的人少，不干活却爱挑毛病的人却不一定少。因为平台系统全部是上海生产的，这几天上海航天局同志的压力非常大，况且还涉及到以前已经定型的产品（估计事后生产单位会偷偷摸摸地把早已定型，并交付二炮部队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缺陷产品都更换过来，否则打起仗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北京的总体设计部门，尤其是高智，对上海有关部门同志的意见非常大。虽然平时在讨论技术问题时，我常常与人顶牛，但是目标却是一致的；我不喜欢同志之间，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多了些隔阂。凭着多年的交情，严厉地制止了他。刚好，看见上海航天局的总工程师龚德全在会议室门口晃荡，觉得在这时候让老龚来当这个组长更合适些，多少也能给上海的同志减轻些压力。老龚当然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没有丝毫推脱，只是让我无论如何也要以副组长的名义签上字。党参谋是个老陕，这时候拧脾气上来了，在边上不太服气地嘟囔：＂实事求是地讲，＂饿＂觉得还是应该由＂饿＂们李副站长作为组长来签名,因为……。＂
　　＂饿什么饿，饿了吃饭去＂。我认为这时候签的名，首先是一种荣誉，其次才是责任，但是此时这种荣誉，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算是看透了，这会儿就算是把蒋介石活捉了，领导也不会说我好的，还是让给更有用的单位吧。报告终于完成，我把它往抽屉里一扔，脚往桌子上一搁，靠在椅子背上长嘘了口气，又恢复到了原生态。＂不是给了我三天的时间吗？报告不许交，明天晚上12点再交！＂我也就是堵堵气。这时候早就有人向指挥部报喜去了，我的报告交不交都无所谓，只是个存档问题。
　　我有自知之明，部队里日后例行的总结表扬时，我的名字是不可能出现的。老张也帮不了我，否则好些事情就解释不清楚，该是我自动下岗的时候了。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想法，事后连半句好话都没有听到过。不过，倒是落了个心安，位虽卑，始终未敢忘忧国。
　　1988年3月7日，第二颗实用型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于3月22日，成功地定轨于东经87.5度的赤道上空。